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企业借贷、借贷合意、证明标准

　　企业借贷是一类比较特殊的借贷纠纷。其一、在借贷纠纷中，主体是非金融企业，常见的企业类型主要是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是法律拟制人格，通过三会一层（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的结构，维持企业正常运行。正是这种有限公司运行模式，对借贷之合意，存在外观表意和内在表意、形成合意的相分离的情况。其二，不论是基于股东安排还是管理的需要，必然存在实际管理和控制资金账户的个人。在实际控制人操纵公司账户的情况下，资金和资产脱离公司的正常监管，可能使公司沦为实际控制人攫取个人利益的工具。

　　案件事实

　　实际控制人操纵公司账户,虚构巨额债务

　　原告甲公司起诉称：自2020年3月18日至2020年9月2日期间，甲公司向被告乙公司出借款项共计528万余元，被告乙公司仅在2020年8月10日至2020年9月4日期间返还给甲公司180万，剩余款项348万多未归还。为此，双方签订了《还款计划书》并加盖了各自公司公章，约定：乙公司应在签订协议后七日内归还借款60万，之后每月10日前归还50万元直至全部借款归还完毕。如未按期履行，则自逾期之日开始，按照每月1.2%利率支付逾期利息。签订《还款协议书》后，乙公司未依约履行，因此，甲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乙公司还款。

　　法院查明：

　　甲公司于2019年9月成立，成立时股东为沈某和沈某控股的A公司，后经两次股东变更后，现甲公司股东为：沈某15%、A公司55%及吴某30%。

　　乙公司成立于2019年7月，成立时股东为沈某等五人，后经多次股东变更，现股东为：沈某15%、吴某20%、张某55%及李某10%，注册资本800万元。乙公司设立后，公司实际经营管理和财务账册，均由沈某控制。乙公司的实际经营项目为租赁，系“二房东”，租赁房屋后再转租给丙公司及其他公司、个人，由丙公司等其他承租方每年支付租金作为乙公司的收入来源。2020年4月17日及5月20日，乙公司股东沈某、吴某以缴付股东出资款为名，分别转入乙公司账户120万元、200万元，随后又以佣金、往来款等经营用途为名，转入沈某及吴某的利害关系人设立的公司。

　　另查明以下事实：

　　自2020年3月18日至2020年9月2日期间，乙公司收到甲公司多次转账518万余元（备注用途为借款），乙公司收款后，除部分用于实际经营外，直接以借款、往来款的名义转账至丙公司合计297万多，其余尚有近百万元、以每次小额、多次转入沈某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公司。

　　2020年9月4日，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还款计划书》，落款有甲公司及乙公司加盖公司公章，并手写时间：2020年9月4日。根据该《还款计划书》显示：乙公司因资金需要向甲公司借款，甲公司自2020年3月18日至2020年9月2日共计向乙公司支付借款本金518万元，尚欠348万元未还。乙公司应在签订协议后七日内归还借款60万，之后每月10日前归还50万元直至全部借款归还完毕。如未按期履行，则自逾期之日开始，按照每月1.2%利率支付逾期利息。

　　2020年10月，沈某、吴某以及股东A公司一致形成《股东会决议》，内容为：甲公司授权沈某以甲公司名义聘请律师向乙公司追讨欠款348万元。2020年11月，以乙公司为被告，甲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还款。

　　律师意见

　　一、分析法律关系、依法参与诉讼活动

　　律师接受了乙公司股东张某和李某的委托后，认真分析了案件材料：

　　本案为企业借贷纠纷，是企业之间达成的以出借资金，到期返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1、张某及李某，并非本案的诉讼当事人，只是乙公司的股东。首先应确定张某或李某，作为被告乙公司的诉讼代表人身份，加入诉讼活动；

　　2、原告提供的《还款协议书》，初步证明了借贷合意；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了资金转移、支付的事实。资金流水的记录是客观事实，即使涉及关联公司，也不能一概否认关联交易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能够撬动本案争议焦点的核心事实，应是“借贷合意”。

　　二、确定争议焦点，形成诉讼方案

　　在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及当事人掌握的部分事实，律师分析。

　　1、乙公司与甲公司不存在“借贷合意”。在资金流出、转移、流入的全过程，其他股东均不知情，对涉及公司经营决策、资产转移的重大事项未召开过股东会，本案系由沈某控制公司公章、银行账户的便利条件，蓄意伪造连环债务，尤其着重应审查拟定、签署《还款协议书》的代表人及其授权来源。

　　2、乙公司缺乏大额借款的动机。乙公司有固定租金收入和股东投资，利润可控，没有巨额借贷的动机。但在沈某经营期间，对外高额举债向他人无息借款，违背营利性法人的经营目的和生活常识。本案中，原告不惜向其股东借款，大额向乙公司出借资金，且无须提供担保及与借款有关的乙公司决议，在未还款的情况下，长期反复无息出借大量借款，令人生疑。

　　3、被告不存在真实的“借款用途”。甲公司流入资金全部用于其股东沈某、吴某及他们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及个人。与借款有关的主要行为，均是由沈某、吴某利用乙公司的身份和控制证章照和银行账户的便利，达到了左手倒右手，虚构债务的目的。

　　原告公司自行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其可向沈某、吴某及相应利害关系人等进行追偿、挽回经济损失。

　　4、甲公司支付借款并未尽合理审查义务。原告所谓借款在进入被告账户后，当天或次日即立即全部转入由原告股东、股东利害关系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或个人账户，甲公司起诉尚且提供《股东会决议》，出借巨额资金却未要求提供《公司决议》。上述行为已经说明：原告已经沦为股东套用资金、转嫁经营风险、为股东攫取个人不法利益的工具。

　　法官意见

　　不存在真实借贷合意，原告败诉

　　判决书原文摘录如下：

　　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企业借贷。现原告主张借贷关系依据不足，理由如下：

　　1、沈某为原被告两公司的企业法定代表人和实际管理人，在借贷关系中，存在利益冲突，在被告未就对外借款形成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仅凭转账用途的备注和事后签署的《还款协议》不足以证明存在真实借贷关系。

　　2、涉案款项去向尚存不合理之处，不仅有违《公司法》第16条、148条的规定，对部分款项用途亦不能作出合理解释。

　　因此，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律师法律分析

　　根据不同诉讼地位及证明标准，确定代理方向

　　本案也体现出律师在担任原告/被告的代理人时，由于代理地位的不同，决定了代理工作的方向和标准不同。

　　除赠与、胁迫、恶意串通等特殊类型的案件，证明标准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外（90%以上），一般案件的证明标准，要求待证事实（依据诉讼请求所主张的事实）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即可。即，证明达到待证事实发生的可能性在60~80%就可以。本案如果判决支持原告诉讼请求，证明标准也是如此。

　　律师作为被告的代理人，在本案现有证据缺乏的情况下，应当从各个角度分析原告提供证据的瑕疵和矛盾之处，着眼于降低案件证据的证明力，不要求达到完全推翻待证事实的目的。只要将待证事实发生的可能性降低到60%以下，就可以达到代理目的，完成代理工作。

　　本案中，客户委托案件后，与律师多次讨论案件相关事实，竭尽所能对原有事实进行说明和补充，从直接和间接的方向，降低了证据的证明力，最终实现了胜诉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