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电影《第二十条》热播，反响强烈。电影以检察官韩明办理的一起涉及正当防卫的案件为主线，聚焦《刑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正当防卫制度，满足了公众对于公平正义的期待。

　　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的认定一直是个难题。

　　《刑法》第二十条规定：

　　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简单地说，当一个人面临不法侵害时，有权利予以反击，而没有义务躲避，正所谓“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按照这一规定，实施正当防卫行为，没有超过必要限度的，不构成犯罪；超过必要限度的，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但属于防卫过当，依法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即给予轻判。

　　说起来简单，但是在具体案件办理过程中总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对此类案件准确定性是有一定难度的。影响正当防卫认定的因素较多，比如证据问题，由于案发突然，地点隐蔽，证据有限，难以还原事实真相，著名的昆山反杀案，之所以有好的结果，可能要得益于案发现场有监控视频；又如对法律的理解问题，何为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何为必要限度，均会有不同的认识，于欢故意杀人案，终审被确定为防卫过当并大幅度减轻处罚，得益于最高司法机关的介入和指导。再比如案外因素问题，基于“死者为大”的观念，迫于维稳的压力，有些司法人员不敢于认定正当防卫。

　　所以，刑法所规定的正当防卫制度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一些本来属于正当防卫的案件，却被认定为互殴，唯结果论，致人损伤的，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这些案件的不当处理，给社会传递了错误的导向，公民在面对不法侵害时，不敢于行使正当防卫权。

　　电影涉及的案件中，王永强持剪刀扎伤向其逼债、强奸其妻子的恶棍致其死亡而被捕，负责审查该案的吕玲玲检察官富有正义感，面对压力不屈服于强权不愿意起诉，领导决定让韩明检察官接替承办该案。韩明检察官三年前办理的一起案件中，当事人因见义勇为打伤他人被判刑三年，坚持上访追寻正义却遭遇车祸身亡；自己的儿子因见义勇为而被立案遭到一系列麻烦。此案中王永强的妻子跳楼负伤引起最高检察机关的关注。这些因素的交织，加之韩明检察官所具有的对公平正义的信仰，让他作出了本案是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的决定。电影的结果，让人欢欣鼓舞，收到了很好的普法效果，让公众对正当防卫制度有了新的认知，对司法机关、对公平正义充满期待。

　　笔者作为一名从事刑事审判和刑事辩护多年的从业人员，自然为影片塑造的司法形象而拍手叫好，更期待涌现出更多的韩明检察官、吕玲玲检察官，希望看到更多精彩的案例。

　　然而，影片毕竟是艺术作品，当我们聚精会神观影，沉浸于其中时，不妨将余光投向现实，关注那些司法的阳光尚未照耀到的人和事。

　　当我们以中立抑或是悲观的心态来看待电影中的故事情节时，也许会得出另一种结论：当事人的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运。或者换一种说法：有些案件中，当事人的命取决于他的运。这里所说的命，就是自己案件的处理结果，有些确实涉及性命。这里所说的运，就是自己案件赶上了哪一个司法人员，往大了说，还包括赶上了什么样的司法环境。

　　拿本影片的案例来说，王永强的案件如果没有遇到吕玲玲，而是张玲玲、王玲玲，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在吕玲玲被停职后，如果更换的检察官是三年前的韩明检察官，而不是现在的韩明检察官，不是因张贵生案而心生内疚的韩明，不是因自己妻儿涉案而焦头烂额的韩明，结果又会怎样呢？这，或许就是运气使然。

　　在当法官之时，笔者就有深刻的体会，当事人赶上哪个法官办理自己的案件靠的是运，而这种运会决定自己的“命”。不同的司法人员，社会阅历不同，专业素养不同，办案理念和态度不同，这些都会反应在案件的处理结果上，甚至法官当天的心情好坏，都有可能影响量刑的轻重。

　　在从事刑事刑辩之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遇到不同的司法人员，当事人及律师的感受和体验完全不同，案件的走向也不同。同一个案件，在某地被提起公诉，改变管辖后，另一检察院的检察官做出不起诉的决定。同一个案件，一审认定有罪并重判，而二审阅卷后直接作出取保候审、发回重审的决定。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诚然，不同的办案人员，对案件的认识有分歧是正常的。但是，有些案件的处理，明显超出了认识分歧的范围，只要有些责任心、正义感，就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在此情况下，把当事人的命交给运，无疑会让人倍感悲凉。

