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措施是商业秘密构成的核心要件之一，其认定直接关系到权利人能否获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知函律师以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相关案例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了保密措施认定的司法裁判规则，包括保密措施合理性的基本认定标准、保密措施与商业秘密的对应性要求、保密协议的认定规则、单纯竞业限制约定的效力边界、原则性保密规定的效力否定、市场流通产品载体的保密措施限制、共有商业秘密的保密措施认定、特殊载体保密措施的认定以及举证责任的分配等方面，以期为司法实务和企业管理提供参考。
一、引言
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在商业秘密的三个法定构成要件——秘密性、价值性和保密性中，保密措施是权利人主动作为的体现，也是司法实践中争议最为集中的认定环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四款规定，商业秘密须“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7号）第五条至第六条进一步明确了保密措施的认定标准和具体情形。然而，何为“相应保密措施”、保密措施的合理边界如何界定、不同类型保密措施的效力如何认定等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诸多争议。
本文以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相关案例为研究对象，按照保密措施认定的不同裁判规则进行分类梳理，力求呈现最高司法机关在保密措施认定问题上的裁判思路和规则体系。
二、保密措施合理性的基本认定标准
（一）主客观双重审查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在多个案例中明确，判断权利人是否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应当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进行综合判断。主观上看权利人是否具有对其主张为商业秘密的信息进行保密的意愿；客观上看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是否具有可识别性、是否与相关信息的价值成比例。
在（2023）最高法知民终2587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判断保密措施是否与相关信息的价值成比例，不仅要考虑相关信息商业价值的高低，还要考虑商业价值的显而易见程度。如果相关信息具有商业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一般公众看到相关信息后都应当知道可能系他人的商业秘密，此时对于保密措施的要求不宜过高。”这一裁判规则确立了保密措施认定的弹性标准，避免了机械适用统一标准带来的不公平。
在（2017）最高法民申2964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强调：“符合上述规定的保密措施应当表明权利人保密的主观愿望，并明确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信息的范围，使义务人能够知悉权利人的保密愿望及保密客体，且在正常情况下足以防止涉密信息泄漏。”这表明，保密措施不仅要体现权利人的主观保密意愿，还必须使保密义务人能够知悉保密客体的范围。
（二）合理性而非绝对性
最高人民法院在多个案例中明确，保密措施的认定以“合理性”为标准，不要求“万无一失”或“绝对安全”。在（2022）最高法知民终26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于保密措施的要求应具有合理性，即权利人采取了与其商业秘密及其载体的性质、价值等相适应的合理保密措施，通常情况下足以防止商业秘密泄露即可，而非万无一失、绝对安全。秘密性和保密性也是相对的，不能苛求权利人采取天衣无缝的极端保密措施，只要权利人采取的保密措施能为他人所识别并达到合理的强度，这样的保密措施就可以被认为是合理的。”
这一裁判规则体现了对权利人的合理保护，避免了因保密措施标准过高而导致商业秘密保护制度落空的困境。
（三）综合考量因素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商业秘密及其载体的性质、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保密措施的可识别程度、保密措施与商业秘密的对应程度以及权利人的保密意愿等因素，综合认定权利人是否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
在（2020）最高法知民终538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阐明了保密措施认定的法律意义：从法律要件来看，“相应保密措施”构成商业秘密成立的法律要件之一；从举证责任来看，“相应保密措施”是在侵害商业秘密民事案件中判断举证责任转移的法定要件之一。权利人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对主张保护的商业秘密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且合理表明商业秘密被侵犯，即可触发举证责任转移，由被诉侵权人证明相关信息不属于商业秘密。
三、保密措施与商业秘密的对应性要求
（一）对应性的一般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最高法知民终538号案中确立了保密措施与商业秘密对应性要求的重要裁判规则：“商业秘密权利人所采取的保密措施，不是抽象的、宽泛的、可以脱离商业秘密及其载体而存在的保密措施，而应当是具体的、特定的、与商业秘密及其载体存在对应性的保密措施。”
