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京都20岁庆典。所里要出本书，每个人都要写点什么，以作纪念。
京都人的故事很多，不同的人和京都有着不同的渊源、不同的情结、不同的故事。
京都的一伙（一级合伙人）与京都的创始人田文昌大律师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师生、师徒、同乡、校友、朋友，等等。共同的地方是，大家都是他的粉丝，对偶像的敬仰及与京都共同发展的愿望让这些人聚到了一起，围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圆，而他就站在这个不规则的圆的圆心上。大家都叫他田老师。
京都的一伙与京都的故事，实际上就是与田老师的故事。
我和京都的缘，也就是和田老师的缘。
初见田老师
1984年的12月，政法大学的礼堂，一群操着不同的口音，穿着现在看上去土得不能再土，基本上都一个样式衣服的大一新生们，喊着叫着挤了进来。这里正在举办纪念12.9运动的大合唱。
大合唱已经开始，台上的师哥师姐们正满怀激情地唱着，抒发着对革命先烈的敬仰、对今天美好生活的热爱，还有对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青春的凌云壮志。
一个高高大大的男人，站在舞台的中央，面对着合唱团员们用力地挥舞着臂膀，师哥师姐们的眼神追随着他的手，跟着他手臂挥动的节奏，雄壮的、激昂的、让人热血沸腾的旋律便塞满了礼堂的每一个角落。
虽然只能看到他的背影，但从他每一个干净、利落，有力且节奏鲜明的动作中，夹在人群中的刚刚踏进法大校门的我，似乎感觉到他的内心和对面的大学生们一样充盈着激情与豪迈，似乎看到他的脸上满是动情和庄严。
这个指挥者就是田老师。那一年，我19岁，他37岁。
在法大的四年中，田老师没有给我们经济法系84级的学生讲过课，那时的他是法大法律系的副主任，主讲刑法，他的课堂上总是座无虚席。
四年中，除了那次礼堂的背影，我没有再见过他！
初识京都
1995年的金秋，从法官队伍中走出来，已经做了半年律师的我出差从哈尔滨来到北京，闲暇前往位于凯奇大厦的京都律师事务所看望同窗好友。
1995年2月13日，田老师辞去法律系副主任的职务，率领几名法大校友创办了京都。
凯奇大厦的京都，办公面积三、四百平方米，人员规模不大，像《沙家浜》里胡传魁的一句唱词一样，也就是“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谈不上兵强马壮，在业内也没有多大的影响，但此时的田老师，已经成功地代理过因西北航空公司航行延误引发的乘客集体诉讼案，已经因扳倒大邱庄的禹作敏而轰动全国。人们的记忆中似乎没有“京都律师事务所”，有的只是“田文昌”。
在凯奇大厦，我第二次见到了田老师。在同学的介绍下，我第一次和他握了手，从此，我们相识了。
以后的几年中，我和他没有再见过面，彼此的印象和了解似乎都是通过他人的介绍。
对于京都，渐渐地，我的脑海中只剩下了在凯奇大厦见过的那块写有京都名字的牌匾。
同台辩护与拜师
1999年至2000年，全国十余个城市相继出现了多起持有假金融票据到银行贷款、贴现的票据诈骗案件。经侦查发现，该等系列案件所涉及到的金融票据均出自于广东省河源市，一时间，以河源为犯罪起源地的系列票据诈骗案件轰动全国。
2002年4月2日，哈尔滨市中级法院受理的前述系列票据诈骗案中的一个案件开庭审理，共有六名被告人，前四名涉嫌实施了票据诈骗行为，被控犯有票据诈骗罪，后两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涉嫌因失职被骗致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被控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田老师是第一被告人的辩护人，我是第六被告人的辩护人。
这是我和田老师的第一次同台辩护。
此时的我是哈尔滨的一个律所的主任，一个做了七年刑事审判工作后又踏入律师行业七年，以刑事辩护为主业的律师。而此时的田老师，已经经历了沈阳刘涌涉黑案的风风雨雨，已经是中国刑辩领域的大人物。
实事求是地讲，我在此案中的辩护是成功的。我在法庭上的表现赢得了旁听群众、被告人及家属的赞许，也得到了法官、检察官的好评，更有意义的是，我得到了田老师的认可。
他并没有送给我更多的赞扬，在简单地肯定之后，他说“你可以考虑到北京来，北京的市场更大，更适合你，京都也需要你这样的人”。
那一夜，我第一次尝到了辗转反侧的滋味。他的话撩拨着我本来就有些不安分的心，曾经有过的念头又重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开始认真地构思着未来！
2002年4月4日的中午，在为田老师饯行的宴会上，我走到他的面前，郑重地举起酒杯说：“田老师，在法大读书期间我没有听过您的课，总觉得算不上您真正的学生，今天，我想拜您为师，正式成为您门下弟子”。他没有多说什么，微笑着举起了酒杯，说了一句：“来”。
我知道，他接受了我。
“田老师，按照旧社会的拜师礼，我应当给您磕三个头，今天，咱们来个新社会的拜师礼”。
深深地，我给他鞠了三个躬。
从此，我成为了他的一名弟子。
再次受邀的难言情怀
2003年的国庆节期间，我以黑龙江省律协刑委会主任的身份邀请田老师到哈尔滨，给在哈市的一千多名律师授课。课后，省律协安排秘书长一干人等全程陪同他到位于牡丹江的旅游胜地镜泊湖转上一转。
