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私募基金领域刑事案件数量持续走高，今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将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自融自用、利益输送、资金违法跨境流动以及私募基金参与非法集资等六类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处罚力度加大，监管穿透更深。在此背景下，本文将重点关注私募基金领域容易涉及的刑事风险，并针对可能涉及的罪名，简要梳理有效辩护路径，以期与大家共同探讨交流。
本期导览
一、涉嫌非法集资犯罪
（一）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辩护路径探析
（二）涉嫌集资诈骗罪的辩护路径探析
二、涉嫌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等犯罪
（一）涉嫌挪用资金罪的辩护路径探析
（二）涉嫌职务侵占罪的辩护路径探析
三、涉嫌行受贿犯罪
（一）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辩护路径探析
（二）涉嫌行贿罪的辩护路径探析
一、涉嫌非法集资犯罪
（一）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辩护路径探析
《指导意见》明确规定，严厉打击违规募集、私募基金参与非法集资的行为。涉嫌非法集资犯罪是私募基金领域最为常见的刑事风险之一，该类行为集中出现在私募基金募集环节，往往以私募基金合法经营外衣掩盖非法集资的本质。实践中，此类行为可能涉嫌的罪名主要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我们先来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在私募基金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中，辩护律师要穿透私募基金经营形式的外表，实质判断募集资金的行为是否具有非法性、公开性、社会性、利诱性四个特性。
1.是否具有非法性
根据两高一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非法集资犯罪中的“非法性”以国家金融管理法律法规作为依据，这里的法律法规主要是指《商业银行法》以及《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中的相关规定，即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公开吸收存款是商业银行的专属业务，须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的规定，私募基金是指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具有“非公开”和“向特定合格投资者募集”两个基本属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对私募基金的募集方式、对象、人数均作了严格限制，不允许公开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募集。因此，私募基金不具备向不特定多数人吸收公众存款的法律依据。
私募基金经登记、备案不影响对非法集资行为“非法性”的认定。私募基金不设行政审批，私募基金管理人向基金业协会申请登记，募集完毕后办理基金备案，这种登记、备案不属于行政许可，私募基金实行登记备案制，基金业协会的登记备案属于行业自律管理，不属于“经有关部门依法许可”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因此，不能以“已登记、已备案”作为非法集资的“免死金牌”。私募基金具有“非公开”和“向特定合格投资者募集”的法定属性。向不特定公众公开募集，属于假借私募基金合法经营形式，掩盖非法集资之实，既违反了私募基金管理法律规定，也违反了《商业银行法》关于“向不特定公众吸收存款需经批准”的规定，具有非法性。
2.是否具有公开性和社会性
公开性是指通过网络、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信息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社会性是指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私募基金不得向合格投资者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募集或者转让；不得向为他人代持的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不得通过报刊、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介，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或者讲座、报告会、分析会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宣传推介。
如果案涉私募基金符合相关规定，是以非公开方式，面向特定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的，则不属于非法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但是，如果存在通过拼单、代持等方式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规避投资者人数限制的行为，则有可能涉嫌非法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例如，组织不合格投资者私下协议代持基金份额，允许“拼单团购”，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同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等。
