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以购房返款、虚假交易、咨询费、项目分成等方式实施的受贿案件中，行贿人账面列支的金额与国家工作人员实际取得的金额并不一致。行受贿之间除了有直接的经济往来，可能还要承担税款、开票费用、转账手续费、中介费用等支出。办案机关有时据此将行贿人的全部支出认定为受贿数额。
这种计算方式并不准确。
一、受贿数额认定的对象，是受贿人收受的财物，而不是行贿人的全部支出
《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将受贿罪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第三百八十六条进一步规定，对受贿罪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处罚。
由此可见，受贿数额的计算对象是受贿人所取得的财物，而不是行贿人为完成行贿行为付出的全部成本。
2026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第十一条进一步明确：“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收受财物时的财物价值认定。”这一规定仍然以“收受财物”为数额认定的核心，而不是以行贿人的总支出为计算起点。
例如，行贿人为向国家工作人员输送500万元，另行支出税费30万元、转账手续费2万元，其账面成本可能达到532万元。但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实际取得并控制的财物只有500万元，另外32万元既未交付给国家工作人员，也未用于清偿其个人债务，原则上便不能仅因该费用与行贿有关，就全部计入受贿数额。
因此，受贿数额与行贿成本应当严格区分：受贿数额反映的是国家工作人员实际取得的非法利益；行贿成本反映的是行贿人为完成利益输送所承担的全部经济支出。
二者可能一致，也可能存在明显差额。
二、人民法院案例库已经明确：税款是否计入，不能“一刀切”
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张某受贿案——低价购房的受贿数额计算以及产生税款的性质认定”（入库编号：2023-03-1-404-036）直接回应了这一问题。
该案中，某国家工作人员通过购房返款的方式收受利益。按照双方最初计算的价格差额，开发商应当返还841.4595万元。但因按照合同价格销售商铺会产生相应税款，行贿人与受贿人沟通后，从上述金额中按照16.5%的比例扣除税款，最终实际返还702.6186万元。
公诉机关将扣税前的841.4595万元认定为受贿数额，法院则将受贿数额调整为实际收到的702.6186万元。
法院认为，对于受贿犯罪过程中产生的税款，应当结合税款产生的环节、税款的具体类型及其实际负担主体，判断是否计入受贿数额：对作为掩饰形式的经济活动征收的税款，如果纳税义务由行贿人承担，税款发生于受贿人取得财物之前，受贿人与纳税环节没有关系，该税款属于行贿人的行贿成本，不应计入受贿数额；如果税款针对的是受贿人已经取得的违法所得，纳税义务由受贿人或者其控制的公司承担，则该税款属于受贿既遂后的财产处置，不应从受贿数额中扣除。
这一案例确立的重点，区分了两类完全不同的情形：行贿人为实施利益输送所承担的交易成本；受贿人在取得财物后支出的犯罪成本。
前者原则上不计入受贿数额，后者原则上不得从受贿数额中扣除。
三、判断税费是否计入受贿数额，应当把握三个核心标准
（一）税费对应的纳税义务人是谁
首先应当审查，在法律关系上究竟由谁负有纳税义务。
如果相关税款是因行贿人一方实施房屋销售、股权转让、支付服务费用等行为产生，纳税义务人是行贿人或者其控制的企业，受贿人既不是纳税义务人，也未因缴纳该税款而获得债务免除，那么该税款通常只是行贿人的交易成本。
相反，如果纳税义务本应由受贿人承担，而行贿人另行代为缴纳，受贿人虽然没有实际收到该部分现金，却因行贿人的付款免除了其本应承担的债务，仍然取得了相应财产利益。这种情况下，不能仅以“税款没有进入受贿人账户”为由予以扣除。
例如，双方约定国家工作人员净得500万元，依法应由其承担的个人所得税20万元另由请托人代缴。国家工作人员实际收到500万元，同时免除了20万元的纳税负担，其实际取得的财产利益便可能是520万元，而不是500万元。
因此，“款项未进入个人账户”不等于“没有取得财产利益”。关键在于，行贿人的支出是否代受贿人履行了本应由其承担的债务。
（二）税费发生于受贿既遂之前还是之后
其次，应当审查税费发生的时间和环节。如果税费在财物交付前已经产生并由行贿人负担，受贿人最终只取得扣除税费后的净额，而且没有证据证明受贿人曾经取得、控制或者处分被扣除的部分，那么通常应当按照实际取得的净额认定。
如果受贿人或者其控制的公司已经收取全部款项，随后为了开票、入账、提现或者掩饰资金性质而缴纳税款，则受贿行为在全部款项进入其控制范围时已经既遂。此后缴纳的税款只是对既得赃款的处分，不影响此前已经完成的利益输送。
