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一词并非法律人士的创造，“悔改”、“赔偿”也是这样。在宗教那里，忏悔、赎罪是信徒人生的重要宗旨。基督教劝解世人认罪，相信神的信实和公义，宣称上帝会赦免世人之罪，帮助洗净一切的不义，佛教则强调修行，以求得加持来化解仇恨，获得良善与清净，达成涅槃。对于宗教而言，认罪乃是发自内心。

　　那么，何为“罪”？宗教上指不被认可的反道德规范行为，在某些宗教那里，罪也可以是某种思想状态，也有这样的概括：凡在思想、言语、行为上不合神明旨意的，即是罪。宗教上的罪由某种神来裁定。而法律上的罪，按照某些法律学派的观点，是严重违背特定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包括公权力伦理道德限制）的行为。以现在普遍认可的标准，行为本身要具备构成要件该当，并具有违法性和有责性，即所谓“犯罪”。具体的罪名见于律法条文，罪的成立须通过程序操作，由司法者给予认定。

　　在很多法律学家看，犯罪的发生有生理、心理和社会诸方面因素，要阻止犯罪发生，主要靠惩罚手段，以增加行为的成本。在政治法律人士眼里，惩罚更具有现实意义，社会伦理、社会秩序的维护比个人改造更为紧迫。依某些犯罪心理学家的观点，犯罪之人普遍有人格问题，还需要一定的治疗，对某些犯人而言，心理康复几乎无法实现。

　　我们看到，一个实施犯罪的人跪在神父前，会倾诉内心的不安，表达忏悔之意，而在法庭上，他要考量现实的刑事责任风险，不得不按照法庭的要求来遣词造句，表达对涉罪行为的认知。在刑事诉讼中，认罪的口供属于有罪证据，认罪行为属量刑情节。于外部而言，认罪亦具有警示世人、预防犯罪的意义。

　　在刑事诉讼的操作层面，参与诉讼各方所关注的“认罪”、“悔罪”，只能是以法定要件来作判断。事实上，他们无法确认被告人的认罪是否发自内心，即便是神父也难以判断。法律上认罪、悔罪的认定，不似罪名认定那样苛刻，那么复杂，但于被告人，是一个沉重的抉择。

　　按照现在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认罪行为包括：如实供述，承认指控，愿受处罚。所谓如实供述，包括如实供述指控罪行，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如实供述罪行且避免严重后果发生等情形。至于承认指控是否等于如实供述，要在个案中具体把握。所谓接受罪名，一般为指控罪名，也有认罪但对具体罪名持有异议的情形。被告人对部分事实、个别行为性质进行辩解，不应影响认罪的成立。总之，对基本犯罪事实如实供述、承认自己有罪，当是认罪的最基本表现。当然，认罪须以当庭表示为准。

　　在诉讼中，围绕认罪经常会有涉及投案、坦白、自首等情节认定的争议。退赃退赔、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行为，也会被作为认罪、悔罪的考量因素。有时，悔过书的质量和被告人的法庭整体表现，还被当作评估被告人认罪态度的参考依据。过去，看守所室内外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字标语，羁押伊始，讯问人员常让对方直视这八个大字，由此入手，反复警示认罪的好处。那时还无“犯罪嫌疑人”的概念，被讯问者、被羁押人在某种程度上已是罪人，配合讯问、服从监规和其他积极的行为都被视为认罪悔过的表现。

　　现今，有更为明确的法定量刑原则、具体的量刑规则，对常见的认罪情形有明确的规定，所能获得的减轻、从轻量刑幅度，均有可操作的指引，在实践中一般还是能够得到执行。

　　如被告人要获得更多的量刑实惠，就要考虑认罪协商。这是将认罪态度和量刑直接挂钩的合法交易行为，所以也被称为“辩诉交易”。在我们的刑事诉讼规则中，称为“认罪认罚”，这里没有体现“协商‘、”交易“，而是突出接受刑罚这一结果。经过若干年的实践，认罪认罚在刑事案件中占有相当可观的比例，而其中涉及的认罪认罚真实性、实质性审查，正在成为一个尚待解决的难题。

　　认罪协商行为发生在庭前，通过检察官提讯被告人、律师会见被告人、律师与检察官的沟通等环节完成。律师在认罪认罚协议上为见证人，但对于被告人的选择有重要影响。近亲属聘请的辩护律师会用心研究案情，评估各种可能，将案件的走向、利弊给被告人讲明，由后者选择是否接受方案。遇到指定辩护律师、值班律师，被告人能否得到这样及时、充分的法律辅导，委托人普遍有疑虑。

