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一假期刚结束，潘南宇律师收到了北京某法院的判决书，Z某因犯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适用缓刑。至此，这起涉案金额超千万元、涉及3家被告单位、25名被告人的“某电商巨头百亿补贴”专案，在历时近两年后终于告一段落。
Z某是一位年仅20多岁年轻姑娘，在2024年6月被抓获时，才刚刚新婚几个月。从逮捕到取保，从诈骗罪到合同诈骗罪，从被羁押365天到缓刑——这一路走来，有几个节点尤为关键：审计报告的逐笔核对与“种菜”订单的剥离、罪名定性的法律博弈、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步步推进、一封致电商巨头创始人的信，以及最终两次开庭后的缓刑落地。
一
新婚数月，卷入专案
2024年6月，北京某地警方成立专案组，对“某电商巨头百亿补贴诈骗案”集中收网，甚至登陆央视，公开表示要严惩不贷，将本案打造成典型案例。
原本在省会城市参加某资格考试培训的Z某，憧憬着进入体制工作，没想到却被北京赶来的“不速之客”打破宁静，四五名警官将其带走。她的新婚丈夫迟迟无法联系上Z某，经过打听才知道原由，后来告诉律师：“结婚才几个月，连蜜月都没来得及过。”
为了赚取零花钱，Z某偶然加入一个酒商微信群，看到刷单返利的信息，便按照上家的指示，组织下线“刷手”在某电商店铺下单茅台酒，店铺实际发送矿泉水。因此，被指控骗取电商补贴款。奇怪的是，Z某总计获利仅几千元，没想到却卷入这起涉案上千万元的诈骗专案，换来的是刑事拘留、批准逮捕、近一年的羁押。首次会见时，她反复哭泣：“我不知道这么严重，我以为就是网上兼职。”
二
审计报告存在致命缺陷
证据是案件的核心，审计报告是认定诈骗金额的核心依据。在潘南宇律师查阅之后，发现统计逻辑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它将店铺所有标注为“刷单”或“种菜”的订单，一律计入骗取补贴的数额，没有区分订单的真实履行情况。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业务术语：“种菜”与“刷单”。
“种菜”：买家下单后，店铺发一个矿泉水瓶（或空包），并非真酒。这是纯粹虚假交易，目的是制造订单骗取补贴。
“刷单”：订单同样是人为制造的，但有时店铺可能发了真酒（出于库存清理或其他原因）。这种订单在形式上虽然也是“刷”出来的，但实际发货为真酒，电商平台因此产生了真实的商品流转和成本，与纯粹的空包骗补在性质上有所区别。
审计报告将两类订单混同计算，不加区分地全部认定为诈骗数额。这意味着，其中可能包含了真实发货的订单，而这些订单对应的补贴，电商平台并非基于完全的错误认识支出，在刑法评价上存在争议。我们花了两周时间，做了以下工作：
1.逐笔核对银行流水。调取Z某及其上家、下家“刷手”涉及的全部银行卡交易明细，将每一笔资金往来与审计报告中的订单号一一对应。这是一个极其繁琐的过程——仅Z某一人涉及的订单就有数百笔，需要反复交叉比对交易时间、金额、对手信息。
2.与办案机关进行证据比对。潘南宇律师多次前往检察院，申请调取原始电子数据，将我方梳理的表格与办案机关的审计底稿逐项对照。发现审计报告中存在部分订单无法与银行流水印证，甚至有个别订单重复计算的情况。
3.与当事人逐单核实。潘南宇律师将会见时携带整理好的订单清单，让Z某逐一回忆：这个订单是“种菜”还是发了真酒？她根据当时微信群里的指令和仓库反馈，对能够确认的订单进行区分。她明确告诉我：“‘种菜’收到的是矿泉水瓶，但‘刷单’的订单有时候确实发了真酒。这两种不一样。”
4.申请对审计报告进行补充质证。潘南宇律师向检察机关提交书面意见，指出审计报告未区分“种菜”与真实发货订单，导致涉案金额虚高，要求予以核减。
经过两次补充侦查，潘南宇律师成功将Z某的涉案金额从最初侦查认定的30余万元，降低至20余万。虽然降幅看似不大，但在合同诈骗罪的量刑档次中，30万与20万可能直接影响是否跨入“数额巨大”的加重档位，也为后续争取从犯认定和缓刑创造了空间。
更重要的是，这一争议为后续的罪名变更和取保申请埋下了伏笔。
三
致电商巨头的一封信，撬动取保
在提交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的同时，潘南宇律师做了一个执业以来较为大胆的尝试：以辩护律师身份，直接致信某电商集团创始人。信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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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集团董事局主席XXX先生：
我是京都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刑事律师——潘南宇，观先生外卖革命轰动一时，万分钦佩，国人无不崇仰。先生以压榨底层人民为耻，为百姓发声，振聋发聩。先生此义举，望再接再厉，贵集团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
贵集团曾开展百亿补贴活动，让利于民，网友无不称赞。然有投机取巧商户，刷单以骗补贴，俗称“薅羊毛”。贵集团于全国报案，动员各地警方立案侦查。一时间，如秋风扫落叶般，各地商家、中介、刷手纷纷落网，令投机取巧者无不骇然。
我的当事人是其中一位“小中介”（或称“小黄牛”），日前仍被羁押在北京XX看守所，已近一年。其年仅二十余岁，姑娘年纪尚小，生于XX某偏远县城农村，又无谋生之道，故兼职刷单以赚微薄之利，概几千元。叹先生得助于宿迁老家乡亲资助，成就如今之伟业，一路艰辛，冷暖自知。而如今，农村青年常混迹于市井，既无知识认知，又无法律意识，极易迈上违法之路。我与先生亦属同乡，老家XX与XX相隔仅几十里，深感农村后辈之不易。
