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如租客称房内发现偷拍摄像头

 

    　据自媒体“呦呦鹿鸣”消息和南方都市报此前报道，今年4月，周俊入住了北京市朝阳区的一间自如公寓，租期为一年。9月11日晚，他和伴侣意外发现床头上方的插座上有个小孔，疑似有微型摄像头，随即报警。

　　12日上午警方赶到，发现插座内不仅有摄像头，还有一张内存卡，卡内有周俊的私人生活影像。在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奥运村派出所，警方确认摄像头是偷拍设备，以涉嫌侵犯隐私权为由，受理了周俊和伴侣的报案。

　　周俊告诉南都即时，他和伴侣4月入住时，这个插座就存在，自己没有主动更换过。“这些拍下来的视频在哪里？发到哪里去了？如果隐私被曝光出去，接下来还怎样上班怎样过日子？”报案至今的一个月内，这些问题在两人的脑海中盘旋，让他们焦虑不已。

　　10月15日，自如在官方微博发布声明，称正在配合警方调查。“此事发生后，公司安全管理中心会同品质管理、装修配置、租期管理部门对相关环节进行进一步梳理、排查隐患。”声明写道。

 

 

自如官方声明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金杰对南都记者表示，中介平台作为房屋管理人，为房屋承租人提供房屋维护及管理服务，因此应该保证房屋的正常使用，对房屋承租人的安全具有一定的安保责任。如果事件调查清楚后，警方证实该摄像头并非租客安装，那么即使中介平台辩称对摄像头不知情，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

 

偷拍摄像头监管问题长期存在

 

    　梳理公开资料可以发现，2010年以后，国内关于偷拍摄像头等窃听、窃照案例的新闻逐渐增多。据《法制日报》报道，使用窃听窃照设备获取隐私从而导致敲诈勒索、故意杀人的案件，那几年时有发生。

　　乱象引起了政府的重视，2015年1月，《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和“伪基站”设备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发布，明确了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范围，规定了“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在各自执法领域内的行政处罚权限。

　　2015年11月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第二百八十三条则规定，非法生产、销售专用间谍器材或者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行为，是犯罪。公开资料显示，此后，全国各地出现相关罪名“首案”，多家销售公司被查处，一批犯罪嫌疑人被抓获。

　　不过，当时就有办案人员指出，相关法律条文的可操作性还不够。河南省新密市人民检察院的一位检察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受到刑事处罚的案例并不多见，多数案件以治安处罚进行处理，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法律条文的可操作性，对生产者、市场加大监管力度。

　　这位检察官所说的治安管理处罚，指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有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行为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和规定中有关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器材的惩罚措施

 

网上销售绕过平台与政府监管？

 

    　近年来，普通人发现窃听窃照器材的案例，更加频繁地曝光于大众视野。去年，小情侣住民宿发现微型摄像头的消息，同样引发强烈关注。多起事件指向一个事实：随着电商平台的兴起，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销售转向了线上。原本被定义为“专用间谍器材”的窃听、窃照设备大量流入民间，监管却没有同步匹配。

　　电商平台对此类销售行为完全没有规制吗？并非如此。以某电商平台为例，平台规则内清楚写着“商品及店铺信息中不得出现非法用途的描述”，并列出了一系列不得出现的关键词。

 

 

某电商平台提供的合规与违规素材示例图

 

       但南都记者检索发现，几家主流的电商平台内，均有大量贩卖微型摄像头的店铺存在。在前述电商平台内，有的店铺打出“随心监控 难以察觉”的广告语，有的店铺则干脆在导览图中放上了衣着暴露的女性照片。随便点开几家店铺，并未发现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资质证明。

 

涉嫌违法违规的宣传素材在电商平台上随处可见

 

　　据媒体报道，一些店铺曾因销售违法物品被电商平台封禁，但很快就改头换面，游走在法律和平台规则边缘，继续做生意。

　　“立法惩戒力度不够，导致屡禁不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者李小波撰文称，实践中，窃听、窃照器材使用多与非法牟利相关，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不管是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是规定中的惩罚措施，都不足以对违法犯罪分子形成有效震慑。

　　李小波还指出，查处这些违法犯罪行为需要耗费大量的警力资源，甚至有些时候需要动用技术侦查手段，而动用技术侦查手段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案件必须具有一定的严重性。究竟何谓严重性？各地掌握不一。这阻碍了公安机关对此类案件的受理。

　　“谁监管，监管职责怎么履行？目前的法律规定还不够明确。”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金杰认为，窃听窃照设备的生产和销售已经呈现出“泛滥”态势，应将生产销售这类器材的企业或平台，列入特业管理的范围，出台细化的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监管机构、监管程序和监管职责。

　　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会长邱宝昌对南都记者表示，对于线上的非法销售行为，平台和监管部门都要落实责任。“过去非法行为在线下，监管部门更容易发现和查处。现在非法行为转移到了线上，隐蔽性很强，平台和监管部门也要‘以网管网’，运用关键词屏蔽、图片比对等新技术去管理。”他说。

　　邱宝昌同时指出，便携摄录器材已经融入日常生活，为人们带来了一定便利，如防盗、看管老人等。因此，监管部门也不能对此类器材一禁了之。他建议，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明确“非法”的内涵和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使用范围，并探索生产销售的许可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