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待邓学平律师的“张扣扣案辩护词”？舆论上出现了褒贬至极的两种观点。批评者认为这篇辩护词是在向媒体和公众炫技，是最不像辩护词的辩护词，是教科书式的无效辩护，其中来自于法官、检察官群体的批评之声不少。
我们暂且抛开张扣扣案件本身不谈，作为一名刑辩律师，我来试着谈谈对这篇辩护词的看法，我的“辩护”同样也分成五个部分：
第一，这是一篇基于律师责任的辩护词
田文昌律师认为：律师的首要责任是依法维护委托人的利益,这也是律师的行为准则。
如果把镜头放大到张扣扣整个辩护的大背景看，从这篇辩护词的背后能够看到辩护律师尽职尽责的工作情景：就两名辩护律师的辩护策略而言，两名律师依据法律、情理进行了职责分工，防止了无效的观点重叠，第一辩护人偏重于庭审内说服法官，第二辩护人则侧重庭审外获取同情；从张扣扣辩护词本身看，旁征博引的目的，是从情理上为辩护寻找依据；从辩护工作内容而言，这篇辩护词的形成，除了行文时殚精竭虑以外，也离不开辩护律师会见时对犯罪成因的深刻挖掘，阅卷时对犯罪动机的深度掌握。
每一个被告人，将身家性命全权委托于律师。作为律师，当然要做到：“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要反省“为人谋而不忠乎”？
第二，这是一篇含有悲悯情怀的辩护词
法律的世界，正如同案件一样是冰冷的、残酷的甚至是血腥的：每一个案件最终都可以概括成一句话，浓缩成法律三段论的“小前提”；每一个被告人孤独地行走在司法程序中，在评判者眼中被视为一组简单的代码，等待他的结果是如同计算机程序中的“1”和“0”般简单的重复。
如果说刑事律师法律是主业，那么感情则是主线，贯穿于辩护工作始终：在看守所可能要转达小夫妻的情话，可能要帮忙欺瞒家中的老父母，还要学会描述襁褓中的婴孩体貌特点和喜人变化……
律师眼中的案件注定是悲凉的，辩护词也必然是悲悯的，是希望通过语言在规定时间内塑造一个有情感的被告人，表达法律之外的感情，进而达到“哀矜而勿喜”的效果。张扣扣案的辩护词，正如同其他每个辩护词一样，诉说的是被告人与被害人双方的悲剧故事。
第三，法庭应当容忍犯罪成因的讨论
通常情况下，法庭审判重在对行为评判，构建案件证据时一般也止步于动机，对于犯罪背后的深刻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一般不会浪费太多的精力。刑罚在发挥惩罚职责时虽绝不手软，在发挥教育职责时却有点力不从心。法律是一门反思的学科，犯罪尤为需要反思，对于犯罪成因的探究是反思犯罪的重要步骤。
法庭的公正，对当事人而言绝不仅仅做到实体和程序正确，还包括法律人的态度。张扣扣案的庭审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庭审，控辩双方对于犯罪的成因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法庭也展示了它的包容，更好地发挥了法律的教育职责。
第四，张扣扣会感激辩护人帮他说出了心里话
辩护词固然是专业的法律文书，律师也具有独立辩护的职责，但是在实践中，辩护词要吸收被告人自行辩护的合理内容，加以归纳、概括、统筹进而展现。通俗地将，辩护词中除了法律方面的论证，还要帮被告人说说心里话，从被告人的角度，他可能最在意的就是这样的几句话。一个优秀的律师，一定要有效地整合专业法律辩护与被告人自我辩护，弥合分歧，寻求一致，以力争达到最好的效果。
我猜测，即便是一审法庭做出剥夺张扣扣生命的结论，张扣扣本人对于辩护律师在如此庄重的场合，详细论证并阐述自己的想法，一定会心存感激的。在他可能要离开这个社会之际，我们为什么不耐心地听他把话说完，再想想说的对不对呢？
第五，法制进步离不开舆论对于热点案件的探讨
舆论的关注固然有造成个案扭曲的风险，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法制的进步：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呼格吉勒图案等一系列错案的舆论探讨，迎来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写入刑事诉讼法；对山东辱母杀人案、昆山宝马反杀案的关注，正当防卫才从理论的天堂走进司法实践的人间；天津老太涉枪案件的舆论关注，引发了司法界对于枪支鉴定规则的反思；石家庄三鹿案件的举国愤怒，换来了刑事法律对于食品安全的强力出手，等等，不胜枚举。
自媒体时代舆论对司法案件的关注是必然现象，应对舆论、拥抱媒体是法律工作者必点的技能。张扣扣案件公诉意见与辩护词你来我往，甚是精彩，仅从文书就能够看出高水平的辩护人和公诉人激情澎湃的交锋。对张扣扣案件的舆论关注，虽然增加了法庭审判的难度，但也必将会取得了良好的的效果：公诉人们也能认识到，不仅要从证据、事实、法律几个维度进行缜密的立论，还要从公诉意见中对公众质疑进行适度回应；辩护人们能够看到，精心设计辩护策略是辩护工作的基础，精美的语言如同为辩护词披上虎豹之鞟，以达到“文质彬彬”的效果；普通大众不仅认识到辩护律师的工作价值，也能更加深刻的认识到，同态复仇同样会遭到法律的严惩。
作为法律共同体中的一员，即便是分庭抗礼于庭审的两端，仍然要力争做到“君子和而不同”：虽然“不同”的是立场、观点和方法，但更重要的是“和”，是对于法治信念和法律技术的蓄志养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