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境外的情况不同，在国内开业二十年的律师事务所已算是“老所”了，如果被冠以“著名”二字，更当引以为荣。几个月后，京都所即满二十岁，大家都认为这一次的庆祝是必做的。而我的律师生涯，大致与京都同步。这里的故事当然不少，在此仅以我的视角对京都的历史作一次回顾，谈几点感想。

一

　　大学毕业后，我曾在体制内逗留一段时间，也曾受到栽培，然而终生倦意，在同窗的感召下，于1993年参加律师资格考试，顺利通过。第二年底，我提出辞职，好心的领导认为我学的法律专业有前景，没有为难我。

　　记得当时北京的律师所有二百多家，由于资讯平台有限，除了口耳相传，很难了解具体情况，司法局曾组织几次律师所专场招聘，也是用摆桌挂牌的方式。最终在一家不大的律师所办下实习证，几天后得知：母校的田文昌老师辞职办所，两个月业绩惊人。这位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常被记者采访的律师，真的辞职了？这个“京都所”应该不错吧？

　　在曹子丹教授的推荐下，我拨通京都所的电话，再次听到田老师那沉稳的声音。面试后不久，我坐在北京北三环凯奇大厦八层京都所的办公室内，正式开始律师生涯，那是1995年的四月下旬。

　　那时所里只有十几人，却是人才济济，可谓之三多：教授、博士多，政法大学校友多，田老师的学生多（后来一度呈现东北人多的势头），可见田老师的感召力。京都所成立前后，控告禹作敏案、81名乘客诉西北民航案、李强律师诉遵义公安局案、朱佩金无罪案等案件接续成为热点，田老师已成为无可争议的公众人物，第二年登上央视《东方之子》，表明他已成为律师界、法律界的一位标志性人物。所以，在田文昌牵头法律界精英创办的京都所工作，年轻人不无自豪，也会有很多憧憬。

　　成立第一年，印象中有一个月稍显冷清，其它时间里则是人来人往。所里多数案源来自田老师，常有人通过电话和书信求他接手疑难案件，上门请的也不少。我们年轻人经常接待咨询，必要时书信答复。有些案子接下来，那些我们无能为力或无需走法律途径的纠纷，我们会耐心劝解来者，对多次来敲门的，只能一再好言相劝。学会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耐心处理好每一件小事，这是我最初的执业体验。

　　除日常的接待咨询，也有些事务性工作，有的还颇有高大上的感觉。在这里常会见到央视、法制日报等大媒体的记者，偶尔会蹭到上镜露脸的机会；遇到疑难案件，参与论证会的筹办，会接触到那些大名鼎鼎的法律学者；随田老师和其他合伙人回法大，哪怕坐在台下，也是一种荣耀。

　　后来，因名人效应，加上律师增多的缘故，直接找京都所咨询、委托的人渐渐多起来。第一年，在北京新成立律师所里面，京都的业绩名列前茅，第二年，律师增至数十人，有特色的诉讼案件接连受到关注，律师的专业度也得到当事人和业界的普遍认可，京都所可谓名声鹊起。

二

　　对我们几个年轻律师，田老师主张从难而上，直接参与一些大案、疑难案件的办理，他亲自指导。印象最深的是95年江苏扬中的那起贪污案，涉及当时常见的“红帽子企业”问题，有多名被告人，案件争议很大，田老师邀到上海、西安和北京多位律师前辈组队，带着我们几个年轻人一起跑。几趟下来，颇有收获，再接手类似的案件，不会找不到门路了。

　　当时我的年龄为倒数第三，拿到正式执业证时我是持证者中最小的一个。田老师对我讲：我要像带研究生那样带你学做业务，教是一个方面，会不会学就看个人了。95年夏接手盐城的一起贪污、受贿案，应是田老师带我单独外出的第一次。下飞机坐上汽车，他便和我讲他的经历。他是我的父辈，建国前生人，几十年的阅历肯定不简单，但还是比我想象的更有故事，他是那种天生就会产生传奇的人物。这以后，其他年轻律师也有类似的经历，我们背后称之为——“痛说革命家史”。人之相知，总要交换各自的历史，我知道他是不想让我们有距离感，也以此告诉我们：要有知难而上的雄心，要有抱负。

　　这一年，我随田老师办理山东、江苏的两起经济犯罪案件，两次开庭，让我领略到他的法庭魅力。此外，和王晶等同事又单独处理几起民事、刑事案件，同当事人、司法机关打交道的经验渐长。初冬时节，我一个人跑到辽宁的深山里，为一起故意杀人案做开庭准备，因为交通不便，在那里停留两周，直到田老师赶来开庭。我每日研究案卷，查找资料，还冒险赶到大雪覆盖的矿区里取证，回来准备庭审方案，当事人非常感动。在法庭上，我们师生配合默契，后来此案以判处被告人缓刑告终。回京的火车上，我似乎看到老师满意的微笑。

