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3日，北京市律师协会涉外法律服务委员会举办2026年度第三期涉外法律实务交流会。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北京市律师协会涉外法律服务委员会副主任王馨仝律师应邀以“涉外刑事法律实务要点”为题作专题分享，围绕涉外刑事案件的概念界定、业务细分领域、发展态势，以及境外证据审查、境外追赃追赔、管辖冲突应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等内容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实务解析。本次交流会由涉外法律服务委员会主任刘克江主持，“北京市百名高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项目”部分律师学员及涉外律师共110余人参加。
图为北京市律协第三期涉外法律实务交流会现场
在当前跨境犯罪形态快速演变、区域执法协作不断深化、企业和个人境外活动持续增加的背景下，涉外刑事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众业务”。从公开数据看，2021年全国办理涉外刑事案件5691件，2023年为4243件，而2024年1月至11月已达21000件；2024年全年涉外刑事犯罪起诉人数为49800人，2025年进一步上升至55000人。无论从案件数量、起诉人数，还是从案件类型的复杂程度来看，涉外刑事都已成为一个值得中国律师持续投入、系统研究的专业领域。它既与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企业跨境经营密切相关，也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律师的实务视野。结合本次分享内容，我们尝试从业务场景和能力要求两个维度，对中国律师可以重点拓展的涉外刑事业务领域作一梳理。
一、外国人在华刑事辩护：
从程序保障走向综合应对
这是最典型、也最容易被外界理解的涉外刑事业务板块。实践中，外国人在华涉嫌犯罪案件往往不仅涉及实体辩护，还同时伴随委托手续办理、领事通知与领事探视、境外家属沟通、境外有利证据调取、外国法查明、驱逐出境以及再入境限制等问题。
这一领域的主要业务场景包括：外籍高管、技术人员、留学生、外籍员工在华涉嫌职务犯罪、毒品犯罪、经济犯罪、暴力犯罪；外籍被告人家属长期在境外、委托手续难以及时落地；案件处理结果还可能影响其在中国的工作、签证和家庭安排。律师在这一板块中，不仅要具备刑事辩护能力，还要熟悉涉外程序规则、领事保护机制、跨境文件公证认证或附加证明书规则，并能够协调境外家属、克服语言障碍，必要时和境外律师共同推进工作。
图为市律协涉外法律服务委员会副主任王馨仝进行主题分享
二、跨境犯罪案件中的境外证据审查与认定
随着电信网络诈骗、跨境洗钱、数据犯罪、跨境走私、跨境腐败等案件增多，境外证据已经成为很多案件定案的关键基础。涉外刑事律师面临的，不只是“有没有证据”，而是“境外证据怎么来的、能不能用、证明力有多强”。
这一板块的典型业务场景包括：境外警方调查报告、境外司法文书、平台后台数据、境外服务器数据、聊天记录、银行流水、区块链记录等证据进入国内刑事程序；当事人和辩护人需要对境外取证程序是否合法、证据形成方式是否可靠、是否经过适格认证、与待证事实是否有关联进行系统审查。律师在这一领域的核心能力，是区分公权力形成证据与私主体形成证据的不同审查路径，熟悉《刑诉法解释》第77条、公证认证与附加证明书规则，并具备围绕真实性、关联性、印证性展开精细化质证的能力。
三、境外追赃追赔与受害人代理：
从“追刑责”延伸到“追财产”
涉外刑事业务的价值，很多时候不只在于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更在于帮助受害人实现实际受偿。尤其在非法集资、跨境洗钱、虚拟资产转移、境外持币、境外账户冻结等案件中，资产往往散落在不同法域，刑事裁判本身并不足以自动实现返还。
这一板块的典型业务场景包括：境外被扣押虚拟资产的返还申请、依境外法直接提起财产主张、协助中国被害人参与境外法院程序、利用中外司法协助和本地程序并行追索损失等。该领域对律师的要求非常高：既要理解中国刑事追赃追赔逻辑，也要具备统筹境外律师团队、理解境外没收和民事追偿制度、设计中外程序衔接路径的能力。对于很多受害人而言，这一板块往往是涉外刑事业务中最具现实价值、也最具增长潜力的方向之一。
四、红通审查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连接国内程序与境外程序的枢纽型业务
