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29日下午，由刑事二部主办的“刑辩百人谈”第4期活动在京都律师事务所成功举办。活动分别由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孟粉、许明律师，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立杰律师主讲，业务管理部张帝主持。
孟粉
孟粉律师首先分析了证券类违法犯罪的趋势。自2021年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全面从严打击证券违法犯罪活动的通知以来，打击态势持续收紧，全国证券类刑事案件数量激增。2022年至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证券犯罪366件、1011人，年均案件量增长30.5%，嫌疑人数量增长16%。北京作为全国证券犯罪办案基地之一，2024年案件数量接近2022年的3倍，其中内幕交易罪占比56%，是证券犯罪中的主要罪名。
在内幕交易犯罪中，辩护空间贯穿于各个环节，而共同犯罪形态多样且边界模糊。孟粉律师聚焦于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员多层级传递信息时的共同犯罪认定问题分析，她指出，司法解释规定了三种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员的类型：非法手段型、特定身份型和积极联络型，其中后两种类型采用了推定规则，辩护较为激烈。
对于二手及以上信息接收者的处理，我国在从严打击证券犯罪前后存在差异。此前基于刑法谦抑性原则，通常对二手、三手接收者及被动接收者不予刑事处理；严打后则进行分化处理，非法手段型若下家明知手段非法并共谋，可能以共同犯罪处理。被动型获取内幕信息人员，若与传递者有犯意联络并实施交易，当下也有可能构成共犯。由此说明，当下的内幕交易共同犯罪认定标准又回归到传统共同犯罪的认定标准。
孟粉律师结合案例进行说明，在内幕交易共同犯罪认定中，需关注是否存在共同的犯罪故意和行为，比如有共同的犯罪故意体现为事先通谋——如何获取内幕消息、如何分享收益，共同的行为则体现为——一起买入股票、事后收益进行分配等等。她强调，辩护律师应在个案中把握证据细节，尽早介入帮助当事人理清法律关系，避免当事人沉没成本过高。例如，案例中的当事人因未及时寻求专业律师帮助，在公安机关询问时坚持错误辩解，最终陷入被动。她建议，当事人应在早期听取专业律师意见，以最小代价化解风险。
许明
许明律师认为，内幕交易刑事辩护难度较大，成功案例较少。他首先分析了资本市场刑事司法的政策动态，中央战略部署提到了“零容忍”“法治”“协调”“底线”原则，“新国九条”强调严打证券犯罪，精准追责，持续加大对“关键少数”的追责力度。
内幕交易案件中，推定逻辑是辩护的核心难点。根据2012年司法解释，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员包括非法手段型、近亲属及关系密切型、联络接触型，交易明显异常的认定涉及资金流、信息流、交易流等多个维度，且证监会的认定具有一定主观性，辩护中难以推翻。
许明律师通过案例指出，内幕交易的辩护可从多个角度展开。例如，质疑内幕信息的重大性、非公开性，或证明涉案人员不属于内幕信息知情人，或否定联络接触的事实，以及论证交易行为的合理性等。他强调，在辩护中应利用图表等工具对比交易习惯、资金流向等，以客观数据反驳主观认定。此外，共同内幕交易的认定需谨慎，不能仅凭都接触知情人就推定成立共犯，需有明确的共谋证据。
他还提到，正当理由辩护在实践中常被驳回，但在特定情况下仍有价值。例如，若能提供扎实的证明材料，证明交易基于已披露信息或专业判断，而非内幕信息，可能成为有效辩点。许明律师认为，内幕交易辩护需结合政策动态、法律规定和个案特点，灵活运用策略，同时需注意与公检法的沟通，争取有利结果。
刘立杰
刘立杰律师从刑事推定的理论基础出发，探讨内幕交易案件中推定主观故意的破解方法。他指出，刑事推定需具备事实基础、逻辑关联和排除合理怀疑三个要件，内幕交易案件中主体和行为的推定可能涉及双重推定，存在逻辑漏洞，辩护时可从理论根基上质疑其合理性。
在实践中，跳出传统的辩护框架，构建新的事实逻辑，是破解推定的有效途径。刘立杰律师分享了一个内幕交易的案例，辩方通过提出上市公司可能存在操纵股价的行为，构建了与指控不同的事实逻辑，成功制造疑点，最终争取到了取保候审和不起诉的法律空间。刘立杰律师强调，成功的辩护需讲述比控方更完整、更合逻辑的故事。在内幕交易案件中，辩护需延伸时间线，追溯交易决策前因与后果；重组证据链，用交易习惯图表、时间轴、股价波动趋势、行业分析报告等客观证据破解“接触即知情”的主观推定；植入合理怀疑，提出“第三方信息源”“利空/利好交易背离”等可能性，破解不利推定。刘立杰律师特别提醒当事人应避免盲目信赖“神秘力量”和“关系运作”，贻误风险化解的最佳时机，同时呼吁刑事律师在证券犯罪辩护中，坚守专业和法治原则，依据事实和证据，最大化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活动现场
“刑辩百人谈”第四期活动在热烈氛围中圆满收官，本次活动提供了关于内幕交易案件辩护的深度思考和实践经验，三位律师的分享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战案例，对提升内幕交易案件的辩护水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