该案中，思克公司主张保护的技术秘密是其产品GTR-7001气体透过率测试仪所承载的技术，但其采取的“对内保密措施”（如与员工签署保密协议、制定保密制度、对厂房车间加设门锁等）均与兰光公司是否不正当地取得并拆解其产品进而获得技术秘密不具有相关性，法院认定这些措施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相应保密措施”。
（二）市场流通产品载体的特殊要求
当商业秘密的载体为市场流通产品时，保密措施的认定面临特殊挑战。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最高法知民终538号案和（2021）最高法知民终1281号案中确立了以下规则：
第一，技术秘密以市场流通产品为载体的，权利人在产品上贴附标签，对技术秘密作出单方宣示并禁止不负有约定保密义务的第三人拆解产品的行为，不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保密措施。
第二，对内保密措施（如与员工签订保密协议、制定保密制度等）与市场流通的产品载体不具对应性，不能对抗不特定第三人通过反向工程获取技术秘密。
第三，权利人需采取能对抗不特定第三人反向工程的措施。在（2021）最高法知民终1281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零极公司虽然采取了一些内部保密措施，但这些措施未能有效防止技术秘密在产品进入市场流通后被他人轻易获取，且其技术秘密通过产品拆解和常规仪器测量即可获得，故不构成合理保密措施。
【案例】济南思克测试技术有限公司与济南兰光机电技术有限公司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
案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538号
裁判要旨：技术秘密以市场流通产品为载体的，权利人在产品上贴附标签，对技术秘密作出单方宣示并禁止不负有约定保密义务的第三人拆解产品的行为，不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保密措施。
法院认为：思克公司所主张的“对内保密措施”因脱离涉案技术秘密的载体（在市场中流通的测试仪产品），与主张保护的涉案技术秘密不具有对应性。其“对外保密措施”中，《设备购销合同》仅约束合同相对人，不约束不特定第三人；产品标签内容为安全及维修担保提示，未体现保密意愿，均不属于相应保密措施。
四、保密协议的认定规则
（一）签订保密协议的认定效力
签订保密协议或在合同中约定保密义务，是最常见的保密措施类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一项明确规定，“签订保密协议或者在合同中约定保密义务的”，在正常情况下足以防止商业秘密泄露的，应当认定权利人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
在（2023）最高法民申1588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定广州得某公司与周某签订的多份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等多份合同中均约定了周某对涉案技术秘密的保密义务，上述事实可以认定广州得某公司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
在（2023）最高法知民终2587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指出：“权利人通过保密协议或者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保密义务，正常情况下，足以防止商业秘密泄露的，通常可以认定权利人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但同时也强调，保密协议应当明确商业秘密的范围，使义务人能够知悉保密客体。
（二）格式合同中笼统保密条款的认定
并非所有包含保密条款的合同都能被认定为采取了合理保密措施。在（2017）最高法民申2964号案中，玉联公司主张《劳动合同协议书》中“乙方要保守甲方的技术经营机密”的条款构成保密措施，但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该合同为劳动人事局等部门制定的格式合同，其保密条款过于笼统，不能认定为构成符合规定的保密措施。
在（2011）民申字第122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也指出，公司章程中“董事、监事、总经理除依照法律规定或者经股东会同意外，不得泄露公司秘密”的条款，虽然具有一定保密意愿的体现，但该条款属于一般性的保密要求，未明确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信息范围，不能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保密措施。
（三）保密协议需明确保密客体范围
保密协议或保密制度必须明确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信息范围，使义务人能够知悉保密客体。在（2017）最高法民申2964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对玉联公司的各项保密措施逐一分析后认为：《关于保密工作的几项规定》仅有四条，内容仅原则性要求所有员工保守企业秘密，“无法让该规定针对的对象即所有员工作知悉玉联公司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信息范围即保密客体，仅此不属于切实可行的防止技术秘密泄露的措施，在现实中不能起到保密的效果。”
