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职务犯罪案件中出现一种值得关注的趋势：在认定贪污、受贿等上游犯罪之外，办案机关开始同步审查犯罪所得的后续流转。
例如，受贿人将受贿所得转入他人证券账户，用于购买股票，卖出后再将资金转回本人账户或者交由本人支配。对此，一种观点认为，该行为同时具备使用他人账户、转换财产形态和套现转出的特征，已经属于典型的自洗钱；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炒股只是对受贿所得的投资处分，在不能证明相关操作具有独立的掩饰功能和洗钱目的时，不应另行认定洗钱罪。
解决这一争议，应回到自洗钱的规范构造。《刑法修正案（十一）》解决的是受贿人能否成为洗钱罪主体的问题；具体行为是否构成洗钱罪，仍取决于其是否独立于受贿行为，是否实质掩饰了犯罪所得的来源和性质，以及行为人是否具有独立的洗钱故意。
一、规范变迁与适用前提：
自洗钱入罪的时间界限
（一）从“他洗钱”到“自洗钱”的规范演进
《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以前，《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
“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实施“提供资金账户”“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等行为的，构成洗钱罪。
原条文以“明知”为主观认识要素，并使用“提供”“协助”等表述，其规范对象主要是上游犯罪行为人以外、帮助清洗犯罪所得的第三人。受贿人对本人受贿所得实施转移、转换或者隐匿，属于“自洗钱”，原则上不在当时洗钱罪的规制范围内。
《刑法修正案（十一）》删除了“明知”“协助”等限定性表述，将有关行为修改为：“提供资金账户的”“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的”“通过转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的”。
此次修正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其重要变化之一，正是将上游犯罪行为人清洗本人犯罪所得的行为纳入洗钱罪。
2024年8月2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4〕10号，以下简称《洗钱案件解释》）第一条进一步规定：“为掩饰、隐瞒本人实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实施该条第一款规定的洗钱行为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由此，受贿人可以成为清洗本人犯罪所得的洗钱罪主体。但是，这一规范变化只是扩张了洗钱罪的主体范围，并未降低犯罪的成立标准。《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仍然要求行为人“为掩饰、隐瞒”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而实施特定行为。因此，自洗钱的认定仍须同时具备三个要素：存在上游犯罪所得，实施了具有掩饰、隐瞒性质的行为，并且主观上具有相应的洗钱故意。
（二）2021年3月1日是自洗钱罪的适用界限
自洗钱属于《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的处罚类型。依照《刑法》第十二条关于从旧兼从轻的规定，行为人在2021年3月1日以前已经实施完毕的自洗钱行为，因行为时的法律未规定为犯罪，不能适用修正后的《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追究刑事责任。
判断新旧法律适用的时间，应以被指控的洗钱行为发生时间为准。受贿行为发生于2021年3月1日以前，但行为人在该日以后另行实施独立的清洗行为，仍可能适用修正后的法律；转账、购买股票、卖出套现等行为在该日以前已经完成的，则不能因资金此后仍存放于相关账户，而将先前行为持续评价至新法施行以后。