3.是否具有利诱性
利诱性是指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如果行为人并未通过另行签订补充协议或口头承诺回购、担保、年化收益率等方式，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也不存在以非正常的高额收益为引诱，则不具备利诱性，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二）涉嫌集资诈骗罪的辩护路径探析
在私募基金涉嫌集资诈骗罪案件中，辩护律师展开辩护的着力点通常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二是是否使用诈骗方法。这也是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要区别。
1.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辩护律师在办理此类案件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之一。构成集资诈骗罪，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集资款的犯罪目的。在私募基金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案件中，应重点审查资金流转过程和最终去向，从而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综合考察：募集资金是否用于私募基金约定投资项目，是否用于其他真实投资项目，是否存在极不负责任的投资，是否通过关联交易、暗箱操作等手段进行利益输送，是否以各种方式抽逃转移资金，是否用于个人大额消费和投资等。如果募集的大部分资金用于真实项目投资，没有抽逃、转移、隐匿、挥霍等情形的，不能认定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
2.是否采用诈骗方法
集资诈骗罪的行为方式是行为人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诱使被害人产生认识错误并交付资金。通常，涉案行为人采取虚构集资用途，以虚假的证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骗取集资款的手段，从而实现非法占有目的。在私募基金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案件中，对于是否采用诈骗方法，应重点关注私募基金发行中约定的投资项目、底层资产是否真实，以及销售中是否提供虚假承诺等。如果行为人存在虚构投资项目、伪造财务资料、发行内容虚假的私募基金、以虚假担保诱骗投资人投资等行为，则很有可能被认为属于采用诈骗方法募集资金。
【案例一：苏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案情简介】苏某以弘某财富公司、弘某基金公司作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先后成立若干有限合伙企业，以多个房地产开发项目为投资标的，隐瞒投资项目均为苏某实际控制的公司开发或者与他人合作开发的实情，发行私募股权类基金产品。苏某等人组织销售团队以口口相传，召开产品推介会，通过其他金融机构和私募基金公司、同行业从业人员帮助推销等多种方式向社会公开宣传私募基金产品，允许不合格投资者通过“拼单”“代持”等方式突破私募基金投资人数和金额的限制，由苏某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与投资者签订回购协议，并由苏某个人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约定年利率10%至14.5%的回报，变相承诺保本付息。苏某等人通过上述方式共非法公开募集资金人民币5.999亿元。后因资金链断裂，苏某明无法按期兑付本息，造成投资人严重损失。
【法院判决】苏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
【辩护要点】本案中，苏某等人募集的资金除用于返本付息和维持运营外，主要用于私募基金约定的投资项目、苏某开发的其他房地产项目以及与项目相关的建筑材料采购，项目真实，不能认定苏某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能认定其构成集资诈骗罪，而应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二、涉嫌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等犯罪
侵占挪用、自融自用、利益输送也是《指导意见》重点整治的行为，这几类行为致使私募基金脱离了正常的投资用途，破坏了私募基金财产的独立性，直接侵害了基金财产和投资者的利益，可能涉嫌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
“侵占”是指将私募基金财产占为己有；“挪用”是指未经基金合同约定、未经投资者同意、未履行合法决策程序，擅自将基金财产脱离约定投资用途，划转至非底层投资标的、关联方或自身账户，用于自身经营周转、偿还债务、关联方借款、拆借资金等非基金约定用途。
关于“自融自用”，证监会《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对禁止自融行为有明确的规定：不得以套取私募基金财产为目的，使用私募基金财产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管理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实际控制的企业或项目。常见的自融自用行为，比如将基金资金用于管理人母公司债务兑付、基金与关联方开展无真实底层资产的资金拆借。
对于“利益输送”，证监会《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不得利用基金财产或者职务之便，为本人或者投资者以外的人牟取利益，进行利益输送。常见的利益输送行为，比如通过第三方过桥账户低卖高买、人为拆分交易，截留价差归入个人账户或关联主体，用发行管理的基金财产认购合作公司债券，安排关联方收取咨询费、服务费等等。
