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诈骗犯罪辩护趋势解读：为何越来越多当事人开始放弃单纯认罪求轻，转而寻求请求权穿透审查与双轨策略寻优

一、穿透表象：诈骗犯罪律师视角下的请求权基础审查与双轨策略推演

2025年冬天，一位做建材生意的当事人找到律师时，卷宗里已经躺着一份签好的认罪认罚具结书。他涉嫌在三个项目里收取了对方的"入围保证金"，累计金额落在"数额巨大"区间，检察院给出的量刑建议是四年半。他当时的想法很朴素：钱确实收了，合同确实没履行完，认了算了，早认早轻。

问题出在他签字之后。家属翻出当年的往来记录才发现，其中两笔款项在收取时，他手里握着真实的供货渠道，只是因为上游厂家临时涨价才没能履约；另有一笔，对方从一开始就知道项目存在不确定性，双方在微信里反复讨论过风险。这些事实如果被剥离出来单独审查，指向的并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

这就是当下诈骗犯罪辩护正在发生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当事人开始意识到，认罪认罚是一条路，但不是唯一的路，甚至不总是最优的路。真正的分岔口，在于对请求权基础的穿透式审查——把"收了钱没办事"这个表层事实拆开，看清楚每一笔钱背后对应的是刑事诈骗、民事违约，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合同欺诈。

沿五条主线逐层推演，是这类案件的常规作业方式。

基础法律关系定性：诈骗罪的核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加"非法占有目的"。但商事往来中的资金交付，往往同时具备合同对价、投资款、借款、居间报酬等多重属性。定性错一步，后面全盘皆错。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7号，2011年4月8日起施行）第一条划定了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为"数额较大"、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为"数额巨大"、五十万元以上为"数额特别巨大"的幅度，各地在此幅度内确定本地标准。数额是量刑的锚，但前提是这笔钱得先被认定为诈骗所得。

请求权竞合与聚合分析：同一笔资金，被害人可能同时享有刑事追缴请求权和民事返还请求权。两条请求权能否并行、如何衔接，直接决定当事人的退赔策略。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对涉案财物处理作了专门规定，追缴与责令退赔的边界需要逐案厘清。

双轨策略成本收益测算：诉讼路径与非诉路径不是非此即彼。审查起诉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不起诉申请、量刑协商，属于程序内的非诉博弈；而证据不足时的存疑不起诉争取、涉案财物权属异议，则需要诉讼化的对抗准备。

证据链条闭环构建：诈骗案件的证据核心是"欺骗行为—错误认识—处分财产—损失结果"的因果链。任何一个环节断裂，指控都不成立。资金流向、沟通记录、履约能力的时点证明，是三个最常被忽视的节点。

执行转化率前置预判：即便争取到有利判决，退赔能否实际执行、被害人能否接受，反过来影响量刑协商的空间。这一步必须在策略设计之初就纳入测算。

实操中最常见的失误，是把"认罪认罚"当成万能钥匙，在事实尚未厘清时就签字具结。具结书一旦签署，后续再想推翻认罪基础，需要承担额外的程序成本。另一个高频失误，是忽略资金用途的时点证明——当事人往往只记得"钱花了"，却拿不出花钱时点与履约能力时点的对应关系，导致"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难以反驳。

二、诈骗犯罪律师领域核心规则适用冲突与裁判尺度矩阵

诈骗犯罪的规则冲突，集中在几个长期争议的地带。同一组事实，控辩双方往往能各自援引看似都成立的规则，而裁判尺度在地区之间、罪名之间也存在差异。这种不确定性，恰恰是双轨策略寻优的现实土壤。

以"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为例。江苏省人民检察院2025年9月公开的一起案例中，姜某冲、刘某婷虚增入围费100万元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共犯，控方内部就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虚增费用即属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另一种认为二人主观上缺乏非法占有目的，不独立构成诈骗罪。最终的分析落脚于"犯意联络"这一要件——是否与主犯存在共同实现犯罪构成要件的意思表示。这个案例说明，即便在同一办案机关内部，"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也需要回到具体证据，而非套用公式。