对于跨越2021年3月1日的资金流转，应逐笔审查资金转入、证券买卖及套现行为的具体时间，区分其是基于同一犯意持续实施的洗钱行为，还是已经完成的数个独立处分行为。不能仅因新法施行后发生过个别资金操作，便将此前全部交易一并评价为洗钱罪。
因此，在自洗钱案件中，时间审查具有先决意义。发生于2021年3月1日以前并已经完成的自洗钱行为，不因事后立法变化而取得可罚性。
二、自洗钱的法理基础：
洗钱罪要求独立的“二次掩饰”
（一）自洗钱必须具有独立于受贿行为的不法内容
受贿罪评价的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权钱交易并非法取得财物的行为；洗钱罪评价的则是犯罪所得形成以后，行为人再次掩饰、隐瞒其犯罪来源和非法性质的行为。
由于受贿罪与自洗钱的行为主体相同，犯罪所得与洗钱对象又指向同一财产，二者之间极易发生事实交叉。如果不强调后续洗钱行为的独立性，就可能将受贿财物的交付、接收、占有和一般处分重复评价为洗钱罪。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洗钱案件解释》时明确指出：“对于上游犯罪的自然延伸行为，不属于单独的洗钱行为，不具有刑事可罚性，不能认定洗钱罪。”同时强调：“对于属于上游犯罪行为的一部分或者与上游犯罪行为存在交叉的洗钱行为，不能作重复评价。”
由此可见，自洗钱之所以能够在受贿罪之外另行评价，关键在于后续行为产生了新的“不法增量”：行为人不仅通过受贿非法取得了财物，而且在犯罪所得形成以后，又实施新的资金安排，进一步妨碍对资金来源、实际权属和犯罪性质的识别。
如果请托人按照受贿人的要求，直接将贿款汇入他人银行账户或者证券账户，该账户只是完成受贿财物交付的工具，相关转账原则上仍属于受贿行为的一部分。若将同一笔转账既评价为受贿财物的交付，又评价为洗钱罪中的资金转移，实质上属于对同一行为的重复评价。
即使受贿人取得财物后，又将资金转入其他账户，也不当然形成独立的洗钱行为。对犯罪所得的持有、保管、消费和通常处分，往往只是上游犯罪完成后的自然延伸。只有后续行为在非法取得财物之外，又对犯罪所得的来源和性质实施了新的遮蔽，才有另行认定洗钱罪的基础。
据此，可以区分三种情形：
第一，请托人直接将贿款转入受贿人指定的他人账户，该账户仅用于完成受贿财物的交付。此时，相关转账通常属于受贿行为本身。
第二，受贿完成后，行为人将资金转入他人账户进行一般投资，但未进一步掩盖资金来源、实际控制关系和收益归属。此时虽然发生了后续处分，仍未必具有独立的洗钱属性。
第三，受贿完成后，行为人利用他人账户和证券交易切断原始资金链，隐匿实际权属，或者将受贿所得包装为合法投资本金、证券收益。此时才可能形成独立于受贿罪的“二次掩饰”。
因此，自洗钱所要求的独立性，不只是行为发生时间上的先后分离，更要求后续行为具有独立的掩饰功能和法益侵害。发生在受贿之后，不等于独立于受贿犯罪。
（二）自洗钱的实质是对犯罪所得来源和性质的再次遮蔽
《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并不处罚行为人对犯罪所得实施的所有处分行为，而是处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来源和性质所实施的特定行为。
所谓犯罪所得的“来源”，是指财产与贪污、受贿等上游犯罪之间的事实联系；所谓犯罪所得的“性质”，是指相关财产属于犯罪所得或者由犯罪所得产生的收益。自洗钱的实质，在于通过账户转换、虚构交易、投资回转等方式，削弱犯罪所得与上游犯罪之间的可识别联系，或者为赃款制造正常财产、合法收入的外观。
因此，判断后续资金操作是否构成自洗钱，应当考察相关行为是否对犯罪所得实施了新的遮蔽。这也是区分普通赃款处分与自洗钱的核心标准。受贿人将赃款用于消费、投资或者购买财产，虽然都可能改变犯罪所得的存在形态，但并非任何形态变化都会改变资金的来源表征和非法性质。只有行为对犯罪所得的识别、追踪或者权属判断产生实质妨碍，才具有洗钱罪意义上的“不法增量”。
三、“他人账户＋炒股套现”的实质判断：
证券交易是否具有洗钱功能
（一）证券交易属于可能的洗钱方式，而非当然的洗钱行为
《洗钱案件解释》第五条第一项规定：“通过典当、租赁、买卖、投资、拍卖、购买金融产品等方式，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
