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分，对于人的一生来说，有时一见而生，有时擦肩而过，有时如影相随。这个世界离不开缘分，任何事物都是缘分相连，谁或谁都是缘分的两头，在冥冥中便会彼此相牵。缘分，亦作缘份，《辞海》解释：缘分是因缘、机缘。缘，为梵语，经典解释为原因，它常常和“因”一起合称为“因缘”。缘分，是中国文化和佛教的一个抽象概念，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无形的连结，是某种必然存在的相遇的机会和可能。古人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他包含着某种机缘。熙攘红尘，有幸相识，是缘；茫茫人海，素不相识，一见如故，是缘；分别多年，不期而遇，是缘；可见缘分是一种自然，不是刻意的追逐。

　　我与“京都”也可以说是一种缘分，这种缘分似乎在京都诞生之前就已经注定了，它来源于我与田文昌老师相识的缘分。与田老师的缘分要追溯到1990年。初识田文昌老师，他还是一个教书匠兼律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副主任、研究生导师。然而，“大邱庄案”让田文昌的名字，在中国大地上回荡，让所有的法律人都记住了田文昌的名字，也在我这个检察官的内心打下了印记。我一直相信，有缘的人成为好朋友或知己，无缘的人则是生命中的过客，这也许就是自然的，潜在的缘份。我与田文昌老师也许就是这种自然的、潜在的缘分。田老师被邀请为检察干部培训班讲课，我有幸亲耳聆听田老师的课，不仅受益匪浅，也从田文昌老师那一个个经典的案例中，感受到了中国大律师的魅力和风采！可以这样说，认识田文昌老师是我一生的荣幸，也是一种财富！从那以后，我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跟田律师切磋案件，讨论法律问题。田老师做了我十几年的义务咨询师，什么时候有问题，拿起电话就跟田老师讨论。与田文昌老师既是朋友，也是老师。做律师的念头是田文昌老师给点燃的，这个念头在我的心里徘徊了十年。当我卸去检察官和法官的头衔，应田文昌老师之邀，成为京都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时，也就很自然的与京都融为了一体。与田文昌老师相识，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也悟到田文昌老师的真传。在田文昌老师六十寿诞时献上了我发自内心的抒怀：催人奋进的脊梁！

　　你向我们走来，

　　脸上还是那样亲切、慈祥；

　　眼里还是那样神采、飞扬；

　　你向我们走来，

　　腰板还是那样挺直、刚强；

　　脚步还是那样轻盈、铿锵。

　　你走过了六十个春秋，

　　如同六十个年轮刻在参天大树上；

　　你奋斗了六十个冬夏，

　　如同将军驰骋在辽阔的疆场。

　　你把全部心血倾注在法律的殿堂，

　　你用自己的执着和倔强，

　　为中国的刑事法律和刑事辩护，

　　留下一笔厚厚的珍藏！

　　当你站在人生的六十级台阶上，

　　人们听到的——

　　是你笑声朗朗，

　　人们看到的——

　　是你业绩的艰辛和辉煌，

　　人们读到的——

　　是你酸甜苦辣的故事，

　　人们感受到的——

　　是你催人奋进的精神和脊梁！

　　京都，给了我一片新的天地。让我这个做了多年检察官、法官的法律人，感到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过去是在检察官和法官的位置去看待律师，现在是自己置身于律师当中，角色的转换着实让我调整了好长时间，让我对我国的司法体制、律师制度等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在发达国家，律师是法官的摇篮，做法官必须先做律师，法官并不是越年轻越好，做法官需要有一定的资历后才能正式审判案件。律师制度是否完善，是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的重要标志之一。田老师常说，没有律师就没有司法公正。相对于公权力来说，律师制度是制约公权力的有效保障，否则就是一家之言了，何来制约？在刑事诉讼中，疑罪从无,是无罪推定的重要体现，也是刑事诉讼的重要司法原则,是公正司法,确实保障人权,避免错案发生的屏障。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要想真正贯彻到每一个实际的案件中并不容易。在处理案件中，一遇到疑案的时候，我们首先考虑的不是“从无”，而是怎么样实现“从有”。所以，疑罪从有，有罪推定经常发生。纠其原因固然很多，但司法理念上的固有性，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阻碍因素，它无时不在影响着司法人员在处理案件上的公正性。