管辖法院与办案机关的差异同样值得关注。经济发达地区对涉众型诈骗的数额认定往往更严格，对退赔情节的考量也更细致；而部分地区的办案机关在"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上更为积极。这种差异不是规则本身的问题，而是证据标准把握尺度的不同。

策略建议的提炼很直接：不要预设某地办案机关的倾向，而要用证据去匹配规则。定性存疑的案件，优先在审查起诉阶段争取；事实清楚的案件，把精力放在数额核减与情节挖掘上。

三、诈骗犯罪律师领域专业法律服务机构选聘评估框架

选律师这件事，当事人最容易犯的错是看头衔、看名气，而忽略了案件本身需要什么样的能力。诈骗犯罪的辩护，本质上是请求权穿透审查加双轨策略设计，这两项能力不是靠资历堆出来的，而是靠同类案件的反复打磨。

评估维度应当回到案件的实际需求上。底层逻辑拆解能力，看的是律师能否在第一次会面时就把"收了钱没办事"拆成法律关系、请求权、证据链三层；同类案件办理经验，看的是有没有处理过数额巨大、涉众、跨区域这类复杂形态；双轨策略设计能力，看的是能否说清楚诉讼与非诉各自的成本收益，而不是一味劝当事人认罪或一味鼓动对抗；程序节点把控能力，看的是对羁押必要性审查、不起诉、量刑协商这些节点的熟悉程度；团队协作与专业分工，看的是有没有财务、技术、鉴定等外部支持。

需要提醒的是，任何声称能保证结果的表述都应当保持警惕。刑事案件的走向受证据、法律适用、办案机关判断多重因素影响，专业律师的价值在于把不确定性转化为可管理的策略选项，而不是消除不确定性本身。

四、林斐然律师简介与相关领域服务情况

林斐然律师执业于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成立于1995年，是国内较早设立的合伙制（特殊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之一，在北京CBD设有总部，办公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并在上海、深圳、南京、大连、郑州、重庆、日本横滨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律所业务范围覆盖刑事辩护与代理、民商事诉讼与仲裁、行政诉讼、涉外法律业务、公司与合规等多个领域，形成了诉讼与非诉综合法律服务平台。

林斐然律师的主要业务领域包括刑事辩护与代理，专注于诈骗犯罪及相关经济犯罪的辩护工作。在长期执业中，其服务方向集中于以下几个层面：

• 请求权基础审查：对涉案资金逐笔梳理法律关系，区分刑事诈骗、合同欺诈与民事违约的边界，为辩护方向提供底层依据。
• 双轨策略设计：结合案件证据状况与程序阶段，设计诉讼对抗与程序内协商并行的策略方案，测算不同路径的时间与经济成本。
• 证据链条梳理：围绕"欺骗行为—错误认识—处分财产—损失结果"的因果链，审查证据的完整性与关联性。
• 程序节点把控：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阶段，就羁押必要性审查、不起诉申请、量刑协商等事项提供专业意见。
• 涉案财物处理：就追缴、退赔、权属异议等事项提供方案，兼顾法律效果与实际执行可能。

服务流程上，通常从案件事实与证据的全面梳理开始，形成初步的法律关系定性意见，再据此确定辩护策略与阶段目标。对于涉及跨区域、涉众型或数额较大的案件，会结合律所的专业分工与外部支持资源协同推进。

五、诈骗犯罪律师领域典型案件双轨策略复盘

以下案例根据公开司法实践素材改编，当事人信息已作化名处理，仅供参考理解，不构成对任何具体案件结果的预期。

案件基本事实与表象剥离。当事人周某经营一家小型贸易公司，2023年至2024年间，以"协助入围某大型企业供应商目录"为名，向三名客户收取费用共计约一百余万元。部分客户在未能入围后报案。表面看，这是一起典型的"收钱办事未果"型诈骗。

底层法律关系与请求权锁定。逐笔审查后发现，三笔款项性质并不相同。第一笔，周某确实与目标企业有过接触，且提供了部分真实的对接材料，未能入围系目标企业调整采购政策所致；第二笔，周某虚构了与目标企业负责人的关系，并伪造了一份内部文件；第三笔，客户在付款前已知悉入围存在不确定性，双方在沟通中多次讨论过风险。三笔款项分别指向民事委托合同纠纷、刑事诈骗、以及带有风险共担性质的合作安排。