　　同时，办案人员对被告人的影响不可低估。被告人自到案，就要考虑调查、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及其他于案件有影响人员的意见，会反复揣摩办案人员在认罪认罚上的本意，并希望得到律师的指点。越是临近开庭，被告人的焦虑就越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律师也面临相当的压力，既要与控方、近亲属做有效沟通，又要向被告人陈明利害，做好分工和预案，每一步工作都要考虑相关的权责边界。在案情复杂、争议大的案件中，认罪认罚下的辩护比常规辩护往往更有难度。

　　被告人的困惑来自对判决结果的不确定性，认罪协商有不被法院接受的风险，如果发生了，是否放弃认罪？有的案件审理法院没有接受认罪认罚协议，直接判决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检察院事前多能获悉这种变化，而被告人和律师往往不知情，这实质是对辩护权的剥夺。被告人的认罪是基于协商而产生，协议不被接受，他当然有权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有权获得新的辩护机会。

　　对法院不接受认罪协议的情况，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提供两种选择型态：认罪协议对法院不构成约束，法官有权改变罪名，被告人不能撤回认罪；法官必须受协议约束，如果不同意，被告人有权撤回认罪。在法国，这种选择顾虑要少得多，因为认罪协商遭到律师还有左派人士的普遍反对，他们认为认罪协商违反无罪推定原则，会影响审判的公正性。我们还需要总结出具体的细则，以避免审判程序上的随意。

　　更为棘手的情形，是被告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翻供，在庭上“毁约”。除被告人自身的顾虑、反复外，比较常见的原因来自所谓刑讯逼供。过去，被告人翻供后，公诉人会在下一次开庭中出示同步录音录像，包括其念悔过书的视频，在辩护人普遍要求提供完整的同步录音录像及24小时录音录像后，这种情况有所减少，控方会提请退补，通过收集更多于被告人不利的证据来增强指控的力度。从近年的诉讼实践看，这些不利证据往往和指控事实有关，涉及口供合法性的证据很少，在口供合法性的举证责任上，“控辩倒置”的情况时有发生。

　　此外，有些认罪态度的变化发生在上诉之后。被告人对一审判决不服，在二审中于基本事实陈述有较大变化，否认指控，或者提出证据不合法、程序违法等问题。过去有这样的情形，办案人员做被告人的工作，告诫其上诉的不利后果，包括抗诉、发回重审可能导致加重判处，确有被告人受到压力放弃的情况。现在除了轻罪，被告人普遍不愿放弃上诉机会。抗诉的情形偶有发生，在检察机关获取重要的新证据后，有的法院没有发回重审，径直加重判处，判决生效，上诉人已没有回到原审再上诉的机会，今后如作无罪申诉，则可能不利于其减刑。

　　凡此种种，足见实践中认罪的复杂。先不认后认，先认后放弃，从调查、侦查、审查起诉至审判，不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上诉人于认罪上的纠结、反复，贯穿于诉讼全过程，甚至于服刑期间。对于诉讼程序公正性的怀疑，往往加重认罪选择的顾虑。一些本来承认犯罪事实的被告人，在受到某些“压力”、“打击”后，不仅翻供，甚至认为自己是冤屈的被迫害者，不公正的执法使他们产生强烈的抵触甚至仇视情绪。即使没有切身体会，在听到、看到“坦白从严”的案例、未履行“承诺”的案例后，被告人也将陷于认罪抉择的困惑，他对程序透明、规范上的关注，远远超过认罪本身。

　　冉·阿让偷了一块面包被判处五年苦役，逃跑后刑期被加到十九年，他不再相信公正的审判，出狱后偷走神父的银器，神父的宽恕使他避免牢狱之灾，他受到震撼，开始“真诚悔罪”，四处行善。当一个人经历不公正的诉讼，或者听到类似的案例，即便他真的犯有罪行，也难有悔改的诚意，这里当然有多种成因，但有一个原因不可忽略，就是对法律缺乏信仰。

　　这样来看，出于效率与公正兼顾的考虑，诉讼各方无暇顾及认罪的本义，他们关注的是程序上的认罪。辩护人要在有限的时间内，疏导被告人，不要陷入信仰上的抱怨，要带动他理性分析，设计妥当的方案，不作那些空洞的花式辩护。程序上的认罪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认罪与否，悔罪程度如何，均与量刑的“优待”相关联，被告人、辩护人在法律空间内宜遵循自利原则来作策略选择，司法者则依照程序对诉讼结果进行法律功利意义上的判断，所谓认罪，乃是程序博弈的一部分。而此后的认罪、悔过、悔改，更多有赖于矫治、改造等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