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前后，AI“复活”俨然已经变成一门蓬勃发展的生意。在某电商平台，只需提供照片、逝者音频，几十块钱的费用就可以生成一段有声音的动态视频；如果提供更多数据、信息，几千元可以实现和逝者视频通话，堪比现代版通灵术。

　　以下为该技术几个应用场景：

　　场景一：粉丝群体利用互联网音视频资料，“复活”明星。

　　场景二：家属为缓解思念之痛，“复活”亲属。

　　场景三：取得近亲属同意之后，商业公司“复活”歌手举办演唱会。

　　来看看民法典的规定。根据民法典，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近亲属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传统民法观点，自然人权利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自然人死亡后不存在人格权保护问题，经过几十年观念的演变，目前可以达成共识的是：为了保护死者近亲属的人格权，所以去保护死者人格利益。在场景一中，粉丝群体未经明星近亲属同意进行复活的行为，其近亲属有权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那么，如果没有近亲属了呢？根据民法典，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为近亲属。对于没有近亲属的过世明星，很抱歉，由于目前法律的理念是侧重于保护近亲属的人格权，所以其“人格权”将会面临无法可依的境况。而目前唯一可以突破这一限制的，是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五条英烈人格权保护条款，因英烈人格权有明显的的社会公共利益，故不受近亲属维权主体限制。

　　因此，对于场景二和场景三，法律也无“法”作出否定评价——即便逝者生前表达了明确的否定。这种结论容易引发伦理上的争议。

　　死亡是生命的自然状态，也塑造了人之为人的意义。中国人通过丧礼、清明扫墓表达哀思，同时也承载了社会教化的功能。如果过度沉溺在对逝去亲人的哀思之中，对于活着的亲属是一种宽慰还是另外新的伤害？如果逝者生前明确不同意进行AI复活，近亲属还是对其人格利益商业化使用，是不是损害公序良俗？值得考虑的伦理问题还很多，包括：对于AI复活行业，利用人的悲痛谋利，是值得鼓励的吗？“永生”的大明星或公众人物，会不会抑制创新进步？

　　即便《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建立了高风险科技活动进行伦理审查的制度，目前在实践中也几乎没有落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伦理考量也暂时敌不过利益的考量。

　　AI创业者不得不面临一个规则尚不明朗的制度环境，这时候更考验创业者对法律趋势的把握。AI应用场景千千万，如果赛道压错了宝，一旦后期政策不利，前期投入瞬间清零。未来的胜出者，必然是属于采取了严于当前法律标准和实践的人。因此对于从业者，最大的法律风险，就是看不到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