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意见，是自带专业和权威光环的一种证据，在技术性和专业性犯罪日益成为主流的背景下，由于司法人员（包括律师）对相关技术专业知识的缺乏，鉴定意见甚至成为“法官背后的法官”。同时，法庭发问是最经典的法庭调查方式之一，也是最能向法庭揭示案件问题、呈现证据矛盾的方式之一。但是，不同于对普通证人的发问，在面对具有技术专业优势的鉴定人时，辩护律师的发问是否必然如同以卵击石，又该如何寻求突破呢？
一、对鉴定人发问的基本理念
理念就是做一件事的指导思想，笔者在多次庭审中对法庭发问活动进行观察和反思，愈发感觉到发问过程中的很多误区或者值得改进的地方，根源上是理念存在偏差。有了正确理念的指导，就更容易避免一些共性的问题。笔者根据自己的感受，总结出如下理念：
1.发问的目的是向法庭呈现问题，而非让鉴定人亲口承认错误。有时候辩护人发问穷追猛打，大有对方不当庭认错誓不罢休之势，但这样的目的往往难以达成，而发问就变成了无休无止的追问，最后偏离了重点。这个问题在对证人和鉴定人发问的过程中都存在。但实际上，说服鉴定人、证人，和说服检察官一样困难。要知道，人都有掩饰自己错误的本能，更何况是在法庭上。但是，表达的权利在于鉴定人，而判断的权利在法庭。只要鉴定人或证人的回答明显错误或不合常理，即便其仍在文过饰非，也足以让法庭认识到问题所在。
2.要明确鉴定意见和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找到薄弱的“七寸”，扬长避短。对鉴定人的发问，或者对鉴定意见的质证，并非一定是在相关专业知识上和鉴定人“硬碰硬”——这样律师天然处于劣势。辩护律师首先要以全局的眼光进行审视：
1鉴定意见和待证事实以及犯罪构成要件之间是什么关系？2控方想通过鉴定意见证明罪名的哪一要件？3构成要件的成立是否仅是事实问题，有无法律判断？
……
明确了这一点，就更容易找到鉴定意见的薄弱之处，从而将技术专业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便于发挥律师的优势。例如，某传销案件中，侦查机关委托专业机构对企业后台会员账号数据进行了鉴定和分析，得出该所谓“传销组织”有会员多少名，层级多少级。如果辩护人仅就会员和层级分析的技术问题进行发问，则容易被鉴定人口中的专业名词绕晕，但如果避其锋芒，进行如下询问：
问：能否确定后台数据中每个账号都对应一个现实的人？答：不能。
问：是否存在同一人注册多个账号的情形？答：是的
这样一来，就会对鉴定意见所意图证明的内容——会员人数和层级——形成实质性削弱，而这是对定罪量刑有关键影响的法律问题。
3.要区分法庭发问和质证意见。发问不同于质证，在法庭发问之后，往往还有单独发表质证意见的环节。有些问题适合通过发问呈现，有些问题适合直接发表质证意见。例如，根据《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12条规定，鉴定人应当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从事相关工作5年以上。在案件中司法鉴定人未满足上述标准的情况下，如果就此进行发问，反而可能会给其解释和纠缠的机会，不如直接在质证意见中进行表达。相反，在前面关于会员人数的问题中，“存在一个人注册多个账号的情况”，这样的话从鉴定人口中说出来效果更好，如果律师直接发表质证意见，可能会被法庭认为是“一家之言”。
4.发问问题要有总体战略规划，不要纠缠于细枝末节。拟定发问提纲之前，首先要明确希望通过发问达到什么目的，然后具体问题的设计都要为中心目的服务。对于中心目的的问题，要进行深挖。比如将检材来源问题作为中心目的，除了常规性审查检材提取、保管、移交过程，还要重视检材持有人笔录、勘验检查笔录等内容。在某重大责任事故案件中，办案机关委托相关部门对因火灾烧毁的物品进行价格认定，价格认定机构依据是被害人提供的货物清单，但被害人笔录中陈述其存储的都是油泵等金属物品，灭火后大部分都能辨认和清点，但价格认定机构却并没有核实清单和实物是否相符。在此情况下，可以重点质疑价格认定材料的不准确性。
二、发问的常见误区
1.和鉴定人进行辩论。鉴定人一般属于控方证人，其如何进行回答，不再辩护人“掌控”之内。当鉴定人的回答不符合辩护人预期时，如果无法简单直接地指出其错误，可以留待发表质证意见时详细阐述，不必通过发问和鉴定人辩论。
2.发问目的不明确，问题局限于细枝末节，不具有杀伤力。法律对鉴定程序的规定较为严格，很多鉴定意见多少会存在一些形式上的瑕疵，如果对每个瑕疵都揪住不放，可能会模糊发问的重点，鉴定人基本上也能给出一些相对合理的解释，这样最终难以动摇法官采信鉴定意见的自由心证。
3.没有及时将鉴定人回答的漏洞和法律问题相关联。例如某传销犯罪案件，办案机关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就被告人获利等情况进行司法会计鉴定，但鉴定意见中充斥着大量关于公司情况、业务模式、人员架构等非司法会计方面的内容。辩护人询问这些意见从何得出，鉴定人反复解释说办案机关提供了充分的案件材料。这样貌似听起来鉴定依据非常充分，但应当进一步追问：作为鉴定依据的有哪些材料？是否包括被告人供述？必要时可进一步追问，这些材料是否属于财务会计资料？这样才能揭示出检材不合法，以及鉴定超范围的问题。
4.问题过于开放，成为大型科普现场。法庭发问的问题分为封闭性问题和开放性问题两大类，一般而言，对己方证人可以采用开放性问题，让其尽情陈述；而对控方证人，宜采用封闭性问题发问，以引导其暴露错误或矛盾的地方。对于鉴定人，如泛泛发问：检材来源于哪里？鉴定所依据的技术标准是什么？采用了什么样的方法进行鉴定？这样话语权容易被鉴定人掌握，从而使发问变为科普现场，辩护人错失通过反问暴露证据问题的机会，反而加强了鉴定意见的可信性。
三、发问经验总结
1.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是普遍性的问题。除了对检材送检过程进行重点发问，还要关注检材提取、勘验笔录、相关人员陈述等信息，核实关于检材的名称、数量、种类等内容是否一致，从案件卷宗中寻找矛盾进行发问，借力打力。
2.结合客观证据或明显错误进行发问。如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办案机关通过资金回流认定虚开行为，被告人也承认虚开和资金回流的事实，并称每次虚开发票都收取5%-8%的“点费”。然而侦查机关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多次开票的点费竟然高达60%-80%，不仅与被告人供述相矛盾，也明显违背常理，可以以此矛盾点进行发问。
3.审查鉴定的法律依据是否存在“牛头不对马嘴”的地方。如对被害人的财物损失金额的认定，价格认定报告显示所援引的依据是《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对此可以发问：被害人财产损失是否属于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为什么评估依据包括《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
总之，法庭发问是一门学问，是机会，也暗藏风险。尤其是面对比律师对特定问题更加专业的鉴定人时，如果辩护律师没有提前准备好，找出鉴定意见中的“死穴”，那么对鉴定人发问可能导致加强指控、削弱辩护的不利结果，故辩护律师更应当把握好每一次法庭发问的机会，利用法庭审理中这一最直接、最生动的环节，将发问的力量发挥到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