【案例】唐山玉联实业有限公司诉玉田县科联实业有限公司等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案
案号：（2017）最高法民申2964号
裁判要旨：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保密措施应当表明权利人保密的主观愿望，并明确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信息的范围，使义务人能够知悉权利人的保密愿望及保密客体，且在正常情况下足以防止秘密信息泄漏。
法院认为：玉联公司主张的多项保密措施均不符合要求——《关于保密工作的几项规定》仅原则性要求，无法让员工知悉保密客体范围；《关于技术秘密管理的具体措施》因真实性存疑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销售管理制度》和《营销服务责任书》属于竞业限制约定而非保密措施；《劳动合同协议书》中保密条款过于笼统。综上，其请求保护的信息不构成商业秘密。
五、单纯竞业限制约定不构成保密措施
竞业限制与保密措施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最高人民法院在（2017）最高法民申2964号案中对此进行了明确区分。
该案中，玉联公司的《销售管理制度》和《营销服务责任书》要求公司营销人员在职期间和离职三年之内不得利用原销售渠道销售公司同类产品。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上述约定没有明确于宝奎应当承担的保密义务，而仅限制于宝奎在一定时间内通过原有渠道销售公司同类产品，该约定应当认定为竞业限制约定。竞业限制约定通过限制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从事竞争业务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劳动者泄露、使用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但是，相关信息作为商业秘密受到保护，必须具备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要件，包括采取了保密措施，而并不是单纯约定竞业限制就可以实现的。对于单纯的竞业限制约定，即便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商业秘密，但由于该约定没有明确用人单位保密的主观愿望和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信息的范围，因而不能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现在是第九条）规定的保密措施。”
这一裁判规则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企业不能以竞业限制协议替代保密措施，竞业限制协议的主要功能是限制竞争而非保护商业秘密，两者在法律构成要件、效力认定标准上存在本质区别。企业在保护商业秘密时，应当单独签订保密协议或采取其他具体保密措施，而非仅依赖竞业限制约定。
六、原则性保密规定不构成合理保密措施
保密制度或保密规定应当具体、可执行，能够使义务人知悉保密客体的范围。仅具有原则性要求而未明确保密信息范围的保密规定，不能认定为合理保密措施。
在（2017）最高法民申2945号案中，华辉公司主张进行了保密培训并建立了相关保密制度，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更关键的是，华辉公司提供的与员工签订的保密协议（承诺函）“明显系倒签，不具有真实性”，与部分员工签订的保密协议中“没有该公司的印章，随意性较大”。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华辉公司对其主张的涉案商业秘密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
在（2019）最高法民申2662号案中，鸿程公司提交的《保密管理制度》张贴情况照片以及车间照片“形成时间不明，难以证明其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即已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且证人证言的出证人系鸿程公司员工，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在缺乏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最高人民法院据此认定鸿程公司未对其主张的商业秘密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上述案例表明，保密措施不仅要在形式上存在，还必须在实质上具备真实性、关联性和可执行性。倒签的保密协议、形成时间不明的保密制度照片、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员工证言等，均难以被认定为有效保密措施的证明。
七、市场流通产品为载体的保密措施限制
当商业秘密的载体为进入市场流通的产品时，保密措施的认定面临特殊挑战。最高人民法院在多个案例中确立了以下裁判规则：
（一）产品标签不构成保密措施
在（2020）最高法知民终538号案中，思克公司在其产品上贴附标签，标签内容为“危险！私拆担保无效！”和“XXX品质保证撕毁无效”。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这些标签内容仅为安全提示或维修担保提示，“未体现保密意愿”，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保密措施。这一裁判规则明确了产品标签的保密效力边界：标签必须体现权利人的保密意愿并具备实质性的保密功能，才能被认定为保密措施。
（二）合同保密条款不能约束不特定第三人
