（江平：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民商法学博士生导师）

　　很高兴今天参加京都成立20周年的大庆，关于依法治国与律师使命这个题目，我想围绕着维稳和维权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在现代社会，维稳和维权始终是发生社会剧烈冲突和矛盾的一个焦点，这已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过去讲维稳，就是不要闹事，谁闹事谁就破坏稳定，谁就违反了维稳的最高原则。维权当然就是要强调律师的作用。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在依法治国方针的指导下，关于维稳和维权要有新的理解，尤其是维稳。不能简单地说，政法委、公检法和国安部门等权力机关是维稳的主力，对破坏稳定的闹事者一律制裁。维稳的前提是国家是在有序的状态下管理运行，则破坏了这个有序状态就是破坏了问题。一个国家能够依法治国，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有序运行。那么，在依法治国的语境下，如何理解有序呢？具体言之包括两个层面：（1）要有规则来指导国家运行。有序的最重要基础就是规则的指导，如果压根不存在规范运行的规则，怎么能叫做有序呢？（2）权力的运行要有序。如果权力运行都没有做到有序，比如法院的司法权力运行无序、公安机关的运转无程序可依或者不遵守程序，那么怎么能够说国家处于有序状态呢？维稳不仅是公权力对私主体破坏稳定的纠正，私权利也要求公权力的有序运行。只有在两个层面基础上理解维稳，国家才能够处于正常秩序中，人民权利才能够得到保障，律师的权利才能够得到保障，才是符合现代依法治国要求的维稳。

　　维稳和维权都是全社会的事情。只有公权力强调维稳，私权利强调维权，这样理解是片面的。在这种语境下，检视律师的使命，也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维稳方面的使命。一方面，律师能够为社会规则的制定作出贡献。我国当前的立法尚有很多不明确或欠缺之处，律师应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参与立法过程，提出立法建议等。在立法的不完善方面，如互联网领域的犯罪认定，尚无法律层面的规范，仅有司法解释，能否作为治罪的标准？司法解释中关于“造谣”犯罪化的规定，如何界定“造谣”和“严重造谣”？再如有的律师被控告挑拨民族纠纷、民族仇恨，这个“民族仇恨”有什么法律依据呢？另一方面，律师有责任对司法程序的正常运行进行监督。律师如果发现司法过程有哪些不符合司法程序，有哪些地方侵犯了老百姓的权利，应该予以制止，大胆地提出法律意见。二是维权方面的使命。律师本身的职责就是维权，这里的“维权”并不专指维权律师，律师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就是维权。从维权的角度而言，所有律师都负有保护人民群众的重要责任。

　　京都律师事务所提出了《保障律师执业权益建议书》，这是一个共同的请求。在律师维护人民权利、维护国家依法治国这个前提下，我们呼吁我国在规则制定和权力运行方面应赋予律师自由、责任和应有的保障措施，呼吁全社会都为律师权益保障和律师人身安全来奋斗。律师在表达自己意见时比较尖锐，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人身安全就受到威胁，这一点必须引起关注和警示。如果公权力动辄就对律师采取强制措施，这并不是一个国家律师制度健全的标志。律师只有自身的安全得到保障，才有可能尽到保障他人权利的责任。所以，保障自身的地位也是律师的使命之一，这一点更应得到强调和贯彻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