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四月份，乍暖还寒时，在河北某看守所内。身材瘦弱，面容枯黄，眼神暗淡，全身透着焦躁与不安，急欲表达，却毫无逻辑，不知道从哪说起，说些什么。这就是辩护律师朱娅琳对山某的第一印象。待朱律师介入案件时，该案已历时近四年漫长的侦查过程，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复制卷宗，135本，超出了普通诈骗案件卷宗量，也超出了辩护律师的预期，处处预示着这是一场硬仗。

　　一、梳理案件基本事实，掌握案件始末，是辩护的首要工作

　　事情起源于一场办学风波。山某的丈夫蒋某是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的创始人兼总干事，该组织在香港注册成立，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力。蒋某本人致力于国际生态安全领域的研究已有十余载，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和著作。随着科研的深入，蒋先生萌生了在国内创办国际生态安全学院的想法，想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在国内发扬光大。后经过清华大学教授彭某介绍，结识了本案的被害人（投资人）蒲某。蒲某在河北省经营着自己的房地产公司，自称资金实力雄厚，愿意投身教育事业，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尽绵薄之力。就这样，蒋某作为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的代表，与蒲某和蒲某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在2011年7月17日签订了《关于创办北京国际生态安全学院的合作备忘录》开始了合作办学之旅。在合作过程中，山某作为国际生态安全组织的干事，参与到筹备委会员的工作当中。

　　为了筹备办学，自2011年开始，蒋某先后咨询了多位国内教育专家，并拜访过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研究法规政策、做过调研、写过方案、提交过申请。最终经多方咨询、反复研究，发现目前在国内创办一所独立的大学，投资数额大、审批难、耗时长，最终还不一定能够申办成功。与其成立一所独立的大学，不如与国内知名高等院校合作，创办二级学院，这样更容易达成办学目标。随后蒋某与北京多所院校取得联系，探讨合作办学事宜，并于2012年1月19日与某大学签订《合作意向书》，商定创建“生态安全学院”。蒲某作为投资方，先后向指定公司账户（因筹备委员会是临时组织，无法申请银行账号）转款4300万元，后因蒲某个人原因，要求返还部分资金。2014年8月7日，蒲某及其经营的房地产公司无法按《合作备忘录》的约定继续提供办学资金，遂向公安机关报案，称蒋某、山某诈骗其3250万元（后起诉书确定为3770万元），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16年4月26日，将蒋某、山某刑事拘留。期间蒋某因身患重疾，加之侦查程序的冗长，心力交瘁，于2017年5月病逝。

　　二、带着问题阅卷事半功倍

　　犯罪嫌疑人是否有虚构、隐瞒的事实；虚构、隐瞒的事实对被害人交付财产是否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两者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资金的去向，是否能够印证非法占有的目的，永远都是诈骗类犯罪要审查关注的重点。但是在海量的卷宗中寻找蛛丝马迹，犹如大海捞针一般，不得要领。所以辩护律师在会见的过程中，反复和犯罪嫌疑人核对起诉意见书指控的内容，是否与事实情况相符，如果不符，问题在哪，有何证据或线索。整理好这些问题，带着问题，有目的有重点地去阅卷，可以在短时间内把握住案件的核心使阅卷工作事半功倍。待掌握了案件的核心问题，梳理了整体的脉络后，回过头来再“盘”一遍卷宗，一切了然于胸。

　　三、超长的侦查程序透着诡异，着重审查

　　乍一接手案件，发现2014年立案侦查，2016年采取强制措施，2018年移送审查起诉，直至2019年起诉，仅侦查用了四年时间。什么样的案件，会耗时四年之久，这种超乎寻常的表现，必定会引起辩护律师的关注。详查之下发现：

　　1、2016年4月26日，山某因涉嫌诈骗罪由某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2、2016年6月2日，山某由某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3、2016年6月3日，山某由某区公安分局执行逮捕；

　　4、2016年8月2日，山某因涉嫌诈骗罪由某区公安分局移送至某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5、2016年9月17日，山某案件第一次退回补充侦查；

　　6、2016年10月17日，山某案件被移送至某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由区检察院提升至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7、2016年11月14日，某市检察院延长审查起诉期限15天；

　　8、2016年12月2日，某市检察院第二次退回补充侦查；

　　9、2018年12月4日，某市公安局再次移送至某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10、2019年1月3日，某市检察院延长审查起诉期限15天；

　　11、2019年1月19日，某市检察院起诉至某市中级人民法院。

　　通过办案期间的梳理，辩护律师发现2016年12年2日某市检察院第二次退回补充侦查，直至两年后，2018年12月4日才再次移送审查起诉，退补期间长达两年之久，严重超期。

　　超期的退补产生两个法律问题：

　　第一，根据最高检刑诉法解释，对于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应当如何处理？

　　第二，超期退补期间收集的证据效力问题。

　　四、庭前会议据理力争

　　经过辩护律师的多次申请与主审法官的反复沟通，最终同意在开庭前召开庭前会议。只是主审法官原计划半天就能结束的庭前会议，却召开了两次。每次坚持得到的回应，都是迈向胜利的一小步。

　　会议中，辩护律师提出三个问题：

　　1、补充侦查的次数、时间是固定的，不存在延长或中止、中断的情形，侦查机关补充侦查程序明显违法。

　　2、对于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而不是肆意延长补侦时间。

　　3、超期补侦期间所收集、调取的证据，因缺乏合法性而丧失证据效力，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对于辩护律师的意见，检、法两院作出了不同的态度和处理方式。

