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应观察、思考人性，对人性缺乏感悟，会影响对法条的解读、对法理的认知，更会影响到实务操作。当然，也关乎自己的命运。不知有多少法律人琢磨这个问题，或许很多人以为这更适合私下交谈，或许有的无暇顾及，甘于做一个法律技术工作者。

　　谈人性话题，常有尴尬，因争辩中往往人性毕露。这里我先搁下令人焦虑的论述，介绍几个虚构的故事，看看电影文学作品里这五个“罪犯”，面对人生的困顿，他们作出哪些选择，展露怎样的人性。有看过的朋友，也不妨把这几部串起来，重新体味一番。

　　“逃犯”基督山伯爵

　　埃德蒙﹒当代斯，法国波旁王朝时期一位平民出身的年轻船长，对事业、爱情充满期待，未来如他热爱的海洋，神秘而诱人。在他的订婚宴席上，风暴降临，军官朋友、同船的老水手和大检察官出于各自的利益需求，联手警方把他直接骗进岛上的监狱。后来未婚妻被军官朋友骗娶。

　　苦熬十七年，当代斯成功越狱，寻到狱友遗赠的宝藏，买得爵位，取名“基督山”。三年后，他潜入家乡的上流社会——他眼中的小人群体。谋略不凡的伯爵查明真相，悲愤不已，他没有求助官府、黑道，而是利用媒体爆料相关丑闻，令仇人陷于名誉危机，而后利用其他案件开庭的机会，到法庭作证，揭开那位检察官的真面目，并精心安排他人到元老院指证军官朋友的杀人罪行。那位惯犯水手则死于内讧。最后，当代斯接受军官朋友的决斗要求，对方负伤，在羞愤中举枪自杀。

　　这是一位未经审判而身陷囹圄的罪犯，为了复仇，他以金钱铺路，利用人性的弱点谋取优势，通过媒体制造舆论，在公开的法庭、听证会上揭露对手。他也有赴死的准备，在完美实现目标后毅然撤退，对当年的未婚妻由爱怨转为谅解、歉疚。这应是作家、编导出于英雄主义情结，根据当时的社会政治、法律背景构造出的一种理性的复仇模式了。

　　这部电影改编自大仲马的小说，最耐看的要数1961年法国版《基督山恩仇记》。

　　杀人警察局长波那维亚

　　这位也是复仇者，但不是为自己，他是《警察局长的自白》(意大利1971年版)的男主角波那维亚，一位工作勤奋的意大利警察局长。他多年调查黑社会组织及其背后的贪腐官员，因为阻力重重，他把精神病患者放出来，放任其寻机刺杀黑社会老大，后者幸免于难。警察局长因违规执法被撤职，熟识的检察官严格执法，开始调查他。当重要的证人即黑社会老大的女友被埋进水泥柱，波那维亚绝望了，他独闯对手老巢，亲手击毙那位老大，然后投案。那位检察官朋友同情他，设法为他减轻罪责。

　　但结局正如波那维亚自己所料——“监狱有监狱的法律”——没等走上法庭，他就在看守所被害。每一步发展，都在警察局长的预料中，那位正值、行事古板的检察官，却屡屡失算，最终只能怒目俯视狡猾的总检察长。

　　这部电影属于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色调灰暗，没有光明的尾巴。警察局长手捂伤口、强作镇静、绝不呼救的姿态，令人动容。这是他最后的选择：不再等待，放弃程序正义，追求实质正义，舍掉性命，与真正的罪犯同归于尽，由此实现自己的价值，获得解脱。

　　黑帮“面条”大卫

　　《美国往事》（美国意大利合拍1984年版）已成为黑帮电影经典，讲述纽约几个小流氓和一个热爱舞蹈女孩的成长史，映射近半个世纪的美国史。看名字就知道，绰号“面条”（大卫）的男主角是个心肠软的家伙，他为保护几位兄弟，杀死对手，坐牢十二年。出狱后，他得到大哥麦克斯和兄弟们留给的股份。麦克斯带领大家继续打杀抢劫，还与资本家、政客合作。麦克斯策划抢劫联邦储备银行，大卫认定计划必败，在无力阻止后，为避免大家送死，把抢劫计划暗报警方。实际上这是麦克斯利用大卫来设局，他放过大卫，任由另外两位兄弟送死，自己装作被击毙，然后独吞大家的联合基金。

　　大卫一去三十五年，继续操持黑道生意，没有多少起色，常为当年的举动愧疚。麦克斯则一路洗白，经商从政，跨进权贵圈。那个大卫苦追的舞蹈女孩黛博拉奔向好莱坞，成长为歌舞艺术家，后来甘做麦克斯的情妇。失手的麦克斯被政敌、同盟者当替罪羊，死局已定，麦克斯主动联系大卫，道明当年的真相，交给他一把手枪，想借此了结恩怨。面对老友，大卫羞愤至极，但他脑中全是当年兄弟情深的画面，也不想再惹是非，他看透人性，厌倦了这一切，没有拿起那把枪。随后，麦克斯跳进垃圾搅拌车，以自辱的方式了结自己。