股票属于金融产品，使用受贿所得购买股票，客观上可能构成犯罪所得的转移或者转换。但该条并未规定，凡是以犯罪所得进行投资或者购买金融产品，均应认定为洗钱。其规范前提仍然是行为人“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来源和性质而实施相关操作。
如果将“投资”“购买金融产品”从这一前提中抽离，只要赃款进入证券市场即认定洗钱罪，就会混淆“投资犯罪所得”与“利用投资清洗犯罪所得”的界限。前者是对赃款的处分，后者才是《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所评价的对象。
因此，证券交易的真实性不是决定行为性质的唯一标准。真实的证券交易同样可能被用作洗钱工具，但控方必须证明该交易实际承担了遮蔽资金来源、隐匿权属或者制造合法收入外观的功能。反之，即使资金经过他人账户并发生了多次股票交易，如果相关操作只是为了取得投资收益，并未对资金来源和性质实施新的掩饰，也不能当然认定为洗钱。
（二）财产形态变化不等于犯罪所得性质受到掩饰
将受贿所得转入证券账户购买股票，再卖出股票取得资金，会使财产经历“货币资金—证券资产—货币资金”的形态变化。但洗钱罪中的“转换”并非单纯的物理形态或者财产类型变化，而应当是具有规范意义的转换，即通过转换削弱犯罪所得与上游犯罪之间的联系，或者使犯罪所得获得合法财产的外观。
因此，控方不能仅证明资金转入了他人账户、购买了股票并最终套现，还应当说明相关操作具体掩饰了什么，以及通过何种机制实现掩饰。
对此，可以从三个层次进行判断：
第一，账户隔离性审查。使用他人账户是否实质隔离了受贿人与犯罪所得之间的权属联系。
账户登记在他人名下，只能证明形式上的账户归属，并不当然意味着资金实际权属受到掩饰。应进一步考察实际出资人、账户控制人、股票交易决策人和最终受益人是否被刻意隐匿，以及行为人是否利用名义账户制造资金属于他人的表象。
如果账户虽登记在他人名下，但资金来源、实际控制和收益归属均有完整证据反映，行为人亦未刻意否认或者虚构上述关系，则单纯的名实分离尚不足以证明犯罪所得已被清洗。
第二，资金转换性审查。证券交易是否切断或者显著模糊了原始受贿款的资金链。
如果受贿所得转入证券账户后购买股票，卖出所得又按照清晰路径转出，银行流水、证券资金流水和交割记录能够完整还原资金过程，则相关交易虽然增加了流转环节，但是否已经达到掩饰、隐瞒来源和性质的程度，仍需作实质判断。
洗钱罪的成立固然不以司法机关事实上无法追查资金为必要，掩饰、隐瞒是否成功也不决定犯罪成立。但是，相关行为至少应当具有掩饰、隐瞒的通常功能。若证券交易本身并未削弱资金与受贿行为之间的可识别联系，就不能仅因财产形态发生变化而认定洗钱。
第三，合法化外观审查。套现后的资金是否被重新包装为合法投资本金或者证券收益。
如果行为人通过虚构出资、委托理财、股权代持、借款等关系，将受贿所得重新解释为本人或者他人的合法投资本金，并以证券收益、投资回报等名义使资金回流，则证券交易可能成为赃款合法化的中间环节。反之，如果行为人未虚构资金来源，没有改变资金实际权属，也未利用证券交易结果制造合法收入证明，仅将受贿所得用于真实投资，则其行为是否超出对赃款的一般处分范围，应当谨慎认定。
由此，判断“他人账户＋炒股套现”是否属于洗钱，不能仅观察账户名称和资金形态，而应考察证券交易是否隔离权属、切断资金链或者制造合法化外观。没有实质掩饰功能的财产转换，不属于洗钱罪意义上的犯罪所得清洗。
四、主观要件的限缩：
“明知是受贿所得”不等于具有洗钱故意
（一）对犯罪所得的认识与洗钱目的不能混同
洗钱罪在主观方面属于故意犯罪，并具有明确的目的要素。行为人不仅应当认识到相关财产属于上游犯罪所得，还必须具有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的目的。
在自洗钱案件中，受贿人当然知道相关资金来源于本人实施的受贿行为。但是，这只是其作为上游犯罪行为人对犯罪所得属性的当然认识，不能直接证明其具有洗钱故意。
“明知是本人受贿所得”解决的是行为人对财产属性的认识；“为掩饰、隐瞒而实施证券交易”解决的是行为目的。二者属于不同层次的主观内容，不能相互替代。
如果只要受贿人明知财物系犯罪所得，又实施了转账、投资或者套现，就可以推定洗钱故意，那么受贿人对赃款实施的存款、购房、消费以及其他处分行为，原则上都可能被纳入洗钱罪。这实际上取消了“为掩饰、隐瞒”这一法定目的要件，也使自洗钱与一般赃款处分失去界限。
