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概览
本案系因承兑汇票到期不能兑付引发的民事纠纷,进而升级为刑事案件。因涉及九家银行、11亿元资金,且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等多家法院判决,又形成刑事案件,在金融界、法律界引发极大影响,《新浪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等多家媒体连载报道。被告人姚某原系某商业银行三亚分行计划财务部副总、票据业务客户经理,被控与他人共同实施票据诈骗,并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1490万元。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票据诈骗罪判处其无期徒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合并执行无期徒刑。
京都律师事务所自2017年接受委托,指派公丕国、牛星丽、王青楠等律师组成辩护团队,历经侦查、审查起诉、一审、二审、发回重审一审、二审等全部诉讼程序,持续辩护八年之久。最终,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决姚某票据诈骗罪有期徒刑十一年、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有期徒刑七年,撤销票据诈骗罪的附加罚金刑,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罚金三十万元。被告人刑期大幅减轻,辩护工作成效显著。
辩护难点与挑战
1
案件极其复杂,民刑交织:
本案源于银行间票据转贴现纠纷,案涉九家银行,最高人民法院等多家法院已做出十几份民事判决,后升级为刑事案件,涉及大量金融专业知识、票据流转规则、银行间业务惯例以及多重民事法律关系,事实梳理与法律定性难度极高。
2
指控罪名严重,量刑畸重:
一审判决姚某构成票据诈骗罪并处以无期徒刑,反映出刑事司法人员初期对此类金融前沿业务纠纷的陌生及对银行从业人员在类似业务中责任认定的严厉态度,辩护压力巨大。
3
证据材料庞杂,案卷浩繁:
案件涉及数十名被告人、众多金融机构、海量书证、电子数据及证人证言,证据体系错综复杂,厘清事实、提炼焦点需要投入巨量时间和精力。
4
程序漫长,历时八年:
案件经过多次审理,程序反复,对律师的专业耐力、客户沟通以及策略调整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辩护团队需在不同诉讼阶段持续跟进,应对不断变化的审理重点和司法观点。
5
单位犯罪与个人责任界定模糊:
检方曾指控某商业银行三亚分行构成单位犯罪,如何清晰剥离单位行为与个人行为,论证姚某职务行为的性质及其主观故意,成为辩护的核心争议点。
辩护策略与核心工作
面对重重困难,京都辩护团队制定了周密细致的辩护方案,并始终坚持专业、尽责的执业精神:
1.深入剖析票据业务本质:团队深入研究银行转贴现业务规程,明确指出转贴现是银行间基于授信的常规低风险业务,姚某作为业务经理,仅负责流程对接,并无审查出票人资质的法定义务,其行为不符合票据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核心构成要件,提出“某商业银行不构成单位犯罪,姚某不构成此罪;即使某商业银行构成单位犯罪,姚某也不构成此罪”的综合辩护意见。
2.厘清单位与个人责任边界:强力论证某商业银行三亚分行在本案中不构成单位犯罪。姚某的行为未经单位集体决策,其所获巨额利益也未归单位所有,不能代表单位意志,最终,法院采纳辩护意见,判决银行不构成单位犯罪,从根本上动摇了针对姚某的严厉指控基础,虽然法院最终判决姚某构成票据诈骗罪,但对其量刑由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十一年。
3.精准攻击证据与逻辑漏洞:针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指控,辩护人提出涉案款项中有相当部分用于团队公务支出,并非全部用于个人挥霍;同时指出,检方对同一笔款项同时指控诈骗赃款与受贿款项,存在逻辑矛盾。辩护人还提出,即便构成两罪,其行为也属想象竞合,应从一重处断。
4.全程跟踪,多维沟通:在长达八年的程序中,辩护团队不仅专注于法庭内的唇枪舌剑,还积极与当事人、家属保持沟通,稳定其情绪;并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协助当事人及其家属进行退赃等工作,争取量刑上的从宽情节。
5.努力调解,影响判决:鉴于鄂尔多斯农商行10余亿元的损失是形成本案的基础原因,辩护人在依法尽职辩护的同时,努力协调涉案银行、鄂尔多斯农商行,并协调重庆富城资产公司、北京文化投资股份公司、北京首开集团等多家企业介入谈判,拟以第三方收购鄂尔多斯债权进行债务重组的方式,化解地方金融风险,促进刑事案件依法判决。虽然,该调解方案因当事人的意向差距太大未能成功,但辩护人针对民刑交叉案件的“解决经济问题,促进公正判决”的工作思路,得到相关领导和当事人的肯定。
案件成果与价值
经过八年的不懈努力,京都律师的辩护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而此案的辩护和判决,也产生了较大的司法影响。
1.辩护效果明显:被告人姚某的刑期从一审的无期徒刑,最终改判为有期徒刑十四年,实现了刑罚幅度的巨大跨越,最大程度地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重审二审中,针对违反“上诉不加刑”原则增加的罚金刑,辩护意见得到采纳,法院予以纠正,撤销罚金刑部分,维护了程序公正;辩护团队成功说服法院认定某商业银行三亚分行不构成票据诈骗的单位犯罪,改判单位不构成犯罪,为此类案件中区分单位责任与个人责任提供了有价值的判例参考。
2.司法价值巨大:本案系典型的民事纠纷刑事化案件。因承兑汇票到期不能还款引发的一系列民事纠纷,已经人民法院判决且进入执行程序,但银行领导为推卸亏损的个人责任,向公安机关报案。对于票据贴现业务等新类型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公检法机关缺乏相关办案经验,在地方政法机关的干预下,将民事纠纷刑事化,成为社会顽疾。在本案民事判决和刑事审理的影响下,最高法在2019年《九民纪要》对转贴现效力、清单交易、封包交易等票据纠纷明确了裁判规则(第101—105条),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此类商事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的趋向。
3.专业价值彰显:京都律师团队对票据金融业务的深刻理解、对刑事辩护技巧的娴熟运用,以及对当事人高度负责的态度,赢得了当事人和业内的尊重。本案的成功辩护,展现了京都律师在复杂金融犯罪、民刑交叉领域深厚的专业功底、顽强的斗争精神和长期的坚守能力。同时,京都律师不仅在个案中为姚某辩护,也通过专业意见和案件影响,间接促进了司法实践中对类似“民刑交叉”金融纠纷案件处理方式的反思,强调了避免以刑事手段不当干预经济纠纷的重要性。
本案的辩护历程,是一场毅力、专业与智慧的结合。京都律师用八年的坚守,在看似不利的局面中寻找到突破口,逐步扭转局势,最终为当事人争取到了相对公正的裁判结果,切实履行了辩护律师的职责,守护了法律的正确实施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