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河南“红码”事件本身的影响还未消退，对责任人员的处理结果又再次引发社会关注。大家主要的质疑点在于如此严重的权力越位，数千人健康码受影响、出行受限，引发这么大范围的社会舆论与关注，结果仅仅只是撤职、严重警告、记大过等政务处分，不少学者提及的可能涉嫌犯罪的问题，则没有任何的回应。

　　“某某同志”“乱作为”，这样的表述，这样的定性，显然此事已经与刑法无关。我们不知道背后的调查过程是什么样的，但有关人员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此事对国家公信力的破坏是多么严重。

　　如此处理结果能起到安抚人心、消除民愤的作用吗？“一撤了之”就能解决问题了？除了撤职处罚，我们还能反思些什么？

　　问题一：郑州政法机关部分“同志”为何“法治意识淡薄”

　　在严格的疫情防控政策下，红码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电子镣铐”，红码人员几乎寸步难行。根据我国的《立法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只能由全国人大以国家立法的方式规定。可是，有人却假以疫情防控之名，对数千人的人身自由随意地进行限制，这可能不仅仅是法治意识淡薄的问题了，而是根本就没有法治意识！

　　也难怪很多网友担忧，如果这次轻轻放过了，以后万一引来效仿，我们该怎么办？

　　法治的核心，是要把政府的“权力”关进笼子，而不是把群众的“权利”关进笼子。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也早已写入了各个层级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甚至中央还专门成立了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但为何直到今天，郑州政法机关的“同志”还能如此无视法律法规，无视公民的正当合法权利？

　　根源还在于法治理念的缺失！喊了这么多年的法治建设，但扪心自问，我们解决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法律规则吗？知法的人就一定守法了吗？法律已经成为我们心中的一种敬畏了吗？

　　问题二：对数字时代的公民权利，缺乏足够的重视和保障

　　笔者相信，如果不是通过健康码转红的方式，“红码”事件中的责任人员万万不敢直接限制数千名银行储户们的行动自由。由此又延伸出了一个问题，数字化时代，与人身高度绑定、依附的电子化、数据化权利，为何就有人敢肆无忌惮地无视、侵犯？

　　大数据时代，数据已成为一种资产，大量的个人人身、财产权利也被电子化、数据化。面对这样的时代变迁，如何保护这些权利，不管是老百姓还是国家管理部门，都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当前，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公民积极配合国家的识别、管控需求，通过健康码等方式，已经主动让渡了一部分个人隐私、自由权利。在这样的情境下，居然还要被随意地“转红码”，可谓“人在家中坐，红码天上降”，确实令人愤慨！

　　诚然，收集、保存、处理个人数据，是网络时代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技术手段。但是，在数字监控更加容易、数字侵权更加高发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理应更重视公民数据权利的保护。

　　对“数字权利”，个人和社会可能都需要一个“觉醒”。

　　问题三：程序意识，依旧不被重视

　　此次事件通报中所提及的“规矩意识淡薄”，我们不知道具体指的是哪些“规矩”。但在笔者看来，程序意识的缺乏也是导致此事出现的重要原因。

　　郑州的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出面协调解决许昌、商丘、开封等其他城市的村镇银行问题，而且还能对远在深圳没进入河南的储户转“红码”，听起来就不符合程序规范。

　　那么，问题来了，他们是通过什么程序得到的这个“红码”名单？又依据什么程序来处理这些隔着十万八千里的人和事？介入村镇银行事件，经过请示汇报批准了吗？对数千人“转红码”，社会管控指导部部长和副部长两人是如何“擅自”决定的？又为何能“擅自”决定？这么大的事情，他们敢“擅自”决定的动机是什么？部长决定后又是经过什么程序让后续的工作人员具体实施和执行的？

　　显然，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环节，只要有程序意识，按程序办事，都可以把这件事拦下来。不客气地说，这就是司法实践中“重实体、轻程序”传统一脉相承下来的恶果。特别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在一些司法人员看来，程序性问题就只是“瑕疵性”问题，可以通过“情况说明”等方式进行补正。而殊不知，没有程序意识，根本就实现不了法治。

　　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不按程序办事，不按规矩办事，迟早要出事。

　　总而言之，对这次“红码”事件，我们希望不要“一撤了之”，本也不应止步于此。往后，该怎么防止健康码被滥用，对公民的数据权利该怎么保护，又该如何恢复受损的国家机关公信力……未尽事宜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