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后参加一个大型研讨会，侦、控、辩、审和学界各方代表人士均到场。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就“控辩平衡”问题进行对话，也涉及到新律师法实施和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问题，其中以控、辩双方为主的争论、探讨，令人印象深刻。本想形成系统的文字，但没有下笔的心情，现根据回忆整理出自己的会上发言(在内容和表述上有些调整)

　　这次会议安排我发言的主题是“律师辩护权利的实现、制约与救济”，这个题目太大了，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展开，还是从具体问题来谈。

　　刚才张教授谈得很深，发言也很有文采，他讲到北京律师为什么收费高，原因是很多外地当事人认为有些北京律师能够“手眼通天”，我知道有这样想法的当事人不少，这样忽悠的律师也大有人在，现在律师界也是鱼龙混杂。但是，外地当事人请北京律师还有另一个考虑，就是很多人认为北京律师的整体素养较高、更有责任感、更敢讲话，如果我也是在一个较小的城市，大家都认识，我在辩护时也会有所顾忌。前一阵，我到某地办理一个要案，当地一位同行对我说：“谢谢你们，替我们当地律师出了一口气，讲出了我们不敢讲的真话。”，我说你们这里有些人也很有胆识，要是我在本地做律师也未必做得到。北京律师一定要珍惜自己的声誉，我这样讲，也是因为有些习惯拍胸脯、忽悠人的同行抢了认真、尽职的律师的市场，损害了律师的形象，我当然不高兴。

　　为什么有这种本地辩护律师不敢多讲、对有理有据的观点也要有所保留的现象？为什么有时辩护律师不敢取证？为什么控方的顾虑要小得多？还有当事人为什么要进京求助于辩护以外的力量？我想这些现象足以表明，控、辩力量是失衡的，辩护方和其它诉讼各方的力量也是失衡的。我也认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有真正的控辩平衡，但总要有一个相对的能接受的平衡点，有人说辩护权更有优势、更超前，这和现实情况不相符，上午陈光中老师也讲得很明确：现在是辩方力量明显不如控方力量，辩护人的地位还不明确。我还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控辩平衡”的问题，有的同行发言强调“控辩平衡”取决于裁判者的居中性，如果审判一方对控、辩中的某一方有倾向，就不可能有平衡，我想问题也不仅仅在于裁判者。

　　可以从几个具体的角度来观察一下：在侦查阶段，嫌疑人有权得到律师的法律帮助，这样的帮助当然比没有要强，但是律师在这个阶段的力量有限，律师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辩护权，所以连“辩护人”的法律名分都没有；而嫌疑人就处于更被动的地位，比如被超长时间提讯、换地点提讯等等；至于证人的权利，也难有保障，有几个证人敢出庭？所以，侦查权对于审查起诉权、辩护权和审判权的影响非常大。再看审判阶段，以开庭为例，被告人和辩护人在法庭上说话的权利能得到多少保障，夸张一点讲，有时倒要看法官的个人风格和各地的习惯做法（当然不排除法庭外因素的影响），就我经历的一些法庭审理看，北方的法官比较在意发言的时间，讲话也比较直率，南方的法官要温和一些，在被告人、辩护人发言的时间和内容把握上比较宽松，类似的不确定因素很多。我反对空洞无物的长篇大论，但法庭上对控、辩双方发言的把握控制要一视同仁，这方面象北京的不少庭审做得比较规范。不管怎样，公诉人的发言一般不会被打断，尽管法官心里认为应该打断，而律师就要努力争取得到法官的理解和支持。再比如，常有被告人、证人提出讯问笔录、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问题，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这些问题能有多少得到调查呢？这就不用多说了。

　　这里先不做系统的分析，我只是从几个具体现象来说明：在嫌疑人、被告人、上诉人的辩护权，还有证人的权利不能得到法律充分保障时，在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权力相互难以平衡的情况下，公诉方和辩护方的力量平衡也就失去了调整的基础；这不是控、辩双方的问题，也不是审判方的问题，是刑事诉讼中各方力量的整体平衡问题。

　　事实上，司法机关本身也没有足够的动力、压力和能力去解决这种失衡，它们甚至连自身的权力和地位都难以保护，对私权的尊重和保护就更难了。说到底，还是司法不独立的问题，立法、司法和行政之间还没有形成力量的平衡。当裁判者连自身的中立地位都难以维护时，你不能要求它有效维护控、辩力量的平衡，也不能指望在每一次公权和私权的冲突里，都能居中裁决。

　　这些不平衡现象，是制度上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会很漫长，所以，“控辩平衡”不是我们这样的会议能解决的，也不是在座的各位能解决的，我们只能做些技术上的调整。能取得一些进展就好，这就是进步。我认为这个建议稿比较务实，具有一定的操作性，我们律师提出的一些建议也被采纳了。当然，对律师权利的制约，不难做到，律师权利的实现和救济，还是个难题，这不是哪个课题组能解决的。

　　所以，我主张着重做好几件事：第一，关于辩护人的地位，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有更明确、具体的表述，关于辩护人的权利，有更详细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第二，在《律师法》实施细则的起草中，做技术性调整，尽可能务实，注意和刑事诉讼法进行衔接；第三，多进行这样的交流和讨论，我们各方多做换位思考，高铭暄老师今天也强调，关于辩护权的保障，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

　　最后，我认为辩护律师要注意提高执业技巧，要为当事人提供切实的服务，在法律框架内充分使用法定的权利，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不主张在某一个案件里和体制直接对抗，那样不会解决问题，还会头破血流，也可能会损害当事人的权益，李庄给我的印象，就是硬打硬冲，战场搏杀作风，即使百分百有理，在策略上也是失败的（不过他的当事人受益了）。刑事辩护律师是解决难题的，要有头脑，要善于分析问题、制定策略，能够灵活应变，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智商、调整情商，能应对复杂的局面，解决难题要用智慧解决，不能蛮干。当然，靠忽悠、靠勾兑更不是律师的本事，会给自己、当事人和有权力的人带来高风险；北京的律师要有智慧、有境界，不要附和当事人“通天”的要求，最终受害的是我们大家，对我们追求的权力（权利）平衡也是一种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