　　我们期待，当事人的命取决于案件本身，而不是不可掌控的运。这，需要多方的努力。

　　其一，依赖于司法人员整体素质的提升。

　　近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司法人员的专业水平逐步提升，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仍然有一部分司法人员的专业水平和自己从事的职业工作并不匹配。而且，这一现象并不是只存在于偏远落后地区。恕我直言，即便是北上广深这些发达地区，仍然存在一些亟待提升能力的司法人员。

　　专业水平只是办好案件的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司法人员还需要有端正的办案态度，从内心有办好每一件案件的愿望。有些办案人员水平尚可，但敷衍赛责，简单办案、机械办案、草率办案，着眼于办结案件而不是办好案件，对当事人冷漠，对辩护人抵触，无法保障案件的妥善处理。

　　在司法人员整体素质提升的情况下，当事人遇到哪一个司法人员，对案件的处理结果影响不大，这才能不至于让当事人把命押在运上。

　　其二，依赖于司法环境的彻底改善。

　　司法人员整体素质的提升，只是一个愿望，一个过程，而且所谓的提升都是相对的。在现有的人员状况下，如何改善司法环境，营造出认真对待每一个案件，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氛围，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为什么部分司法人员只想简单办案，不怕错误办案被追责，可能与当前的司法环境有关。对于一个被改判、被翻盘的案件，司法人员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尤其是在把无罪判有罪，把轻刑判重刑的情况下，司法人员是鲜有真正意义上承担错案责任的，更多的是罚酒三杯。相反，那些做出了无罪判决、缓刑判决的检察官、法官，往往成为了调查、复核的对象。这样的一种导向下，司法人员难免会选择明哲保身，少一事不如多一事。正如影片中的正当防卫案件，司法人员选择起诉选择定罪，既不要承担责任，案件又能快速出手，而如果去追寻真相追寻正义，则要面临一系列的问题。

　　在员额制推行的过程中，过度放权于办案人，过度强调其独立办案，对领导人员管理指导案件的矫枉过正，导致产生了很多奇葩案件。长期存在的案件管理、汇报制度，虽然有其弊端，但也有其积极的一面，一定程度上能够制约个别办案人的任性司法，发挥集体智慧、管理者办案经验的积极作用，有利于防范冤家错案。

　　良好的司法环境，要让司法人员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在笔者代理的职务案件中，不止一个司法人员直言不讳地说，这些案件自己并没有权力决定案件结果，自己做不了住。对于这种坦诚，是令人欣慰的，但这也不能成为司法人员不作为不担当的借口。即使是部分案件中承办人无法左右案件结果，需要听命于有关组织和个人，但作为承办人自己究竟拿出了什么样的处理意见，是否基于自己对案件的理解充分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则能够反映一个办案人的责任与担当。如果枪口能够抬高一厘米而不抬高，甚至迎合有关组织和个人，则不能成为自己错误办案的免责借口。

　　其三，当事人及辩护人要力争转运。

　　能够遇到担当作为的办案人员，固然是当事人和辩护人的幸运，但我们总不能把自己的命寄托于这种运气上。尤其是在运气不好的情况下，更应该做出一些努力，争取好的结果。

　　作为律师，在办案过程中，需要加强与办案人员的沟通，了解其办案的风格与思路，以便做出一些应对。在办案人员对案件存在错误理解和认识的情况下，需要从专业角度去改变其认识，争取辩护意见得到支持。在办案人员虽然对案件有自己的正确判断，但又不敢或者不愿意坚持自己的意见而选择随波逐流的情况下，则有必要给其施加压力，让其认识到草率办案、错误办案的后果，从而做出正确的选择。在办案人员想把案件办好但又力不从心的情况下，需要给其赋能，提供专业和技术上的支撑，比如提交文献检索材料、类案处理参考、专家论证意见等，使得办案人员在案件研究汇报过程中能够据理力争。

　　当事人对于司法工作的认知有限，而辩护律师作为专业人员，要对司法人员办案的潜规则有所了解，对案件的承办人既要有所期待，又不能完全依赖。一方面，不能片面地认为案件承办人不是决策者，进而放弃对其说服工作。不论什么情况下，都要重视案件承办人，要不遗余力地争取得到其对辩护意见的认可。另一方面，要重视外部力量对辩护工作的重要性，通过相关途径表达诉求，争取案件能够得到在聚光灯下认真研判的机会。在当前，最高人民法院推行的阅核制和“四类案件”监督管理工作机制，都是律师可以充分运用的路径。

　　行文至此，感慨良多，惟愿电影所塑造的丰满形象能够走进现实，正义之光能够照亮每一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