　　首先，检察院提出，在办案期间由于辩护律师不断地向检察院、看守所反映问题，已于2018年9月26日下发了《纠正违法通知书》弥补了程序违法的问题，意在表示通过该通知书已纠正违法行为，故该期间取证行为是应予认可的。

　　对此，辩护律师有两点回复：第一，《纠正违法通知书》是在市公安局违法办案近一年九个月后才下发的，不仅如此，在被明确要求纠正违法行为后，仍持续办案三个月，主观恶性之大由此可见。这种知法犯法，纠而不改，肆意运用手中权力的行为，如不加以约束和惩治，势必会对地方法治建设造成严重的损害。第二，检察机关依法负有监督职能，在遇有违法办案的情况下，提出纠正意见是应当也是必须的，但仅仅提出纠正意见是远远不够的，提出纠正意见后办案机关是否及时修正，对于违法办案的相关工作人员及案件本身如何处理等等内容，必须要落实到位，而不是不了了之。反观本案，长时间的违法办案未被追责，提出纠正意见后，充耳不闻持续违法，相关责任人没有任何说明，没有任何处罚，最为重要的是，案件仍能回到了检察院审查起诉。如此做法，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将束之高阁，形同虚设。

　　反观法院，却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只是反复强调，辩护律师与检察院协调处理吧。我们都知道，对于程序违法问题如果不能尽早解决，程序向前走一步，难度就会呈几何倍数增长。无奈之下，辩护律师只能一边做好开庭准备，一边向检、法监督职能部门反映情况，希望能够尽早解决程序违法问题，保障诉讼顺利进行。在此有一个小小的心得感悟就是，当我们想要维权、想要反映客观问题，想要申请法律监督时，尤其是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在想要做上述事情时，一定要秉持客观、理性的原则，不能掺杂个人主观态度、情感因素，不要采用过激的语言，要如实地反映事实，这样才能具有说服力。

　　五、证据之辩永远是辩护律师坚守的阵地

　　如果说程序之辩是辩护律师的急先锋，那证据之辩就是我们的精锐部队和要坚守的阵地。

　　起诉书的指控主要围绕以下五项内容：

　　第一，被告人山某及其丈夫蒋某在与蒲某结识后，除自称是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总干事外，还虚构自己曾任中央某部（保密机关）研究员，某省政府办公厅巡视员身份，骗取蒲某信任。

　　第二，山某隐瞒了银行不存在共管账户、银行账户增加人名章也不需要本人到场的事实，诱骗蒲某到银行，假意办理共管账户，增设蒲某的人名章，使其相信资金存管、使用安全，而后肆意挥霍投资款。

　　第三，山某是否隐瞒了教育部对于民办大学及二级学院不予审批的问题。

　　第四，是否谎称教育部要求成立专门管理学院资产的公司以及设立基金会，并通过该公司及基金会将投资款转移。

　　第五，资金是否用于偿还借款、购买房产、汽车、取现等消费挥霍。

　　对于事实问题，辩护律师首先要做的就是在卷宗中寻找证据、线索，必要的时候自行取证。本案的一个特点就是卷宗数量巨大，内容混乱。所以辩护律师在掌握案件脉络的基础上，还要仔细研读每一份证据，逐一标记，制成笔录，最终形成自己的证据链条用以反驳公诉人的指控。该项工作内容庞杂，工作量巨大，在此不一一赘述。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在卷宗中，辩护律师整理出一条完整的证据链，逐一印证了起诉书的指控是脱离事实根据的。

　　六、面对诱惑，审慎处理

　　从最初检察院提起公诉，辩护律师与检察院沟通时的言之凿凿认为指控一定成立，到两次庭前会议针锋相对，再到公诉人主动多次做被告人及辩护律师的工作，希望被告人能够认罪认罚，并提出相当优渥的条件，本案的办理过程，可谓是峰回路转。3770万的诈骗，一旦指控成立，被告将面临着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认罪认罚，可以给到一个精准的十年的量刑建议。对于有实务工作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相当具有诱惑力的。对于辩护律师来说，本案存在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打下去，实践中能否得到理想的结果也是不可预期的，何去何从？

　　面对这种情况，辩护律师在和公诉人每一次沟通之后，都将情况详细完整地转达给被告人及家属，并详细解答可能面临的风险和存在的顾虑。在此前提下，尊重当事人自己的选择，全力以赴。最终，当事人选择遵从本心，认为自己无罪，坚持无罪辩护。

　　七、守得云开见月明

　　经过三次庭审后，检察院决定撤回起诉，最终于2021年3月19日作出了不起诉决定，山某当天释放。至此，历时三年半的刑事案件程序告一段落。

　　八、申请国家赔偿

　　为了进一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京都所朱娅琳律师、相愫晶律师又接受委托，代犯罪嫌疑人申请国家赔偿。

　　代理申请国家赔偿期间，两位律师多次前往检察机关当面沟通案件案件情况，协商处理方式。案件也得到了检察机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委派检察长及办公室主任来京，陪同赔偿申请人前往有关部门，处理因羁押给申请人造成的不利影响。

　　经过多方努力，检察机关最终于2021年10月28日作出了《刑事赔偿决定书》，决定：

　　（一）向赔偿请求人支付被羁押1345日侵犯公民人身自由赔偿金501819.50元；

　　（二）向赔偿请求人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37000元；

　　（三）在侵权范围内为赔偿请求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整个案件，到此画上了句号，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虽然帮助委托人恢复了自由，挽回了部分损失，但回顾案件办理过程，可以说每一起错案，对于当事人来说都是一场浩劫，造成的损失和产生的影响是无法用金钱去弥补的。真诚地希望不要有错案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