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每个人从小对自己的职业都有一份憧憬，一个梦想。我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就想当律师，那时对律师的认识就是替人伸冤，助人于危难之时，最令人向往的是在庭上的那份慷慨激昂和洋洋洒洒。高考时我放弃了保送师范院校的机会，坚持要学法律，后来高考发挥失常落榜，自己又几经周折通过自学考上了律师资格，终于如愿以偿在1997年执业。

　　最开始执业是在老家湖南岳阳，当时律师在这个美丽的小城很难完全通过自己的法律素养立足，每天在人情利益之间奔走纠结，最常问自己的是，这是否是我的初心?我离那个神圣美丽的梦想是更近了还是更远了?我真的不知道是自己错了还是那个环境错了。为了寻找答案，我又辗转去长沙执业。再次失望之后，我便完全放弃执业，全脱产在校攻读了法学硕士和博士。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最享受的是法律的博大和深邃，还有校园里的那份纯粹和简单。律师，已经逐渐蜕变为一个儿时的梦幻，淡忘在记忆的一个角落里。和大多数博士的想法一样，当时的求职意愿就是想去高校当老师，所以毕业后又来到北师大做博士后。

　　在博士后流动站工作期间，因为生存压力，重新作为兼职律师执业。在导师的引荐下，我承接的第一个案件是受国外媒体广泛关注的某留学生涉嫌杀人案。更幸运的是，田文昌律师也接受了委托，这样我有幸在北京的第一个案件就和中国最有名的刑事辩护律师合作。虽然田老师不了解我，还是放手让我做一些具体的工作，总会是充分肯定的同时提出完善建议，我想这可能和他长期在高校当老师有关，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我学到了很多实用的诉讼技能和技巧。印象最深的是，这个案件侦查阶段涉嫌严重的刑讯逼供，家属掌握了一些证据线索，问我们能否取证？当时问田老师时，他斩钉截铁地说：“去取吧，但是一定要严格依法进行。”后来我和他助手一起去外地取证，他当时在国外开会，会随时打电话询问。其实每个刑辩律师，在权利和权力面前，都会有同样的风险，如何选择体现的是他是否有担当的勇气。很奇怪的是，当时我并没有畏惧感，而是在内心充满了对自己的认可和对这个职业的认同，似乎在那一刻我最初的律师梦又在悄悄萌芽，并开始恣意生长，最终我做出了一个让人很意外的决定，放弃去高校，到京都做一名专职刑辩律师，仅仅是因为在田老师身上，我感受到了这个职业的伟大和神圣。

　　最初到京都，业务不忙的时候，我会经常到曹树昌律师办公室坐坐，听他聊案子。每次见他，总是一壶清茶在旁，自己专心地阅卷。后来才知道曹律师执业这么多年，一直没带助手，都是自己阅卷，这才懂得每个好律师在庭上的风采，都来源于庭下的准备和积累。

　　除田老师以外，和所里合作案件的第一个律师，是朱勇辉律师。我们一起在张家界办理一起旅游开发公司涉嫌逃税案，往返多次，正是最美的夏秋时节，每次朱律师都被张家界的奇山秀水所吸引，说下次来一定要到山上看看，但是每次行程匆匆，直至结案，山仍旧在不远处。在此案诉讼过程中，朱律师做了一次小手术，还在病床打吊针，案件急需会见，他拔下针头又出差了。在机场见到时，他面色苍白，伤口引起的疼痛使得他眉头紧锁，我劝他这次就不去了，他微笑说：“没事，忍忍就好了。”也许人们更容易看到律师在庭上的光彩夺目，但是好的律师会尽职尽责地做好每一份庭下的工作。他展现的不仅有聚光灯下的个人魅力，更有在无人关注处为当事人的默默付出。

　　在京都最独特的经历，是和杨照东律师在河北沧州承办的一起涉嫌赃物犯罪的案件。因为侦查机关异地执法过程中存在诸多违法之处，引起当地群众强烈对抗情绪，为保障顺利查扣处分相关财物，当地出动几千警力维护秩序。我们提前到达后，积极和当事人、当地政府以及办案机关沟通、协商，直至深夜，尽量在维护当事人权益的同时，避免不必要的警民冲突。第二天凌晨又直接赶赴查扣现场，沿路都是持枪荷弹的警察把守，当地群众打出了众多条幅，在现场搭了一些简易帐篷。由于事先沟通、准备充足，群众基本还是保持克制态度。时值三伏酷夏，我们丝毫不敢松懈，为时刻关注进展，不时要在烈日下暴晒，或者在帐篷里和村民聊天，稳定他们的情绪。期间，烈日炎炎之下，我也有躲在车里吹空调的时候。但杨律师一直坚持着，让他进车休息休息，他说：“这是最关键的时候，不仅事关当事人的利益，还有社会的稳定，我们不能松懈。”就这样坚持四天，直到所有的事情处理完毕，我们才连夜返回北京。由此，我们不仅赢得了家属的信任，也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正是与这些优秀律师共事的过程中，让我明白律师不仅仅是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士，支撑他成为一个好律师的，更是对这份工作的态度、对当事人的诚意，还有对社会的责任。