　　从此，随田老师办案的机会多了，与其他同事的合作也多起来。执业不到一年，对普通的诉讼案件，我已能独自应对，也多少有些律师的派头了。有两次在法庭上，我竟不自觉以田老师的腔调讲话，不过很快调整过来，以免出现东施效颦的后果，我想个人风格还是要顺应自己的个性。

　　年轻人初做律师，遇到一流的老师、获得高起点自然是幸运，但当老师转给你重要的案件，因为发黑、面嫩而接不住时，苦恼随之而来，电话里我是一名声音低沉、老成持重的律师，及到见面，当事人发现原来是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往往到开庭后，他们才如释重负。在那个年代，年轻律师要比现在少得多，当事人对律师的想象有限，皱纹、白发的意义不亚于名牌法学院的毕业证，曾有人以为田文昌是个白发苍苍的拄拐老人，其实他创办京都所时还不满四十八岁。

三

　　第二年，所里陆续进来几拨人，有的从本地律师所转来，有的来自外地，也有刚毕业的学生，访学回国的也有两位。其中就有曹树昌、韩嘉毅这些今日元老。那一年人气窜升，老京都人都记得南戴河的夏天，最难忘的第一次集体出游，二、三十个俊男靓女一起下海、登山，朝气蓬勃，气氛何等融洽。前两天与元老蔡景丽翻看在海边的那些半裸照，不禁为大家身材的变化唏嘘不已。    

　　这些新进的人才多数长于诉讼，当时京都所在诉讼领域特别是刑事辩护领域的业绩，已广受瞩目，继续强化优势也是应有之义。但田老师等合伙人的目标是办综合化律师所，早在筹办这个所时，曾有人建议称“田文昌律师事务所”，主打诉讼，被他拒绝了，经过讨论，绝大多数人认为要走综合化的路子，所以，引进非诉讼业务人才，增加法律顾问单位，对某些非诉讼专业领域给予特别支持，是京都的一项长期策略。

　　我也为自己制定新的规划，想趁精力旺盛且无家累之际，出国学习一、两年。96年新东方的课堂上，就有我这样的社会闲杂人员了，同在校生一起上大课。然而人生无常，97年父亲突然住院，两个月后又意外过世，悲伤中我决定放弃出国，和新婚妻子把母亲接来，开始新的生活。

　　此后，我选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在职研究生。挑选的专业是经济类，因为从几年的执业经验看，市场经济的迅猛势头必然催生更多的法律课题，会有更多的刑事问题与经济生活相关联，经济犯罪的比重将大幅增加，如果于公司、知识产权、金融等领域缺乏常识，辩护律师将会非常被动；另外，我的一些法律顾问工作也需要做这样的知识储备。除了课程学习，我还参与一些非诉讼业务的实践，如公司并购、企业改制、房地产和破产清算等，我把这些视为自己的基础实践课。以后的执业实践证明，我的功课做得还算及时、有效。

四

　　为拓展非诉讼业务，京都所于97年搬迁，同时调进一批公司、证券业务律师，成立证券部，并着手启动企业改制、公司并购等业务。那一阵，京城的律师所纷纷搬家，大有比试的架势。可写字楼的数量和质量远不如今天，二环边上的“富华”、“万通”就是仅次于国贸一期的写字楼了，每个楼内都有数家知名律师所，当时市司法局称之为：“东富华、西万通”。京都便搬进这个“西万通”——位于阜成门的万通新世界广场。

　　因为律师人数增加较快，面积有限，在98年秋京都所又迁至金融街华实大厦。当年，我加入合伙人。在这以后的三年半时间里，人员继续扩大，今日大Par孟冰、秦庆芳、白冬飙、朱勇辉等先后入所，新的业务增长点随之出现，房地产部、国际业务部和知识产权部相继设立，“热线律师”也开通了。不久，又先后在深圳和上海设立分所，律师执业总人数增加一倍多。

　　规模扩大，业务增长，自然带来管理运营上的压力。在京都所运行的前两年，因为有田老师这棵大树，可登高，亦可遮阳避雨，但也会给一些人带来惰性。田老师发现这个问题，在合伙人会议上提出：要把所谓“田文昌的京都所”变成“京都所的田文昌”，倡导今后的京都人要“强化责任观念，修炼气质风度，树立精品意识，提供系统服务”。大多数合伙人也认为，公司化是现代律师事务所的发展趋势，为此，在合伙机制、运营系统和品牌推广等方面下功夫进行改进。

　　这期间，田老师还牵头组建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我加入并出任秘书长，协助处理日常工作，组织法律事务活动。此后，我又加入中国法学会等若干社团组织。京都的一些优秀律师也先后加入类似的专家组织，这些专业平台于个人和律师所的成长大有裨益。

　　2001年底，京都所迁入朝阳门外中国人寿大厦，在调整合伙机制的基础上，设立管理委员会，并重新划分组建八个业务部门。第二年，成立大连分所。后来又设立企业法律风险防控中心等业务部门。迁址前后，我们这批骨干有的离开，有的被提升为合伙人，有的离开后又回归，经过一、两年的磨合运转，京都的新机制稳定下来，律师人数和创收连续出现大增长，品牌美誉度获得提升，京都连续多次获得“文明律师事务所”荣誉。大家把这一时期视为二次创业。

