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丰县八孩之母事件”引发的相关讨论话题，内容从“一个妇女相当于20只蛤蟆”到追问调查，再到女性觉醒，不但内容广泛，讨论层次也从民间网络到了刑法学术界。身为经常办理刑事案件的法律人，看到刑法学术界大咖们巅峰决战，无不为参与这样的讨论而兴奋，并具有强烈的表达欲望，虽然说的不一定对。

　　一、现行刑法第241条“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为什么现在看着别扭？

　　现行刑法第241条“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罪”属刑法第四章“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罪”，从近年来该犯罪行为导致的社会危害性及社会危险性来看，其最高量刑三年的规定已经不太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

　　首先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必然伴随着强奸、非法拘禁、虐待或者伤害犯罪，虽然法律规定收买之后有强奸等行为的应数罪并罚本应结局很重，但是实践中多数仅以收买定罪处罚且缓刑占一定比例，这是执法层面的问题，即强奸、非法拘禁等行为发生久远无法取证或熟人社会难以下手执法等，这种情况在执法层面已然形成了漏洞，这个漏洞的弥补手段之一是需要通过重新修订，而且是系统修订有关拐卖、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罪的条款来弥补。

　　其次，现行刑法第241条及相关司法解释已经完成了应有的历史使命。该规定是当时立法者兼顾传统观念对人们价值观、行为模式的影响，考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及公民平均素养而设置的。当贫穷农村男子“买媳妇”普遍存在并形成乡俗，要想打破陋习并作犯罪处理，执法机关面临的不是一般的挑战，要解救被拐者，必须要有一个循序渐进、各方可接受的法律治理模式。所以，对“拐卖人”从重严打击，对“买人者”依据行为危害程度分别处理，甚至出罪，都是为妥协现状，尽快解决当时问题逐渐形成的有效基层执法模式。在那段时期的确需要这样的立法考虑和执法智慧。

　　第三，随着社会进步、文明的发展，群众法律意识的普遍提高，尤其近十年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案件的大幅下降，每个偶发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总能掀起汹涌的舆情，凸显公众对严重侵害人身民主权利犯罪愈发零容忍的趋势，近十年公众权利意识的集体觉醒，更强调“人”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一切对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践踏和损害的犯罪行为，是公众绝不能忍的底线，更是刑法严厉打击的对象。在这样的主流价值观下，当某个侵犯人身权利公共事件爆发的时候，人们总是希望刑法能够有所作为，但却发现有的刑法条文已经无法保障公众对安全感、幸福感日益增长的价值需求，这时候必须重新审视刑法中个别罪名的规定，反思法律规定本身的滞后性。

　　通过研讨发现，现行刑法第241条“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这种把人物化为商品进行买卖，既严重损害人身权利又剥夺人的尊严，其间还伴随着其他严重暴力犯罪的收买行为，犯罪后果影响恶劣处罚却轻刑化处理，“收买”行为貌似单一，但伴随的次生犯罪及整体后果挑战现代文明社会底线，与我们努力建设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背道而驰，最高检等多次强调“对严重暴力犯罪依法从严追诉、从重打击”，现有规定不但与当下“人不是工具而是目的”这样的主流价值观不匹配，也明显违反了罪刑相适应原则。

　　最后，近几年各种专项整治活动的开展，不但普通民众的法律意识在逐年提高，基层执法者的执法强度与执法能力也在增强，法治意识已经悄悄的深入人心，刑罚的预防功能已经能够发挥作用，如果修订该系列罪名，提高相关罪名的起刑标准，能够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减少恶性犯罪的发生。

　　二、修订有关拐卖、收买妇女儿童的相关刑法条款的几点不成熟建议。

　　综上所说，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修订刑法有关拐卖、收买妇女儿童的相关条款，而不是仅仅只修订第241条“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这一个罪名，还要同时修订刑法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罪”等，因为修订的内容不仅是提高起刑标准，可能从罪状描述到各种罪重、罪轻情节都要重新搭建结构，从立法技术上不可能只修订“买”而不修订“卖”。

　　作为一个完全不了解立法原则和技术的外行，笔者斗胆提议：假如重新修订241条“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是不是可以考虑仿照“故意杀人罪”罪名规定将量刑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做法，比如从十年量刑往下走，在具体罪状和情节描述中列举可以从轻、减轻处理的情节，也可以设置极少数真正善意购买者出罪情形。

　　立法永远是滞后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恰如此给了我们反思和试错的机会，都知道立法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也不依赖立法解决所有问题，而是希望树立“人”是一切发展核心这一标志现代文明的观念，传递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让最遥远的乡村文明也能感受到法治的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