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夏俊律师受邀参加北京星来电子证据研究院成立仪式暨数字法治前沿高峰论坛上的主旨发言稿。

　　各位好，我是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夏俊，非常感谢刘品新老师以及星来律所的的邀请，很荣幸受聘成为星来电子证据研究院的特聘研究员，也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向各位专家、同仁学习与分享。我今天和大家交流的主题是《“金析为证”，新证据形态下刑事辩护的质证策略》。

　　众所周知，“金析为证”法定化，是刑事侦查领域技术赋能司法的重要体现，同时也为刑事辩护工作构建了新的博弈场域。步入数字经济时代，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开设赌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非法经营、洗钱等大量经济犯罪案件办理的过程中，资金数据普遍呈现出海量化、碎片化、多层嵌套的特征。绝大多数资金密集型经济犯罪案件，都会受到“金析为证”的深刻影响。今天，我的分享将围绕以下三方面的核心内容展开：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金析为证”背景下，资金分析鉴定意见的法律定性以及审查标准。按照刑诉法相关规定，资金分析鉴定意见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八大法定证据种类之一鉴定意见，具备独立证据能力，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可以直接作为定案依据。针对案件中的资金分析鉴定意见，我们的审查应当分为证据能力、证明力两个维度。其一为证据能力审查，重点核查鉴定机构与鉴定人资质、委托受理程序、检材调取合法性、取证固定流程、文书形式要件、权利告知程序是否完备合规。其二为证明力审查，重点研判分析方法是否科学、数据源是否完整、核算逻辑是否严谨、结论是否具备唯一性，同时审查其与案件待证事实的关联程度，判断能否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其次，作为刑事律师，我们也要注意到当前司法实践当中关于金析为证的核心争议焦点。当前，法院对资金分析鉴定意见整体采取推定采信的裁判立场，即只要形式要件完备、主体具备相应资质、检材来源未发现明显违法情形，原则上即认可其证明效力。尤其在涉众型、网络化、资金密集类案件中，裁判高度依赖该类鉴定意见定案。但不可否认的是，实务层面仍然存在着诸多争议，这些争议集中体现如下：侦鉴混同问题，部分鉴定人员前期参与案件侦查研判工作，后期又参与鉴定工作，破坏了鉴定活动的中立性与独立性；检材选择性提取问题，实务中存在刻意截取涉案数据、遗漏关联账户、剔除合法往来流水等情形；鉴定内容越权问题，有些资金分析鉴定意见，明显超出专门性问题的鉴定边界，直接对行为性质、主观故意、法律定性等作出评价；技术黑箱问题，实务中，大数据算法、研判模型不予公开，导致分析逻辑无法复现，辩方难以开展实质质证；数额核算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在计算涉案金额、违法所得时，存在成本是否扣减、合法往来是否剔除等等核算规则适用较为随意的现象。

　　再次，这也是我今天想重点分享的核心内容，即系统化的质证策略和实务应对方案。在涉众经济犯罪案件中，面对海量的电子资金数据、专业的资金鉴定报告，我们辩护律师到底该如何制定质证策略以实现有效辩护。事实上，“金析为证”的落地，不只是给侦查办案提供了技术工具，其实也给我们辩护工作打开了全新的突破口。

　　客观来讲，相关鉴定意见并不是天然可信、不可推翻的，它全程受程序、技术、规则的约束，只要我们找到瑕疵和漏洞、精准发力，就能有效打破控方的证据优势，推翻或削减不利指控。我们要建立四维质证体系：合法性质证、真实性质证、关联性质证，再配上完整的程序配套措施。具体如下：

　　第一个维度，就是合法性质证策略。

　　首先要核查主体资质。严格对照《公安机关资金分析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核对机构是否在公安部核准登记名录中，鉴定人是否持有有效的资金分析鉴定人资格证书。重点审查侦鉴分离，鉴定人有没有提前参与侦查工作，有没有回避情形。

　　其次是核查检材合法性。电子数据的生命线，是完整性、原始性、可溯源。我们一定要关注哈希值固定，在提取原始介质的时候，有没有固定哈希值，从采集、保管、送检到鉴定，全程是否处于只读、写保护状态，校验链条是不是连续完整。一旦哈希链条断裂，原始介质无法溯源，律师就可以主张数据真实性存在重大缺陷。此外，重点审查数据清洗环节。数据清洗不是可以随意操作的内部工序，清洗规则必须明确、可复核，必须符合行业标准。律师可以要求提供完整清洗底稿、剔除数据清单、清洗前后比对记录。

　　再次是核查调取与委托程序。调取流水必须是两名以上侦查人员、具备法定文书。委托鉴定必须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签署鉴定事项确认书，遵守鉴定时限。缺少任一要件，都可以作为程序瑕疵进行抗辩。

　　最后是审查算法与软件合规。可以抓两个质证关键点：第一，鉴定用的分析系统、算法模型，是不是行业通用、公认合规的；第二，明确区分数据关联关系和刑法因果关系。系统只能看出有资金往来、存在关联，但无法甄别这笔钱到底是合法经营、民间借贷、还是犯罪资金，更不能直接证明行为人是否具有犯罪的主观故意。此外，有些鉴定报告还可能存在“越权”问题，直接认定涉案行为“构成某种犯罪”或者“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等等法律定性问题，事实上，鉴定机构只负责解决技术事实问题，没有权限去做法律定性评价。只要报告里出现这类法律评价内容，我们律师就可以据此提出质疑，要求剔除、不予采信。