　　在离开人寿大厦前，我和一些老同事终于生出白发，迈进中年。大家执业大多在十年以上，可谓尝尽甘苦，个人简介里能列出一批好看的案例和若干兼职头衔，在法庭下、会场里、讲堂上也能时常赢得赞扬和掌声了，有时也会有人点名找上门来。这些当然与个人的心力付出有关，而平台的作用不可小觑，一家不断进步的大律师所有良好的运作机制，还会把好的机会与资源带进来，为大家所共享，而个人品牌的提升无疑也为律师所增加新的业绩和荣誉，当两者形成良性循环时，向上走是必然的。

五

　　在2010年迁入北京中央商务区后，京都所吸收一批新合伙人，重新设立管理合伙人制度，并着力改进律师与客户管理及案件质量风险管控系统，在精简业务部门同时成立非洲法律事务中心、家族信托法律事务中心和文化法律事务中心，随后设立天津分所，律师人数和创收两个指标持续增长。2012年，京都所获得《亚洲法律杂志》企业公民律师事务所大奖和年度诉讼律师事务所大奖，2013年，又入围英国《律师》杂志年度亚太地区50强律师事务所。目前这个阶段，可算是第三次创业。

　　在这段时间里，除打理业务，参与部分所内事务，我还把不少精力放在读书、写作和其它个人爱好上，还经常参加法律事务、文化交流和参政议政等活动，我以为这些也是自我需求的一部分。即便从功利的角度考虑，律师也不宜终日陷入案卷之中，许多复杂的法律事务，单从法律角度不足以解释明白，法律人要有洞悉情势的能力，这样在运用法律时才会有的放矢，所以要适时放慢，反求诸己，所谓“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对现在的年轻律师，还有法学院的学生，我也经常讲：不要沉溺于专业知识，要做通才，要研究方法，这比知识重要；不要盲从于学习技术，重视人格培育的单位、学校屈指可数，修炼在于自己。

　　我想我的这些意见，不少京都人会有同感，京都所的一大特点就是没有彻底商业化，缺少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尽管在技术层面学习公司模式，但京都仍是由一群富有人文情怀、注重基本操守的专业人士组成的社会中介组织。京都人不局限于算财务账，而会“算大账”。如何理解这个“大账”？回顾二十年历程，我想用京都的几个“未变”来尝试作出解答：

　　其一，京都所的“人和”优势未变。在引进人才时，京都最为看中人品，强调对人格的评估，不管有多大的资源、多强的创收能力，如果做人有问题，坚决不用。在合伙人关系上，多年来大家做事能遵循诚信底限，坦率交换意见，无勾心斗角之虑，算计他人在这里不可能成气候，偶有小人也难以立足。而对于被聘用者，同样以诚信相待，尊重其权益，为其提供最大的发展空间。京都被视为一个人际关系简单的律师所，这里的人不会感到压抑。当然，从长远看，在“人和”基础上，增加“资和”的份量，更可以巩固这一优势，这也是今后改进的一个方向。

　　其三，京都人的人文情怀未变。我发现一个规律，那些令许多律师成名的案件往往是不赚钱、甚至是赔钱的案件，且有不小的风险，如果处处作商业算计，就不会有今日的田文昌，不会有这些成功的律师。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有人性，有社会责任感，而且爱好广博，重视个人修为。在京都所，有一大批具有这些特点的律师。在办理业务中，他们会认真倾听每个客户的诉求，倾力而为，而不是应付程序，在参与立法、科研和社会公益上，他们重在做事，以责任和荣誉为动力。有人在考察京都所后这样讲：京都人普遍外表平和，内有激情，专业性强又多才多艺，做事比较大气，京都所内那伫立的独角兽、正义女神像和那尊古朴的刑鼎，是京都人风格的象征。其实，京都人并不自认为高大上，只是没有丢掉本分，没有学坏而已。

其四，京都所稳健发展的风格未变。先做大，还是先做强，如何理解其中的辩证关系？这是律师界的老话题。以京都的名气，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张、跻身前列不成问题。在合伙人内部，多次就发展模式进行讨论，大家认为，不管外所如何，京都不适合“大跃进”，更适合“积土成山”。律师所的常见排名，是以人数、面积和创收为主要依据，而在非量化指标上，也当有自己的考量——客户口碑、新业务领域、经典案例、运营模式以及社会公益等——在这些方面，要做到心中有数。今后，在“综合化、专业化、团队化、国际化”几个方面，京都还当继续努力，永远保持危机感，在做精做强的基础上，逐步做大。

　　我希望后来的京都人能承继这几个“未变”，并有新创造，我也要提醒他们：在这芜杂而躁动的时代，如京都这种风格的律师所要付出更多代价。我想京都人会继续追随自己的志向，不抱怨，少困惑，多一些坚持。我相信，现代法治环境愈好，如我等这样的律师愈有市场，如京都这样的律师所愈有前景，希望这个预想，在下一个二十年里得到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