因此，控方还应证明行为人将受贿所得转入他人账户炒股套现，是为了隐匿实际权属、切断资金与受贿行为之间的联系、制造合法投资收益外观，或者逃避对犯罪所得的追查、追缴。
（二）洗钱故意应当根据异常事实综合推认
洗钱目的属于主观事实，可以根据客观行为推认，但推认必须建立在充分、确定的基础事实之上，不能由“使用他人账户”直接得出有罪结论。
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审查：
一是账户安排的异常性。行为人为何使用他人账户，是否具有正常投资、委托理财等现实原因；账户由谁实际控制；是否刻意隐瞒实际出资人、控制人和受益人。
二是交易路径的反常性。资金是否存在无合理投资需要的多账户拆分、反复归集、循环回转；证券交易及资金转出是否明显背离正常投资习惯。
三是合法外观的制造性。行为人是否虚构借款、代持、分红、投资回报等资金名义，是否利用证券交易记录将受贿所得重新解释为合法收入。
如果上述异常事实与行为人的供述、账户名义人的陈述、银行流水和证券记录相互印证，可以据此推认洗钱故意。反之，如果使用他人账户具有可查证的合理原因，证券交易符合正常投资习惯，资金未经过异常拆分和回转，行为人也未虚构资金来源或者收益性质，则正常投资、代为理财等合理解释不能被排除。在此情况下，不能仅以客观上具有一定隐蔽效果反推洗钱目的。
同时，还应区分隐匿财产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来源和性质。行为人将财产置于他人名下，可能是为了不让特定人员知悉其拥有财产，或者基于其他非洗钱原因。此类行为可能涉及其他法律评价，但只有当其主观目的具体指向财产与受贿犯罪之间的联系时，才符合《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要求。
（三）受贿人与账户名义人的责任应当分别认定
受贿人利用他人账户实施自洗钱，是否与账户名义人形成共同合意，这主要影响账户名义人的刑事责任，并非受贿人本人构成自洗钱的必要条件。
如果受贿人具有洗钱故意，并将他人账户作为转移、转换犯罪所得的工具，即使账户名义人不知情，也不影响对受贿人本人自洗钱行为的评价。
但是，如果指控账户名义人与受贿人构成洗钱罪共犯，则应另行证明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相关资金属于贪污贿赂犯罪所得，并且与受贿人形成共同掩饰、隐瞒的意思联络。亲属关系、出借账户、代为交易或者协助取款，只能作为综合判断的事实因素，不能单独证明共同故意。
《洗钱案件解释》第三条规定：“认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应当根据行为人所接触、接收的信息，经手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种类、数额，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转移、转换方式，交易行为、资金账户等异常情况，结合行为人职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供述和辩解，同案人指证和证人证言等情况综合审查判断。有证据证明行为人确实不知道的除外。”
因此，对账户名义人的主观认识，应当根据其知悉的信息、参与程度、账户控制情况和异常交易特征综合判断，不能仅因其提供账户或者与受贿人关系密切，便推定其具有共同洗钱故意。
综上，将受贿所得转入他人账户炒股套现，具有洗钱的行为外观，但该外观只能引发犯罪审查，不能直接完成定罪证明。自洗钱的认定应当沿着“行为是否发生于入罪之后—是否独立于受贿行为—是否实质掩饰来源和性质—是否具有洗钱故意”的逻辑依次展开。
其中，决定行为性质的核心，并非资金是否进入他人账户、是否购买股票，而是相关安排是否使受贿所得获得新的权属外观或者合法来源外观。若证券交易仅是对受贿所得的真实投资，资金来源、实际控制和收益归属均未被重新包装，正常投资目的亦不能排除，就不能以“转账—炒股—套现”的形式外观替代洗钱罪构成要件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