例如，请托人以“咨询费”名义向国家工作人员控制的公司支付500万元。500万元先全部进入该公司账户，之后公司缴纳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共计60万元。此时，500万元已经进入受贿人控制的财产体系，后续纳税不能改变其曾经控制全部款项的事实，原则上仍应按照500万元认定受贿数额，而不能仅按税后440万元计算。
其原因在于，犯罪既遂后的消费、投资、亏损、赠与或者缴税，均属于赃款的后续处置。正如受贿人将赃款用于偿还借款不能减少受贿数额一样，将赃款用于缴税，一般也不能倒推减少已经完成的受贿数额。
（三）受贿人是否对相关款项具有实际控制、支配权
受贿罪中的“收受”并不以现金实际装入口袋为唯一形式。款项进入受贿人本人账户、其指定账户或者其实际控制的公司账户，通常都可能构成对财物的实际控制；按照其要求支付给亲属、债权人或者其他指定主体，也可能视为其取得财产利益。
因此，对于所谓“扣除费用”，不能只看资金流向，还应当审查费用的形成是否体现受贿人的意思。
如果相关费用由行贿人自行决定、自行支付，受贿人无权决定其用途，也未从中获得利益，该费用原则上不属于受贿所得。反之，如果受贿人明确要求从约定款项中支付其个人债务、亲属费用或者由其承担的税款，即使款项没有直接进入其账户，也属于按照其意思进行了处分，仍应计入受贿数额。
由此可以形成一项更准确的判断规则：受贿数额应当按照受贿人实际取得、控制或者依其意思处分的财产利益计算，而不能简单按照行贿人的资金流出总额计算。
四、税费之外的手续费、中介费、开票费，也应按照同一逻辑判断
实践中需要审查的往往不只有税款，还包括银行手续费、中介服务费、资金通道费、开票费、提现费以及所谓“协调费”等。这些费用虽然名称不同，但判断方法是一致的。
（一）行贿人自行承担的手续费、中介费，原则上不计入
行贿人为筹措资金、办理转账、购买财物或者完成某项交易而向银行、中介机构等第三方支付的费用，如果由其自行承担，受贿人既未取得该款项，也未因此免除任何债务，则属于行贿成本。
例如，行贿人为购买价值100万元的手表送给国家工作人员，另行支付运输费、鉴定费和中介佣金共计5万元。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的财物是手表，其受贿数额应当根据该手表的价值认定，不能机械按照行贿人105万元的总支出计算。
2026年《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第十二条也区分了财物价值与购买支出：经过价格认定的财物，一般以认定价格确定受贿数额；只有行贿人按照受贿人授意购买特定物品后给予受贿人的，才以行贿人实际支付的购买金额认定。这同样说明，行贿人的所有附随支出并不会当然转化为受贿所得。
（二）受贿人要求支付给第三人的费用，可能计入受贿数额
如果所谓“中介费”“协调费”实际上按照受贿人的要求支付给其指定人员，或者用于偿还其个人债务、履行其应负担的合同义务，就不能简单排除。
此时，虽然受贿人没有直接收到现金，但其已经对款项用途作出处分，并通过支付行为取得了财产利益。受贿数额应当包括该部分金额。
（三）受贿款进入控制账户后发生的开票费、提现费，原则上不得扣除
在虚假咨询、虚假居间、虚构工程款等案件中，行贿款可能先进入受贿人控制的企业账户，再通过开票、提现、虚假报销等方式转出。其间发生的税费和资金通道费用，通常是掩饰、转移赃款所付出的成本。
如果证据能够证明全部款项已经进入受贿人控制范围，就不能只按照最终提现到个人手中的净额认定受贿数额。否则，行为人采取越复杂、成本越高的资金转移方式，反而能够减少犯罪数额，显然与受贿罪的数额认定原理不符。
五、实务中不能仅凭行贿人账目或者单方供述认定受贿数额
一些案件中，行贿人会笼统供述“为送给某人共花费了500万元”，企业账目也可能将税款、手续费、中介费用与实际交付款项一并列入“项目成本”“公关费用”或者“其他支出”。但这些材料至多能够证明行贿人的资金支出，不能直接证明受贿人收受了同等金额的财物。
对存在税费扣除的受贿事实，至少应当查明以下问题：双方最初约定的是税前金额还是税后净额；税费对应的交易事项是什么；法定纳税义务人是谁；税费由谁实际申报和缴纳；相关款项是否曾经进入受贿人或者其控制主体的账户；受贿人是否知情并同意扣除；行贿人代缴税款是否免除了受贿人的个人债务；所谓手续费、中介费最终支付给何人，是否按照受贿人的指示支付。
如果上述事实没有查清，仅根据行贿人一方的总支出或者财务记账金额认定受贿数额，实质上是将行贿人的犯罪成本推定为受贿人的犯罪所得，不符合刑法关于受贿数额的认定逻辑，也可能导致犯罪数额被不当扩大。
因此，行贿款中扣除的税费等支出是否计入受贿数额，不能形成“凡税费均扣除”或者“凡与行贿有关均计入”的简单规则。应当以国家工作人员实际取得的财产利益为中心，具体审查费用的负担主体、发生时间和实际用途。属于行贿人在财物交付前自行承担的交易成本，且受贿人未取得、未控制、未因该项支付获得债务免除的，不应计入受贿数额；属于受贿人已经取得财物后的支出，或者由行贿人代其承担的个人义务，则不得从受贿数额中扣除。
可以用一句话总结：刑法评价的是受贿人非法取得了多少财产利益，而不是行贿人为完成这次利益输送一共花了多少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