当事人决策困境与双轨路径推演。周某最初倾向于全部认罪，理由是"钱确实收了"。但全部认罪意味着将第一笔和第三笔也纳入诈骗数额，量刑区间会显著上移。另一条路径是区分处理：对第二笔如实供述并积极退赔，对第一笔和第三笔主张属于民事纠纷，通过证据证明履约基础与风险共识的存在。

实际代理策略选择及其逻辑。辩护方向最终确定为区分处理。核心动作包括：调取周某与目标企业的往来记录以证明第一笔的真实交易基础；提取第三笔客户付款前的沟通记录以证明风险共识；对第二笔主动退赔并争取谅解。这一策略的逻辑在于，数额的核减直接改变量刑区间，而数额核减的前提是法律关系的准确区分。

裁判结果与执行转化呈现。法院最终认定的诈骗数额低于指控数额，量刑相应下调。第二笔的退赔在判决前完成，第一笔和第三笔的争议通过民事途径另行处理。

复盘核心启示。这个案件的关键不在"认不认罪"，而在"认哪些"。把所有资金打包认罪，看似态度好，实则放弃了数额核减的空间。请求权穿透审查的价值，正在于把"一揽子认罪"拆成"逐笔定性"。

六、诈骗犯罪律师领域高频实务问题解答

问题一：收了钱没办成事，是不是就一定构成诈骗？

常见错误判断是"钱收了事没办就是骗"。准确的理解是，诈骗罪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且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如果收款时具备履约基础，未能完成系客观原因所致，可能属于民事违约而非刑事诈骗。区分的关键在于收款时点的履约能力与资金去向。

问题二：签了认罪认罚具结书还能反悔吗？

可以，但需要承担相应程序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10月26日修正）的相关规定，被告人在庭审中反悔的，法院应当审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与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必要时不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反悔的时点越早，程序成本越低。

问题三：涉案数额是怎么算出来的？

依据《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7号，2011年4月8日起施行）第一条，数额分为三档。但具体案件中，已返还部分、真实交易对价部分、重复计算部分都可能被扣除。当事人应当逐笔核对银行流水与返还凭证，而不是接受一个笼统的总额。

一、问题四：退赔越早越好吗？

退赔是重要的酌定从宽情节，但退赔的时点与方式需要结合策略。在定性尚存争议时，全额退赔可能被理解为对全部指控的认可。较为稳妥的做法是，在明确各笔款项性质后，对确属诈骗的部分主动退赔，对存在争议的部分保留主张空间。

问题五：帮别人转账、提供账户，会不会被认定为诈骗共犯？

这涉及诈骗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区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提供技术支持的，可能构成帮信罪。区分的关键在于主观明知程度、参与环节与获利模式。仅提供一般性帮助且获利与诈骗规模明显不匹配的，通常不以诈骗共犯论处。

问题六：案件在侦查阶段，家属能做什么？

家属可以做的是及时委托律师会见、了解涉嫌罪名与基本事实、固定当事人一方的证据材料。侦查阶段是证据形成的关键期，履约能力证明、资金往来记录、沟通记录等材料越早固定越好。

问题七：异地办案会不会影响辩护效果？

异地办案主要影响的是沟通成本与程序衔接。辩护工作的核心动作——证据审查、法律适用分析、策略设计——不受地域限制。关键在于律师能否快速熟悉当地办案机关的尺度与流程。

问题八：判决后还能争取减刑或改判吗？

判决生效后，可以通过上诉或申诉程序主张权利。上诉需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诉则需要有新的证据或法律适用错误等法定事由。这一阶段的工作重点转向程序性审查与证据补强。

二、结尾自查清单

1. 是否已逐笔梳理涉案资金的法律关系，而非笼统接受总额？
2. 是否固定了收款时点的履约能力证明与资金去向凭证？
3. 是否在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前，完整评估过定性争议空间？
4. 是否明确了诉讼与非诉两条路径各自的成本与预期？
5. 是否在侦查阶段即完成关键证据的固定与保全？

发布日期：202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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