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数智时代的司法文明与职业伦理”论坛暨《法律职业伦理论丛》（第六卷）征稿评选中，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陈宇律师撰写的论文《从结果公开到理由可审计——数智时代司法透明的伦理限度及其制度构造》荣获二等奖。

　　论文立足人工智能、大数据、案例库及类案检索机制不断融入司法运行的现实背景，围绕数智时代司法公开的伦理边界、程序保障与责任机制展开系统研究，并提出数智时代司法透明的规范核心，应当从“结果可见”进一步转向“理由可审计”。

　　

　　从“结果可见”走向“理由可审计”

　　过去，谈及司法公开，人们通常关注法庭是否开放、庭审能否旁听、裁判文书是否上网。

　　进入数智时代后，司法公开所面对的场景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裁判文书不仅是个案结果的载体，也可能成为可供检索、统计、聚合、画像乃至训练人工智能模型的数据资源；案例不仅服务于学术研究，还被纳入案例库和类案检索机制；人工智能也开始进入证据指引、类案推送、文书辅助生成、量刑或赔偿区间建议、裁判偏离度预警等与裁判理由形成密切相关的环节。

　　在此背景下，司法透明所要回答的，已不再只是“公开还是不公开”，而是哪些司法信息应当公开？应当向谁公开？公开到什么程度？哪些信息必须保留完整的审计记录？哪些信息又必须基于隐私保护、审判独立、证据规则和技术安全依法予以遮蔽？

　　论文认为，单纯增加司法信息的公开数量，并不必然带来司法透明程度的实质提升。“看得见”不等于“看得懂”，更不等于能够对裁判过程进行有效检验。真正有价值的司法透明，应当使影响裁判的关键理由能够被理解、被质疑、被追溯，并最终能够明确责任主体。

　　论文提出，“理由可审计性”并不是将司法裁判变成机械的技术核验，而是要求凡是实质影响事实认定、证据评价、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的关键理由，都应当在适当范围内具备四项基本属性：

　　可理解。当事人和公众能够理解法院为何作出相应裁判。

　　可争辩。当事人能够针对证据、类案、算法辅助结果或者专家意见提出异议和反驳。

　　可追溯。在上诉、申诉、再审、审判监督或者纪律监督过程中，能够还原相关材料如何进入裁判过程，人工智能系统提供了何种建议，司法人员又进行了怎样的核验与取舍。

　　可问责。任何法律职业主体都不能以“系统提示”或者“模型推荐”为由，稀释、转移自身应当承担的职业责任。

　　以专业研究回应司法数字化新课题

　　此次获奖，是对陈宇律师学术研究成果的肯定，也展现了我所律师对数智司法、程序正义和法律职业伦理等前沿议题的持续关注。

　　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法律职业共同体既需要积极理解和运用技术，也需要始终坚守独立判断、程序参与、人格尊严和责任可追溯等法治原则。

　　未来，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将继续鼓励律师立足法律实践开展专业研究，关注数字技术发展对司法制度和法律服务行业带来的深层影响，以理论思考回应实践问题，以专业能力服务法治建设。

　　正如论文结语所言：真正的司法透明，不是无遮无拦的裸露，而是有边界的公开、有程序的说明和有责任的可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