围绕引渡、遣返、移交、回国投案、被判刑人移管、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审查等事项，涉外刑事律师可以介入的空间正在不断扩大。这类业务的特点在于：仅靠单一法律知识远远不足，必须对国内刑事程序、外国程序、外交规则、人权保障规则和国际合作机制统筹贯通、一体研判。
常见业务场景包括：代理被中国请求引渡的外国当事人在所在国进行引渡程序抗辩；为拟回国人员评估自首、投案及追赃追逃衔接风险；协助当事人对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提出审查或撤销请求；围绕境外文书送达、境外证据调取、境外资产查封冻结和返还设计协助方案。律师在这一板块中，最重要的能力是程序统筹能力：能够解读国内外程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境外律师共同分工，并把复杂的国际协助事项转化为清晰可执行的法律路径。
五、中国企业跨境刑事合规与危机应对：
企业“走出去”背景下的新增长点
随着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跨境销售、全球供应链布局持续深入，涉外刑事风险正在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企业风险，而不只是个人风险。海外代理商、经销商、顾问费、渠道返利中的商业贿赂风险，出口管制与海关申报风险，跨境数据与商业秘密风险，海外并购与证券发行中的信息披露风险，以及跨境结算、虚拟币、离岸账户中的洗钱和非法经营风险，都可能在企业层面引发刑事危机。
这一板块的典型业务场景包括：境外子公司或合作伙伴实施违法行为后对母公司和高管的穿透追责；海外项目中的环保、安全生产、劳工用工事件引发本地刑事调查；出口管制、转口贸易、制裁合规和跨境数据流动中的程序失误；重大危机发生后，企业需要同时应对境内外监管、刑事、民事和舆情压力。律师在这一领域的核心能力，是把刑事风险识别、调查应对、证据保全、内部访谈、跨境数据处理、管理层保护和外部沟通结合起来，为企业建立从事前审查到事中危机处置的完整方案。
六、跨境并行案件与境外律师团队统筹：
涉外刑事中的项目管理能力
很多涉外刑事案件并不是“一个国家、一个程序、一个争议”。相反，同一事实往往同时触发多个法域的刑事、民事、行政乃至制裁程序。例如，一个跨境诈骗、跨境集资或跨境洗钱案件，可能在中国有刑事程序，在美国或英国有资产冻结程序，在其他国家还存在民事追偿或监管调查。
这类业务场景下，中国律师的重要角色，往往不是替代所有外国律师，而是成为全案的协调者和统筹者：梳理中国客户最核心的法律目标，选聘和管理境外律师团队，平衡不同法域之间的诉讼立场和证据口径，避免一个程序中的陈述伤害另一个程序中的利益。这类案件要求律师不仅需要懂刑法，还要具备多法域协同、项目管理和跨文化沟通能力。
七、国际刑事追责体系相关业务：
高门槛、但值得长期关注
国际刑事法院、特设国际刑事法庭以及混合法庭相关业务，在中国律师日常业务中虽然仍属小众，但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以及话语权的增加，国际刑事法、国际人权法与国内刑事程序之间的交叉议题会越来越多。
这一领域的业务场景包括：涉及国际刑事法院或特设法庭的咨询与研究、国际刑法议题培训、战争罪或危害人类罪背景下的法律分析、国际刑事追责制度在企业合规、跨境制裁和国际争议中的延伸影响研判等。其主要能力要求在于坚实的国际法基础、外文能力、制度研究能力以及将国际刑事法问题转译为国内客户能够理解和使用的专业表达能力。
结语：涉外刑事不是“边缘业务”，
而是中国律师专业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次北京市律协涉外法律实务交流会专题分享，再次说明一个趋势：随着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不断走向全球，涉外法律服务的重心也在不断外延。涉外刑事之所以值得重视，不仅因为其直接触及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人民财产安全，更因为它高度依赖国家间执法协作、证据互认、程序统筹和多法域协调，能够直接检验律师在复杂国际法治环境中的实务能力。
对于中国律师而言，涉外刑事业务的拓展，不只是“增加几个案件类型”，更是在更高层次上理解程序、证据、合作和风险的关系。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也将继续围绕涉外刑事辩护、跨境司法协助、境外追赃追赔、企业跨境刑事合规与危机应对等方向，持续深化专业积累，推动涉外刑事法律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