（一）涉嫌挪用资金罪的辩护路径探析
1.“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之辩
挪用资金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自己主管、管理、经营、经手单位财物的便利条件。这里的“管理”、“经营”、“经手”并不是指普通意义上的经手，而是指对单位财物的支配与控制。如果利用的是熟悉环境、便于进出等工作便利，则不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能构成挪用资金罪。
2.资金性质之辩
挪用资金罪的对象为“本单位资金”，不仅包括单位所有的资金，也包括单位实际占有、使用、管理的资金。需要注意的是，实务中可能存在单位资金与经营者个人资金混同的情况。在资金混同的情形下，单位资金与个人资金无法区分，单位账户与个人账户之间双向资金往来频繁，因此无法准确认定经营者挪用的资金是单位资金还是个人资金，无法排除合理怀疑，那么，此种情况下，不能认定构成挪用资金罪。
3.“归个人使用”之辩
挪用资金罪的客观行为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借贷给他人。对于“归个人使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规定了三种具体情形：一是将本单位资金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二是以个人名义将本单位资金供其他单位使用的；三是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本单位资金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
对于“个人决定”，应从实质上把握，即依据“行为人做出的决定是否超过其职权范围”来判断是否属于“个人决定”，只要行为人做出的决定未超过其职权范围，那么该决定就不属于“个人决定”。就私募基金而言，管理私募基金并进行投资是私募基金管理人的职责权限，但必须遵循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投资限制、投资决策程序、关联方投资回避制度等。在此类涉嫌挪用资金罪的案件中，辩护律师应当注意收集私募基金管理人职责、委托授权内容、投资决策程序等证据，来证明行为人的行为并未超出其职责权限。
对于“以个人名义”，应以资金归属的征表方式来认定，如果行为人向资金使用者以口头或者书面的方式表明自己是资金的实际权利人，则可以认定为“以个人名义”。如果行为人未表明自己是资金的实际权利人，则不能认定为“以个人名义”，需要进一步考察是否属于“以单位名义，谋取个人利益”的情形。
对于“谋取个人利益”的理解，可以参照挪用公款罪的相关规定。第一，“谋取个人利益”，既包括行为人与使用人事先约定谋取个人利益实际尚未获取的情况，也包括虽未事先约定但实际已获取了个人利益的情况。第二，其中的“个人利益”，既包括不正当利益，也包括正当利益；既包括财产性利益，也包括非财产性利益，但这种非财产性利益应当是具体的实际利益，如升学、就业等。
在私募基金涉嫌挪用资金罪的案件中，辩护律师应注意收集梳理私募基金投资项目、相关账户资金往来、涉案资金最终流向、市场上同类交易情况等证据，证明行为人使用资金的行为并未超出投资项目约定，属于为投资人利益开展的正常投资，并非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
（二）涉嫌职务侵占罪的辩护路径探析
职务侵占罪与挪用资金罪的关键区别在于，职务侵占罪要求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侵占行为。侵占行为是指采用侵吞、窃取、骗取等各种手段将本单位财物占为己有，既包括将合法已持有的单位财物视为己物而加以处分、使用、变持有为所有等行为，又包括利用职务之便骗取、窃取、侵吞、私分单位财物的相关行为。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往往需要结合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进行推定。
在私募基金涉嫌职务侵占罪案件中，辩护律师应当综合以下方面，分析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一是行为人在挪用相关资金时有无虚假平账、销毁有关账目、截取单位收入不入账、瞒报交易信息、修改交易数据等行为，使得所挪用资金难以在单位财务账目上反映出来；二是行为人无法返还相关资金的原因，是因为客观风险无法还款，还是因为个人挥霍；三是行为人有无归还行为；四是行为人是否有能力归还而拒不归还；五是行为人是否隐瞒挪用资金去向、携带挪用资金潜逃；等等。如果行为人在转出相关资金时在账目上如实记载，没有平账行为，后续是因为市场经营亏损等客观风险无法返还，且有少量还款行为，则不能认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案例二：郭某涉嫌挪用资金案】
【案情简介】郭某系统某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原董事长。统某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与安某公司签订协议，设立统某富邦投资中心，发行“富邦1号”私募基金。统某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为统某富邦投资中心合伙人，管理基金投资运营，郭某担任统某富邦投资中心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相关投资人认购“富邦1号”基金份额，成为统某富邦投资中心合伙人，投资金额共计人民币2735万元。上述资金转入统某富邦投资中心在银行设立的基金募集专用账户后，郭某未按照协议和“富邦1号”合同的约定设立共管账户、履行投资决策程序，而是违反约定的资金用途，擅自将其中2285万余元资金陆续从统某富邦投资中心账户转入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的另一私募基金“统某恒既”账户，而后将120万余元用于归还该私募基金到期投资者，2165万余元转入郭某个人账户和实际控制的其他账户，至案发未归还。