在（2020）最高法知民终538号案中，思克公司虽在与客户签订的《设备购销合同》中约定了保密义务，但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该约定仅具有约束客户公司的效力，不具有约束不特定第三人的效力。并且，《设备购销合同》并未限制客户公司对所购买的产品进行处分、转让，故不特定第三人可通过市场流通取得该产品，且不受思克公司与客户公司签订的《设备购销合同》的约束。”
这一规则表明，当产品进入市场流通后，仅靠合同保密条款无法对抗不特定第三人的反向工程行为。权利人需要采取能够物理性阻止拆解或技术性防止反向工程的措施，才能满足保密措施的要求。
（三）反向工程的对抗要求
在（2021）最高法知民终1281号案中，零极公司主张其技术秘密包含在产品图纸中，但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其技术秘密“通过产品拆解和常规仪器测量即可获得”，表明这些技术信息并非难以获得。法院认为，当技术秘密以市场流通产品为载体时，权利人需采取能对抗不特定第三人反向工程的措施，否则不能认定其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
这一裁判规则实际上区分了两种情形：一是产品所承载的技术信息可以通过常规拆解和测量获得，此时仅靠内部保密措施不足以构成“相应保密措施”；二是产品所承载的技术信息即使拆解也难以获得（如涉及特殊工艺、参数组合等），此时内部保密措施可能仍具有一定的对应性。
八、共有商业秘密的保密措施认定
（一）各共有人须各自采取保密措施
在（2017）最高法民申1602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确立了共有商业秘密保密措施认定的重要规则：“在涉案信息共有的状态下，各共有人采取的保密措施不能互相替代。即使某一共有人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但不能当然视为其他共有人已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
该案中，蓝星商社、中蓝公司、星辰公司主张共有涉案技术秘密和经营秘密，但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涉案信息实际上是在较长时间内，在三个民事主体处分别形成的，应当依据涉案各项技术、经营信息形成的具体时间以及对应的权利人，分别认定是否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部分证据因系其他共有人所采取的措施而缺乏关联性，不能视为本案当事人采取了保密措施。
（二）法定保密义务不能取代合理保密措施
在（2017）最高法民申1602号案中，再审申请人主张公司法规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定保密义务可以取代商业秘密的合理保密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对此予以否定，指出：“基于公司法所规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忠实义务中的保密义务，并不能完全体现商业秘密的权利人对其主张商业秘密所保护的信息采取保密措施的主观意愿和积极态度，不能构成作为积极行为的保密措施，显然亦不能免除权利人诉讼中对商业秘密采取合理保密措施的证明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指出，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二者法律关系不同，构成要件不同，审理对象显然亦不同”。法定保密义务属于被动的不作为义务，而商业秘密的保密措施要求权利人主动采取积极行为，两者在性质上存在本质区别。
【案例】蓝星商社等诉南通市旺茂实业有限公司等侵害商业技术秘密和商业经营秘密纠纷案
案号：（2017）最高法民申1602号
裁判要旨：共有商业秘密合理保密措施的认定中，各共有人采取的保密措施不能互相替代；公司法规定的法定保密义务不能取代商业秘密合理保密措施。
法院认为：再审申请人为各自独立的民事主体，无充分证据证明存在混同经营、保密措施混用的情形；部分证据缺乏真实性，部分因系其他共有人所采取的措施而缺乏关联性，部分缺乏足够证明力；各共有人采取的保密措施不能互相替代；公司法规定的法定保密义务不能免除权利人对采取合理保密措施的证明责任。
九、特殊载体保密措施的认定
（一）育种材料的保密措施
在（2022）最高法知民终147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审理了涉及育种材料的商业秘密案件，确立了育种材料保密措施认定的特殊规则。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育种材料生长依赖土壤、水分、空气和阳光，需要田间管理，权利人对于该作物材料采取的保密措施难以做到万无一失，其保密措施是否合理，需要考虑育种材料自身的特点，应以在正常情况下能够达到防止被泄露的防范程度为宜。制订保密制度、签署保密协议、禁止对外扩散、对繁殖材料以代号称之等，在具体情况下均可构成合理的保密措施。”
该案中，华穗种业公司制定了保密制度，与育种者、员工签订保密协议，对育种技术资料、亲本等繁殖材料进行保密；对外委托制种时，签订保密条款，约定亲本种子保密、不得扩散，且繁育品种以代号相称。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上述措施构成了合理的保密措施。这一裁判规则体现了对特殊载体保密措施认定的灵活性，考虑到育种材料的生物学特性，不宜以一般产品的标准苛求权利人。
（二）投标文件的保密措施
在（2018）最高法民再389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定投标文件的标底降幅构成商业秘密。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投标文件由投标人自行制作，在开标之前必然采取密封措施，标底降幅不为公众和其他投标单位所知晓，具有秘密性。标书的制作限于参与投标活动的人员范围，并且标书的天然秘密属性要求任何知道标书内容的人都应负有保密的义务。标书所有人对标书进行封存即可视为对标书采取了保密措施。”