　　由于在京都刑事部的原因，我有更多的机会向田老师学习。最初钦佩他的是，由于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社会阅历，他的辩词总是高屋建瓴、情理并重。既有娓娓道来的平和，也有一泻千里的气势，让人充分感受到一个人内心的强大力量，而不是摆弄言语的技巧。但是相处以来，我却发现他更博大丰富的内心世界。有一次，我和他开庭进入法院前，工作人员要求我们走安检通道，田老师严肃地说：“最高院不是有规定吗，律师不进行安检。”但是工作人员硬是坚持，几番交涉无果后，田老师拒绝入庭。后来法院领导出来协调，未过安检后我们入庭。事后我不解地问，为什么要在安检这种小事上和法院较劲呢？他神色凝重地说：“安检事虽小，但是代表的却是律师在国家司法体系中的地位，如果我们连自己的权利都不能捍卫，如何维护当事人的权利。权利从来不是恩赐的，而是争取来的。”后来在刑诉法修改期间，为争取更多的律师权利，他不断在会议上发声，并且多次到律协和司法部等部门协调、沟通，他说：“我的年龄大了，干不了几年了，但是你们还年轻，中国法治还年轻，我是为你们这些年轻的律师还有国家的未来呼吁呐喊。”

　　他是一个很丰富的人，有时候会象年青人一样热血沸腾。开庭的时候，面对公诉人对被告的不当施压和对律师权利的不尊重，每次他都会在沉默中突然冲到第一线，奋力反击。有时候我开玩笑说：“您真是个老愤青。”但是人最可贵的，不就是老还能愤青吗？说明岁月没有摧毁你的信念，磨损你的热情。只有我们对未来还有希望和信念时，才会因情之切、爱之深而愤懑。

　　但对当事人或弱者，他又是一个极富同情心和爱心的人。有一次我们一起会见一个因向国企融资不能还款，而被起诉诈骗的年青人。当地政府对这个案件有不当干预，年青人很颓丧，问田老师：“您相信我吗？我真的只是想借钱挽救企业，我和父母所有的家产都抵押给了银行，我根本没想诈骗。我是否要在监狱度过余生？”田老师与他急切的目光对视，温和地说：“我相信你，小伙子。你的路还很长，一定会有机会出去做大事的。这件事是给你一个自我反省的机会。”接着又给他讲了好几个自己承办案件的当事人在狱中学习、锻炼，出狱后大有作为的真实故事。这时候他就像一个慈爱的父亲，带着迷路的孩子走出困惑，完全没有了庭上的坚硬和凌厉。后来这个人一直坚持在看守所锻炼身体和学习，庭审时连家人都认不出来了，减重20多斤，气色红润，在庭上侃侃而谈。事后他对我说，田老师是他这一生都不能忘记的恩人，这时候我真的为律师而自豪。有时候，当我们真诚地付出，用心地投入时，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乃至很多很多。

　　除坚持在第一线代理案件外，田老师把很多精力放在培养年青律师和推进我国法治建设方面。即使有严重的喉疾，每年他都在全国各地无偿为年轻律师做培训，为高校学生讲座。他总说：“中国法治的希望还是在你们年轻的一代。”在他的带领下，京都所每年都会针对社会中有重大法治意义的话题开研讨会，也是想通过实践推动立法，并对社会大众进行法治宣传。“律师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社会民主和法治程度的标志”，是田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其实也是最能代表他心声的一句话。作为一个经历了文革动乱的老法律人，他对没有法治，政治动乱带给每个人和国家的伤害有切肤之痛，所以，即使快到古稀之年，他仍不遗余力地呐喊奔波，只为我们的祖国和后代能通过法治，永享富强和安康。也许每一个老而弥坚的人，心中都有一份不舍的信念支撑着，一路长途跋涉，从不言弃。

　　林语堂说：“梦想无论怎样模糊，总潜伏在我们心底，使我们的心境永远得不到宁静，直到这些梦想成为事实才止；像种子在地下一样，一定要萌芽滋长，伸出地面来，寻找阳光。”回过头来看，才发现儿时的律师梦是那么模糊，使得我总无法平静，这十多年来，从南往西，自西到北，一路求学，一路寻找，几经辗转，终于在京都扎根生长，是因为在这里，我终于找到了答案。律师，是用自己的知识，更是用自己的心，维护当事人的权益，更是为这个国家和社会的长稳发展，摇旗呐喊的权利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