【法院判决】郭某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责令退赔被害单位统某富邦投资中心全部经济损失。
【辩护要点】在本案中，郭某将募集资金转出时，私募基金内部账与银行对账单一致，均记载为委托投资款，属于应收账款，郭某无平账行为，案发时私募基金未到兑付期，挪用时间较短，其间郭某有少量还款。因此，不能认定郭某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能认定其构成职务侵占罪，应认定构成挪用资金罪。
三、涉嫌行受贿犯罪
私募基金作为资金密集型资管业态，权力集中、交易架构复杂，极易滋生贿赂犯罪。一方面，私募基金从业人员依托投资决策、项目管理等职务便利收受财物，有可能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另一方面，《指导意见》也指出，目前私募基金成为了新型、隐性贿赂犯罪的利益输送工具，国家工作人员通过私募基金份额、保底收益等收受贿赂，私募从业人员为获取国有资本投资、政策优待等不正当利益实施行贿，可能涉嫌行贿罪。
（一）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辩护路径探析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并且，构成该罪要求行为人有利用其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因此，在此类案件中，行为人客观上是否具有可利用的“职务便利”十分关键。
一般来说，这种“职务便利”既包括所任职务范围内的概括性职权，也包括该职务所具有的主管、分管、经手等实质意义的具体职务职权。就私募基金领域而言，具有“职务便利”的人员与私募基金的投资结构一致，既包括私募基金层面管理人的工作人员，也包括投资项目层面受私募基金管理人委派至该项目，具体负责开发、设计、运营、结算等管理事项的人员。如果上述人员利用对投资项目的决策权、管理权等职务便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在项目中标、工程结算等方面谋取利益，很有可能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二）涉嫌行贿罪的辩护路径探析
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贿赂犯罪逐渐向新型、隐性发展。私募基金作为复杂金融工具之一，很有可能被作为行受贿双方隐蔽的利益输送工具使用，实践中常与真实的私募基金投资界限模糊，如何界分二者往往是辩护中的核心关键。
在辩护中，如何判断案涉行为到底是真实的私募基金投资还是以私募基金为利益输送工具，主要关注如下方面：一是获取利益方认购基金时是否实际出资，所获收益是否符合市场规律、与其出资额相符。二是获取利益方在获取收益的同时，是否承担相应的风险。若收益具有不确定性，而非固定收益或固定比例分红，且存在零收益或亏损的可能，应认定为真实投资；若双方事先有旱涝保收的约定，则很有可能被认定为利益输送。三是收益的来源，是否来自私募基金投资的项目，是否与项目的盈亏相挂钩。如果私募公司实控人让某国家工作人员认购“定向增发基金”，并约定亏损由其承担，盈利全归该国家工作人员，该国家工作人员最终获得固定收益，那么，这种情形很可能属于利益输送，该私募公司实控人很有可能构成行贿罪。
此外，在涉嫌行贿罪的案件中，通常有区分个人行贿与单位行贿、是否谋取不正当利益、是否存在被勒索的情形等辩护路径。由于单位行贿罪相较于（个人）行贿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更高，处罚力度相对较低，因此，准确区分个人行贿与单位行贿，在此类案件中至关重要。
【案例三：蔡某涉嫌单位行贿案】
【案情简介】蔡某系基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基石公司为了承揽某人防工程，蔡某向唐某承诺，如承揽到该工程，愿意给唐某一定的好处，唐某同意帮忙并向该工程相关负责领导打招呼。后基石公司以某国有建设公司名义顺利中标该工程。蔡某为感谢唐某在承揽该工程过程中提供的帮助，在唐某授意下，被告人蔡嘉林在唐某同学程某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某资产管理公司，以蔡某侄子司某的名义为唐某购买了400万元该公司发行的私募基金。（其余案情略）
【法院判决】被告人蔡某向唐某行贿400万元基金构成单位行贿罪，系犯罪未遂。蔡某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罚金20万元。
【辩护要点】本案中，首先，蔡某的行为系单位行贿行为：从行贿意志上看，作为基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蔡某是为了基石公司能够承揽某人防工程，才决定请托唐某、给予唐某财物，其体现的是单位意志；从利益归属上看，基石公司以某国有建设公司的名义顺利中标该工程，最终利益归属于单位。其次，蔡某是以其侄子司某的名义购买的私募基金，尚未交付给唐某，该私募基金仍在蔡某的控制之下，应认定为犯罪未遂。
参考文献
[1]石雄：《涉私募基金非法集资犯罪“非法性”的司法认定》，载《人民法院报》2026年3月19日。
[2]张晓津，罗曦，赵一璠：《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从严打击私募基金犯罪典型案例的解读》，载《人民检察》2024年第8期。
[3]翁良勇，余枫霜：《“逐层递进”界定涉私募基金“非法”集资》，载《检察日报》2023年8月9日。
[4]刘全芹，李艳波，贺亚宁：《财产混同情形下股东占有或挪用公司财产行为的司法认定》，载《中国检察官》2023年12月。
[5]戴民杰：《挪用资金罪中“归个人使用”的教义学诠释》，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2期。
[6]陈剑玲：《收受基金投资款构成受贿的若干问题分析》，载《中国纪检监察报》2024年3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