　　在司法实践中，强调配合多，强调制约少。公安、检察、法院在处理案件中，是分工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但是，长期以来，强调配合多，强调制约少。甚至在涉及某些疑案时，明知道证据不足，不能认定，也要顾及司法机关之间的某种利益关系，互相照顾，勉强定罪，以至于在有的地方，刑事拘留的案件一定提请逮捕，批准逮捕的案件就一定要提起公诉，提起公诉的案件，法院一定得做有罪判决。即使明知道不能定罪，也要想办法勉强定罪，做有罪判决，致使有些案件当事人申诉不止，上访不断。此外,在法律规定上,还缺少规定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制约主体的规定，也就是说在刑事诉讼中，应该明确规定是三个机关，四个主体的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才能增强制约的有效性。

　　担心国家赔偿以牺牲人权为代价的理念还很顽固。对于证据不足的案件，难以做到疑罪从无还有一种担心，就是担心被告人已经羁押，一旦宣告无罪会引起国家赔偿，尤其是一些被告人羁押时间较长的案件，更是如此。因此，想方设法定罪，避免国家赔偿。经常出现的就是羁押多长时间判决多少刑期，或者重罪轻判，判处缓刑，或者想办法认定一个量刑较轻的罪名，宣判后就释放了，用这个办法消化羁押期限。熟不知，这种方式严重的侵犯了人权，这种以牺牲人权为代价的理念和做法，是现代司法所不容许的。在发达国家，宁可牺牲个案，也要保全司法制度的公信力，而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常常是为了保全个案，而损害了人权和司法制度的公信力。一个不公正的判决和刑事处罚结果，损害的不仅仅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重要的是它让公众对法律和司法制度失去了信心，对司法机关失去了信赖，这种损害不仅在在短时间难以消除，更严重的是对公民法律意识的摧毁，对法制的破坏是致命的，让有法不依成为了常态。新的刑事诉讼法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项重要的原则写进法律，正是一种司法的进步，但在具体的案件中，还需要切实的贯彻到底。“疑罪从无”真的很难吗？这是我们法律人的期待，更是中国法制建设的期待。

　　京都，一个由田文昌老师带领一帮学子创办的律所，已经走过了20年的路程。回首走过的历程，无不浸透着京都人的心血和汗水，这期间的坎坷、彷徨、奋斗和坚持，都如同一刻大树，刻下了一道道年轮。刑事辩护，这个古老又有新意的话题，在京都的历史上，唱响了20年。在中国刑事辩护的道路上，京都人用执着和接力，贡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活力，打造了愈加成熟、更加专业的刑事辩护团队，于是在田文昌老师的言传身教下，也历练出了诸如“京都刑辩八杰”式的刑事辩护专家，也出版了《新刑事诉讼法热点问题及辩护应对策略》等书。律师既要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也要注重提高综合素质，在法官的眼中，律师应当是对涉及案件的相关问题研究的更深。有人说，眼睛看得到的地方叫视线，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叫视野。京都一起步就已经展示出了不可阻挡的生命力，田文昌老师不局限于眼前和单一，他让京都的视野更宽，让京都的路子更广，让京都的事业更长远，于是京都向专业化、综合化、团队化的方向迈进。中国的法制建设需要律师制度的完善，中国的经济建设需要律师的法律服务，正因为还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还有很多不完善和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有更多的当事人和单位需要法律的帮助，律师才有更广阔的发挥空间，才有更多的业务可以做、值得做，很有挑战性。挑战和机遇是历史馈赠给我们的礼物。作为律师，要运用法律赋予的权利，穷尽所有合法手段，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推进法治的建设和发展，这也是我们做律师的时代责任。

　　我与田文昌老师有缘，那是历史的自然，我与京都有缘，也许是历史的必然。我骄傲，我是一名走过检察官、法官之路的律师，我自豪，我是京都人。我很喜欢一首歌，歌名叫“缘分”，歌中唱到：

　　就算前世没有过约定，

　　今生我们都曾痴痴等，

　　茫茫人海走到一起算不算缘分，

　　何不把往事看淡在风尘。

　　只为相遇那一个眼神，

　　彼此敞开那一扇心门，

　　风雨走过千山万水依然那样真，

　　只因有你陪我这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