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入库案例2024-04-1-226-001】

　　在私募基金行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基金财产的行为，不仅损害投资人合法权益，更破坏金融市场秩序。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郭某、王某职务侵占案，以其典型的“截留交易价差”犯罪模式，成为私募基金领域职务犯罪的标志性案例。本案中，二人通过虚增交易环节、隐瞒真实数据等手段非法获利412余万元，其行为定性、证据审查与裁判逻辑，为司法实践处理同类案件提供了重要参照。

　　案情简介

　　被告人郭某系上海利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资金交易员，其丈夫王某为共犯。2020年1月至10月，郭某利用负责私募基金债券交易的职务便利，在债券账户平移调整过程中，与王某合谋实施犯罪：

　　1.作案手段：通过虚增交易环节，将本应直接从A账户到B账户的债券交易，拆分为“A账户→中某信托账户→B账户”的两步交易，以“低卖高买”方式制造价差，截留资金602余万元。

　　2.隐瞒行为：郭某通过瞒报交易环节、修改交易数据等方式，向公司隐瞒价差收益，扣除190余万元代理费后，剩余资金转入个人账户，用于炒股、购车等消费。

　　3.判决结果：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郭某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王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十万元，二人退赔全部违法所得。判决已生效。

　　延伸思考

　　一、指控定罪的三大核心焦点

　　（一）主体身份与职务便利的界定

　　本案关键在于郭某“职务便利”的认定。法院通过两方面证据确立其犯罪主体适格性：

　　1.职务权限证据：郭某作为资金交易员，负有执行私募基金债券交易、上报交易数据的职责，直接掌握账户操作、交易指令执行等权限，具备实施犯罪的职务基础。

　　2.行为关联性证据：其利用债券平移调整的工作流程漏洞，通过虚增环节、隐瞒数据等方式截留收益，行为与职务权限存在直接关联，符合职务侵占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

　　（二）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解析

　　1.财产权属认定：涉案资金属于私募基金管理人代为管理的投资人财产，郭某截留的交易价差本应归属于基金产品，符合“本单位财物”的法律属性。

　　2.非法占有目的：二人通过拆分交易、转移资金至个人账户并用于消费，主观上具有排除基金公司对财产占有、使用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侵吞行为。

　　3.行为方式特殊性：不同于传统侵吞、窃取，本案以“虚增交易环节”的隐蔽手段实施，但其本质是利用职务便利将单位应得利益据为己有，符合刑法第271条的行为特征。

　　（三）正常交易与犯罪行为的界分要点

　　1.交易目的审查：正常债券平移调整是为实现基金资产优化配置，而本案交易拆分的唯一目的是制造价差牟利，违背基金管理职责的忠实义务。

　　2.流程合规性判断：对比市场同类交易的正常流程，涉案交易通过非必要的第三方账户（中某信托）进行，且未按规定上报完整交易信息，属于不正当交易。

　　二、辩护策略的多维启示：从证据审查到情节运用

　　（一）主体与行为关联性的抗辩路径

　　1.职务权限实质审查：若能证明行为人无直接操作交易、修改数据的权限（如仅负责信息传递），可主张其不具备“职务便利”。例如，通过岗位说明书、交易权限审批记录等证据，弱化行为与职务的关联性。

　　2.交易合规性举证：援引基金合同中关于“账户调整”的授权条款，结合市场通行操作惯例，证明交易模式具有合理性，否定“不正当交易”的定性。

　　（二）财产权属与主观故意的辩护要点

　　1.资金性质抗辩：若涉案价差属于市场波动产生的合理收益，且合同未明确归属，可质疑其“本单位财物”属性。例如，提供同类基金产品的收益分配协议作为参照。

　　2.主观目的弱化：通过资金流向证据（如部分款项用于公司未报销开支），主张无非法占有故意，仅为“临时周转”，削弱犯罪故意的认定。

　　（三）量刑情节的最大化利用

　　1.法定从宽情节：本案中“退赔全部违法所得”是重要从轻情节，辩护中可结合《量刑指导意见》，量化退赃对降低社会危害性的作用。

　　2.角色差异辩护：王某作为从犯（负责寻找账户、协助操作），与郭某（主导犯罪、利用职务）在作用上存在区分，可主张其主观恶性较小，争取缓刑适用（如本案判决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