十月的镜泊湖，已不再是游人如织。秋末的冷风不仅吹走了夏日的五彩斑斓，也吹走了湖面上往日的静谧与温柔。月光下的湖水泛起微微的波澜，远远地看上去，犹如一面破碎的镜子。
岸边的椅子上，我和田老师面对着面地聊着，茶杯里的水已经彻底地凉透了，我们却似乎都没有感觉到东北十月里的晚上那初冬的寒意。
一年多没见。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多的事。
2003年，非典肆虐了几乎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北京是重灾区之一。
田老师告诉我，自1995年成立以来，2003年的京都经历了最艰难的一年。为了减少疫情传播，很多单位尽量避免人员流动及聚会，这对于服务于大众的律师事务所来说，毫无疑问要受到影响。鉴于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京都的案源绝大多数来自外地。人员流动的减少，尤其是人们对北京疫情的恐惧，很多要来京都聘请律师的当事人望而却步，京都的业务创收严重下滑。用田老师的话说，这是“天灾”。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京都一些合伙人的心也有些乱了。为了扩大规模，大踏步前进发展，此时的京都刚刚从金融街迁址到寸土寸金的人寿大厦，经营成本大幅提高。突如其来的疫情，急剧减少的创收，使得原本就有些负重的京都人举步维艰。是咬紧牙关继续前行，还是收缩规模退回到原来的状态，京都的合伙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并各持己见。最终，一部分合伙人离开京都另立了门户，田老师带领着剩下的“大胆儿”们继续坚守。田老师将这次“分家事件”称为“人祸”。
在聊到这些的时候，田老师的语气并未现沉重，但我似乎感受到了他曾承受过的那种压力，似乎目睹了他是怎样熬过那些难眠的夜晚……!
“到京都来吧，京都最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他看着我，举起茶杯随即又放了下去。
我知道，他不是在客套，他说的是心里话。在他的眼睛中，我读出的是真诚相邀。
良久的沉默。我的心中泛起一种难言的滋味。
我生来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施展一番，这是我一直的梦。
能得到田老师这样的人的欣赏和邀请，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
但是，京都最艰难的日子刚刚过去，我就来到京都……，我怎么都觉得这似乎是“能同甘不能共苦”，怎么都觉得这似乎是在占便宜，怎么都觉得此时去京都有些不够仗义。
“田老师，现在我还不适合去京都”。我看着他，心乱乱的。
走进京都
2005年10月7日，我公出来到北京。此行还有一个目的：见见田老师，和他聊聊我来京都的事。
2005年，是我的不惑之年。有很多事真的是刚刚想明白。30岁辞去法官做律师，整整十年都在一个城市，一切都熟的不能再熟，也该换换环境了。虽然在别人的眼中我也算是名利双收了，精神的、物质的，该有的都有了，然而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像我这种不安分的人，总是希望不断接触新的东西。北京的市场是哈尔滨不能比的，到大城市转转，开阔一下眼界，不论未来怎样都算不白活一回，何况自己还不算一个庸人，何况还有恩师罩着，何况四十岁已经是时不我待了。
不过，距离田老师的第二次邀请已经两年，今天的京都是否还需要我这样的人？田老师是否还愿意我来到他的身边？时过境迁，这一切都不能确定。
改变一下环境，也许就此改变人生。来北京是一定的了，如果田老师还要我，我就到京都，如果他不要我或者不再像两年前那样的真诚相邀，我就另投门户。
我的心，满满之中夹带着一丝惶惶。
与田老师通过电话，得知他在加拿大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10月9日凌晨到京。
10月9日下午2点，我来到位于朝外大街的人寿大厦8层的京都律所。
田老师的脸上写满了疲倦，眼睛里依然是那么的热情、真诚！
他太忙了，太累了！如果不是和我相约，此时的他应该是在睡觉。
20分钟后，我站起来向他道别。不需要再多谈什么，恩师对我的感情依旧，他希望我来京都的愿望依旧！与以往的两次邀请相比较，这次他多说了一句话“你来了之后，帮我把刑事业务搞好”。
20分钟里，我做出了一个影响着我后半生的决定：到京都来。
站在人寿大厦门前的街道上，午后的阳光格外的明媚，仿佛是在迎合着我的心情。我环顾着四周，望着鳞次栉比的建筑和行色匆匆的人们，在内心中大喊了一句：北京，我来了。
12月，我再次公出来京，趁机参加了京都在北三环的凯康国际大厦组织的年会。年会上，田老师突然宣布我加入京都一级合伙人的队伍并让我站到台上讲了几句话。此时，大多的京都人都以为我是京都的客人，是受邀参加年会的，事实上，这会儿的我还真的是京都的客人。
在这个年会上，还没有正式“过门儿”的我在抽奖中居然拿了个一等大奖，抽到了一台踏步机。
接下来是紧锣密鼓地交接工作和办理各种手续。一切就绪，过春节，闹元宵。
2006年2月14日上午，我第一次坐进了京都为我准备的办公室。
这一天是情人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