　　第二个维度是真实性质证策略。

　　首先抓数据漏洞。绝大多数资金鉴定都存在数据残缺问题，很多报告只截取涉案流水，漏掉关联账户、反向交易、正常往来流水，或者不统计合法交易、亲友借贷、个人收支等金额。如果数据本身不完整，结论自然不可能客观。

　　其次抓技术局限。大数据算法不是万能的，有天然的局限性。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庭，针对统计口径、筛选规则、研判模型提出专业意见，指出算法存在的漏洞和偏差。

　　再次抓数额核算错误。实务中比较常见的问题，鉴定金额只加不减，没有扣除合理经营成本、正常民事往来、合法收支等等，还有些案件中存在重复统计、重复计算的情况，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关注的质证要点。

　　第三个维度是关联性质证策略。

　　首先要区分客观情形和主观罪过。资金流向、交易频次，只能证明客观发生了资金交易，无法证明行为人主观明知、是否存在共谋或者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等要素。

　　其次要区分合法资金和涉案资金。很多当事人的账户里，可能存在合法经营流水、私人借贷、日常收支和涉案资金混杂在一起的情形，我们律师要逐一梳理、清晰切割，把合法的、无关的流水全部剥离出来，对将全部流水全盘推定为犯罪金额的鉴定意见必须及时提出质证意见。

　　再次要反对唯流水定罪的推定规则。对于交易多、流水大、账户层级复杂的资金密集型案件，不能因为流水情况就简单认定为违法犯罪，这种笼统推定，不符合刑事证据裁判原则。切记，资金痕迹看得见交易，看不见主观故意；流水规模不等于犯罪性质。

　　第四个维度是，律师应配套采用系统性辩护措施，积极落地质证效果。

　　一是积极申请调取相关证据。针对控方不公开、不提交的材料，我们要书面申请调取原始电子数据、算法规则、筛选参数、清洗底稿等核心资料，要求对方公开技术逻辑，接受我方质证。

　　二是用好各类程序权利。根据案件情况，依法申请鉴定人出庭、专家辅助人出庭，质疑鉴定漏洞；对存在重大瑕疵、数据错误的报告，申请补充鉴定、重新鉴定。

　　三是主动重构合法事实。我们在辩护中，不能只被动质证，还要主动举证，通过提交合同、聊天记录、转账备注、经营凭证等等相关证据，证明交易是合法民事、经营行为，以推翻有罪推定。

　　四是重视数额辩护。在量刑辩护的过程中，律师要针对资金分析鉴定意见，全力拆解、逐项核对，把所有存疑、重复的数额剔除，最大限度地去争取降低涉案金额，努力实现从轻、减轻处罚的辩护效果。

　　实务中，我们律师应当对电子证据辩护保持高度的敏感性，有了电子证据辩护的助力，案件往往容易取得良好的辩护效果。本人近年来承办的多起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开设赌场案、非法经营案等等案件的辩护过程中，已经深刻感受到了电子证据辩护的价值和魅力。

　　向大家分享一个我的亲办案例。一位民营企业家因开发出售具有虚拟货币充值功能的支付系统被控开设赌场罪，涉案金额近60亿元，公安机关认定其违法所得为1600余万元。在辩护中，我高度重视电子证据审查，并邀请专家出具审查意见，促使办案机关重新鉴定。在庭审时，我围绕电子证据对涉案金额、违法所得等核心问题展开质证。通过分析虚拟货币钱包地址的流水情况，结合案件相关电子证据以及运营模式，发现赌博平台进入被告人账户虚拟币钱包地址流水较小，通过其他虚拟币地址跳转后进入其虚拟币钱包地址流水较大，在无法证明这些转入的USDT与网赌平台有关联的情况下，不能将这些虚拟货币认定为被告人的违法所得，这一关键细节的发现对违法所得金额的辩护起到关键作用。本案经过全方位的辩护，最终案件实现了罪名、刑期、罚金刑、涉案财产处置全方位的重大突破，法院判决改变了检察院指控的开设赌场罪，由重罪开设赌场罪改为轻罪帮信罪；经过两年多的辩护，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人有期徒刑两年五个月，相当于实报实销；公安机关认定当事人违法所得为一千六百余万元，经过辩护，法院最后认定的违法所得数额仅为30万元，实现了巨大的改变；关于罚金刑，法院判决的罚金刑仅为8万元。此外，一审判决后被告人在侦查阶段被查扣冻的千万财产全部予以返还。本案充分彰显了电子证据辩护的显著成效。

　　总之，对于刑事辩护律师而言，关注“金析为证”，重视电子证据辩护，是律师执业的必备专业能力。面对数字化司法改革，辩护律师必须主动适应变革，加强金融、电子数据、大数据研判的复合型专业素养，搭建系统化、精细化的资金鉴定意见质证体系。未来已来，在数字刑事司法背景下，让专业和技术完美融合，竭力取得更好的辩护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