　　佛洛依德讲：“我们爱的时候对痛苦最不设防”，大卫一生都是如此，对朋友、女人重情有义，知足、单纯而又冲动，坎坷大半生，只是面对故旧而心无愧怍。狡猾的麦克斯属于信奉“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那一类，热衷于斗法，享尽富贵荣耀，在穷途末日方想起赎罪。而黛博拉在实现艺术理想后，又献身于世俗。谁成功，谁更幸福，很多人看后颇为纠结。

　　对这样大格局的片子，不要当黑帮故事看，导演关注的是人性。这部煽情的长故事片曾一度受到冷落，在导演身后多年，世人才渐渐读懂故事中的人性，领略其高超的艺术技巧。

　　罪犯市长冉﹒阿让

　　十九世纪初的法国，为穷孩子偷一块面包被判处五年劳役，在逃跑四次后又被加刑到十九年，这个老苦役犯叫冉﹒阿让。出狱的他走投无路，到主教那里求助，在离开时偷走银器，主教机智地使他避免了终生苦役的悲惨结局，还把银器、蜡台都送给他，饱受欺凌、歧视的冉﹒阿让被感化了。他靠专利发财致富，投身工业、慈善业，受世人敬仰，被委任为市长。

　　新上任的警长沙威是位廉洁而教条的执法者，视法律为上帝，他发现市长经历可疑，暗中调查。一位长相酷似冉﹒阿让的马车夫被押到法庭受审，冉﹒阿让本可借这个机会为自己洗掉嫌疑，但他不想连累无辜的人，宁愿放弃名誉和地位，他主动到庭上承认自己就是那个罪犯。为了把收养的妓女的女儿抚养成人，他带她逃离。在隐姓埋名的岁月里，他继续助人，放过敲诈绑架他的小人，放走枪下的沙威，冒死救出参加革命的准女婿却只字不提。养女出嫁后，冉﹒阿让把绝大部分财产留给她，独自生活，老去。

　　冉﹒阿让就像那位主教一样，放弃享乐，以德报怨，视拯救他人为天职，不管社会多么不公，经历怎样悲惨，他都能坦然面对那主教蜡台的烛火。而被放过的沙威，为冉﹒阿让的宽恕所感动，他放弃逮捕，但他一生的善恶观被现实击碎了，他陷入法律与道义的冲突，难以自拔，最终戴上手铐，跳进塞纳河。一名罪犯，一位执法者，以各自的方式完成救赎。

　　这部电影就是著名的《悲惨世界》（法国1958年版），根据雨果的小说改编。

　　特工科学家迪贝尔

　　有位冷战期间隐蔽战线的人物，他没有走进法庭，但被敌对的双方都视为罪犯，可能随时被起诉，或者直接被消失，他就是著名谍战片《沉默的人》（法国1973年版）的主角迪贝尔。

　　这位法国人曾服务于英国情报部门，得过勋章，后来被克格勃绑架到苏联，被迫从事物理学研究长达十六年。在代表苏联到英国访问期间，他遭遇“车祸”，英国陆军情报机关逼迫他供出为苏联服务的英国科学家。为了活命，他配合了，一连串的苏联间谍被英国人抓获。他得到一大笔酬劳、一个假护照和一把手枪，还有克格勃的追杀令。从此，迪贝尔如丧家犬，四处躲藏，颠沛流离。

　　他找到老友，见过改嫁的妻子，最终无所依靠。他偶然发现某位指挥家就是当年参与绑架自己的苏联间谍，于是偷到他密写情报的乐谱，交给法国警方，指挥家被捕。聪明、勇敢的迪贝尔逃往阿尔卑斯山顶，任由克格勃击伤自己，最终他躺在担架上，被苏联用来交换那位指挥家。命暂且保住了，自由暂时有了，但未来仍是吉凶难料。

　　这个“罪犯”和前几位不同，他少些义、利抉择的焦虑，他的愿望是：活命。他素质超群，但无法改变博弈的大格局，只能在危机中尽可能冷静，尽管恐惧、孤独，但没有怨言，不问荣辱，他平静接受棋子的命运，守住生命。对前妻，他非常包容，只淡淡地说出一句：“按原样生活下去。”

　　五个“罪犯”，五个饱经沧桑的男人，还有他们的亲友和对手，演绎着复杂的人性，在义和利面前，在法律与伦理之间，他们都做出当时自认为合适的选择。

　　雨果说：“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无论怎样，只要抱有善的信念，就会执着，就能够反省，也将学会宽容与担当。

　　忙碌的法律人，可否有时间看一看，想一想？

　　（插图截取自影片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