我曾联系贵集团法务数次，商讨退赃和解，然法务均以办案机关正调查为由回绝。此时此际，检方已退侦两次，称可与贵集团直接商讨，亦即变更强制措施之重要关节。望先生垂怜，为案件底层人民开放绿灯。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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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没有情绪化的诉求，而是陈述事实、点明平台责任、请求在退赃和解层面予以配合。两周后，检察机关就退赃赔偿事宜主动联系辩护人，Z某的家属在能力范围内退缴了违法所得。
这封信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案件进程，潘南宇律师无法定量评估。但可以确定的是：刑事辩护不仅限于法庭辩论和书面意见，在制度框架内寻找一切可能的沟通渠道，有时能打开意料之外的窗口。很快，检察院便通过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在看守所待了整整365天的Z某，终于走出了看守所的高墙。她的丈夫，一米八几的北方汉子，此时哭得却像个孩子。
四
庭审交锋：从诈骗罪到合同诈骗罪，
两度开庭扭转定性
从立案之初，公安机关就将本案定性为普通诈骗。审查起诉阶段，检察院也以诈骗罪提起公诉。这意味着什么？按照司法解释，诈骗罪“数额巨大”的基准刑远重于合同诈骗罪。如果定性不改，Z某即便认罪认罚，也很难摸到缓刑的边。
所以，从接受委托那天起，潘南宇律师就把“推翻诈骗罪定性，改为合同诈骗罪”作为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
（一）第一次开庭：当庭反驳公诉人
2025年7月，迎来了第一次开庭。25名被告人分成4排站立在法庭中间，还有十几名商家员工一直被羁押，肉眼可见的沧桑与疲惫。
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依然坚持诈骗罪。轮到潘南宇律师发表辩护意见时，他直接切入核心：“审判长、合议庭，辩护人认为本案定性错误。公安机关和公诉机关一直以诈骗罪指控，但本案的本质是合同诈骗罪。”
潘南宇律师逐条展开：
第一，本案的欺骗行为发生在合同履行过程中。2023年，被告单位与电商集团签订了《百亿补贴活动服务协议》，双方形成了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所谓的“刷单骗补”，正是在这份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发生的。这不是街头诈骗，不是电信诈骗，而是在商业合作框架下的合同欺诈。
第二，合同诈骗罪侵犯的是双重法益——不仅是电商集团的财产权，更破坏了电商平台公平的市场交易秩序。被告单位用刷单制造虚假交易，挤占了其他合规商家的补贴机会，这种对市场秩序的破坏，普通诈骗罪根本无法评价。
第三，在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竞合时，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论处。潘南宇律师当庭举出人民法院案例库的指导性案例，指出裁判要旨：“合同诈骗罪的关键特征是利用签订、履行合同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
公诉人当庭反驳：“被告人虚构交易、发空包，是典型的诈骗手段，与合同无关。合同只是平台规则，不是行骗工具。”
潘南宇律师没有退让：“公诉人，电商集团的百亿补贴款不是凭空发给商家的。它是基于每一笔订单——订单就是合同的具体表现。没有百亿补贴服务协议，就没有这些订单；没有这些订单，就没有补贴款。整个骗局的每一个环节，都嵌在合同的履行链条里。怎么能说与合同无关？”
庭审持续了一整天，气氛一度紧张，直至深夜。尽管审判长没有当场表态，但休庭后当面向潘南宇律师索要了辩护意见，此时其实法庭已经认同了潘南宇律师的观点。走出法院，已是晚上九、十点，潘南宇律师与当事人和家属聚餐，畅谈这一年多经历的辛酸与泪水。
第一次开庭后，法院正式向检察院发出书面意见，要求变更、补充起诉。
于是，检察院变更起诉——罪名由“诈骗罪”正式调整为合同诈骗罪，同时追加三家被告单位为犯罪主体。这是检察院对事实和法律的负责任态度，也意味着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顺利实现。
（二）第二次开庭：缓刑落地
2026年4月，法院第二次开庭。由于罪名已经变更，20多名被告人面色稍显轻松。
庭审进行得很顺利，Z某认罪认罚，退赃手续已全部完成，电商平台的谅解书也摆在案头。公诉人当庭给出了缓刑的量刑建议。最后陈述环节，Z某声音发抖，但努力说得清楚：“我知道错了，我贪图小便宜，给电商集团造成了损失，也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了伤害。我想回家，好好过日子，再也不会碰这些了。”
审判长合上卷宗，没有马上宣判，而是沉默了几秒，然后把目光投向被告席上的一排年轻人，说到：“你们都是二十多岁，有的刚毕业，有的还是学生。年纪轻轻，不要为了几千块钱，搭上一辈子。”这番话让人心生慰藉，司法虽以公正为基石，但也不应缺少人文关怀的温度。
常言道，刑事案件的办案人，他们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每一个案件都是一段人生。而刑辩律师能做的，就是用专业去丈量正义的边界，再用温度去填补法律与人情之间的缝隙。愿每一个误入歧途的年轻人都能被拉一把。愿每一份判决，都不只是冷冰冰的刑期，而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