这一裁判规则确立了投标文件的“天然秘密属性”：标书在开标前的密封状态本身即构成保密措施，任何知悉标书内容的人都负有保密义务。这对于投标领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具有重要意义。
十、举证责任与保密措施的证明
（一）初步证明标准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商业秘密权利人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已经对所主张的商业秘密采取保密措施，且合理表明商业秘密被侵犯，涉嫌侵权人应当证明权利人所主张的商业秘密不属于本法规定的商业秘密。这确立了保密措施认定的初步证明标准。
在（2020）最高法知民终538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阐明了保密措施在举证责任转移中的关键作用：权利人首先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以及被诉侵权人存在“侵犯行为”，在此基础上，举证责任转移至被诉侵权人，由其证明相关信息不具备“不为公众所知悉”这一要件。
（二）证据真实性与关联性要求
保密措施的证据须具备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力。最高人民法院在多个案例中对证据的审查标准进行了明确：
第一，倒签的保密协议不具有真实性。在（2017）最高法民申2945号案中，华辉公司提供的保密协议“明显系倒签，不具有真实性”，与部分员工签订的保密协议“没有该公司的印章，随意性较大”，法院不予采信。
第二，形成时间不明的证据难以证明保密措施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即已存在。在（2019）最高法民申2662号案中，鸿程公司提交的保密制度张贴照片“形成时间不明，难以证明其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即已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
第三，与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需有其他证据佐证。在（2017）最高法民申2964号案中，玉联公司提供的证人“系从玉联公司到科联公司工作，其后又回到玉联公司工作，与涉案双方存在利害关系”，其陈述不能证明玉联公司采取了其他保密措施。
第四，电子文件形式的保密制度需提供原件或其他佐证。在（2017）最高法民申2964号案中，《关于技术秘密管理的具体措施》因仅提交了电子版的打印版而未提交电子版原件，且在之前的庭审中一直未提及该重要证据，明显不符合常理，法院不能确定其真实性。
（三）综合保密措施体系的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注重对权利人采取的综合保密措施体系进行整体评价。在（2022）最高法知民终26号案中，某模具公司采取了与员工签订保密协议、竞业限制协议、约定保密义务、公司规章制度规定等方式对员工提出保密要求，并采取对涉密车间进行区分管理、与客户签订保密协议等多种保密措施。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上述保密措施能够体现出某模具公司的保密意愿，通常情况下足以防止商业秘密泄露”，构成合理保密措施。
在（2023）最高法知民终868号案中，鞍山发某公司通过加密存储、专人保管、员工签订含保密条款的劳动合同、审批访问机制等措施，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足以证明其采取了合理保密措施”。在（2023）最高法知民终3173号案中，中某两公司通过签订保密协议、开展保密培训、对ECM系统文件进行密级标注和分级授权等措施，被认定为对涉案信息采取了合理保密措施。
上述案例表明，多种保密措施的组合适用更容易被认定为合理保密措施。企业在实践中应当构建包含保密协议、保密制度、物理防范、分级管理、密级标注等多维度的综合保密措施体系，以提高保密措施被司法认可的可能性。
结语
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案例的系统梳理，可以总结出商业秘密保密措施认定的以下核心裁判规则：
第一，保密措施的认定采用主客观双重审查标准，既要求权利人具有保密的主观意愿，又要求保密措施具有可识别性和价值相称性。合理性而非绝对性是保密措施认定的基本准则。
第二，保密措施必须与商业秘密及其载体存在对应性。当商业秘密的载体为市场流通产品时，仅靠对内保密措施和合同保密条款不足以对抗不特定第三人的反向工程行为，权利人需采取与产品载体对应的保密措施。
第三，保密协议是最常见的保密措施类型，但格式合同中笼统的保密条款和原则性保密规定不构成合理保密措施。保密协议必须明确保密客体范围，使义务人能够知悉保密义务的具体内容。
第四，单纯竞业限制约定不构成保密措施，法定保密义务不能取代合理保密措施。企业应当区分保密措施与竞业限制、法定保密义务的关系，独立构建保密措施体系。
第五，共有商业秘密的保密措施认定中，各共有人须各自采取保密措施，共有人之间的措施不能互相替代。
第六，特殊载体（如育种材料、投标文件等）的保密措施认定应考虑载体自身的特点，不宜以一般产品的标准苛求权利人。
第七，保密措施的举证实行初步证明标准，但证据须具备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力。倒签保密协议、形成时间不明的证据、利害关系人的证言等难以被采信。
上述裁判规则为商业秘密保密措施的认定提供了系统的规范指引，有助于权利人完善保密措施体系，也有助于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准确适用法律，切实保护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