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以下按实务习惯简称“掩隐罪”）是一个老罪名，但它在虚拟币案件中有了新的命运：从一个普通的下游犯罪，逐渐变成追诉末端人员的主要工具。本文从刑事辩护的视角出发，讨论这一现象为什么值得警惕，以及辩护人在个案中能做些什么。
一、末端人员为何最容易被定为掩隐罪
电诈、网赌或者传销案件发生以后，真正的组织者、金主、技术团队往往在境外。侦查机关够不到他们，够得到的是境内的最后一环。这些人可能是OTC商家，可能是帮忙换U的币商，也可能是提供银行卡、支付宝账户、微信账户的过账人员。他们被抓获以后，最常见的罪名就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这背后有明确的制度原因：掩隐罪的构成要件相对宽松，它只要求行为人明知财物系犯罪所得，并且实施了转移、转换、窝藏等行为；不要求行为人明知上游犯罪的具体性质，也不要求行为人与上游犯罪人存在意思联络。对于那些证据链条只能证明资金流入行为人账户、但无法证明行为人参与上游犯罪的案件来说，掩隐罪成为最顺手、也最容易定下来的罪名。
官方数据可以印证这一判断：2025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披露：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利用虚拟货币转移犯罪所得等洗钱犯罪3032人。[1]这个数字本身已经说明，虚拟币正在成为赃款转移的主要通道之一。
掩隐罪本身的体量，可以从“两高”新闻发布会的披露中看出。2025年8月25日，“两高”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2020年至2024年，检察机关起诉掩隐罪23.02万件，人民法院审结一审案件22.09万件；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庭长罗国良在发布会上明确表示，掩隐罪“既是实践中案件数量最大的洗钱类犯罪，也是与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犯罪密切关联的下游犯罪”，其上游犯罪结构已经由以盗窃罪为主，转变为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主。[2]掩隐罪，正是这条赃款转移通道上最常被适用的罪名。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场发布会上，“两高”《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5〕13号，以下简称《2025年掩隐解释》）正式发布，并于次日即2025年8月26日施行。这部新解释既确认了掩隐罪在涉币案件中的适用空间，也为它的边界划定提供了一套规范答案。本文将反复回到它的具体条文；对辩护人而言，其中相当多内容是可以直接援引的规范依据。
二、数据背后的结构性替代
有研究者引述公安部第三研究所信息网络安全重点实验室与欧科云链研究院的统计指出，2022年54.72%的虚拟货币犯罪与洗钱相关。[3]这意味着，大约每两起涉虚拟货币犯罪中，就有一起承担着清洗赃款的功能；而清洗赃款的行为，在实务中最常被评价为掩隐罪。
徐奕、罗兵、史晴在《人民司法》发表的文章中，以聚法案例网“虚拟币、刑事、一审”为关键词检索、截至2024年4月获得的1064份刑事判决为样本，发现罪名分布为：诈骗罪219件，开设赌场罪197件，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190件，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172件，洗钱及掩隐类犯罪167件。[4]在涉币案件中，掩隐类罪名与帮信罪的适用比例已经旗鼓相当。
另外两组学理统计可以交叉印证：中国裁判文书网2020年至2022年2466份涉虚拟货币刑事判决中，掩隐罪383份，占15.5%，仅次于诈骗罪和帮信罪，位居第三[5]；Alpha数据库2021年812份涉虚拟货币刑事法律文书中，掩隐罪146份，同样位居第三，同年全国公安机关破获利用虚拟货币实施资金转移犯罪259起，达到峰值。[6]
就上游规模而言，有研究者引述不完全统计指出，超过60%的电信诈骗资金，最终通过虚拟货币洗白。[7]而“断卡行动”压缩了传统银行卡跑分空间之后，赃款转移进一步向虚拟货币通道迁移[8]，掩隐罪的案件来源由此被持续放大。
但这些数字本身并不说明问题；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很多行为本可以得到更准确的评价，最终却因为各种原因落进了掩隐罪。可以称之为“结构性替代”：个案层面的定性选择背后，是罪名适用在新技术环境下的结构性问题。
三、口袋化的四种表现
（一）上游犯罪查不清，下游掩隐来兜底
在很多案件中，上游犯罪团伙成员在境外，被害人遍布全国，侦查机关无法完整查清上游犯罪的每一个环节。但是被害人的报案材料、银行流水、资金转入记录可以证明，某些钱款确实是犯罪所得。只要行为人接触过这些资金，并且存在异常交易行为，侦查机关就很容易以掩隐罪立案。
桑涛、夏立强在《人民检察》发表的文章中对此有透彻的分析：非法支付结算业务本身长链条、多环节，犯罪团伙相互隐蔽、单线联系，要求侦查机关查清上游犯罪几乎不可能。于是实务中出现两种极端：一种要求把上游犯罪的基本事实全部查清，导致案件难以推进；另一种不再纠结上游犯罪性质，只看资金数额，即所谓“以量取胜”，直接把下游人员以掩隐罪或帮信罪定罪。[9]
《2025年掩隐解释》第十条对此给出了直接的规范答案：认定掩隐罪，以上游犯罪事实存在为前提；上游犯罪事实经查证属实，但行为人尚未到案，或者因死亡、无刑事责任能力等原因未被追究的，不影响本罪认定。需要注意，这一条对控辩双方是双向的：控方不必等上游判决，但“查证属实”四个字是硬门槛：上游事实查不清、仅有被害人报案和流水推断的，辩护人应当直接援引第十条提出异议。
（二）行为时间节点被虚化
掩隐罪与帮信罪的一个重要区分，是行为发生在上游犯罪既遂之前还是既遂之后。王超、李士学在分析赵某、孙某案时提出，电信诈骗的既遂应采“失控说”，也就是被害人对财产失去控制时上游犯罪既遂；并且应当结合接收资金的第三方所处的“阵营”来判断失控时点：向属于诈骗团伙“阵营”的第三方交付财物的，交付完成时财产即失控、犯罪即既遂。[10]
但在实务中，失控时点常常脱离被害人的控制状态，直接根据资金是否进入行为人账户来倒推。这种倒推会产生什么问题？行为人如果在上游犯罪实施过程中就提供了帮助，本应当认定为帮信罪或上游犯罪共犯；但因为资金进入其账户时被评价为上游犯罪既遂，其行为就被升格为掩隐罪。时间节点由此沦为服务于定罪需要的判断工具。
对此，《2025年掩隐解释》第七条确认：事前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等行为人通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分别以相应犯罪的共犯论处。反过来说，既遂时点划在哪里，直接决定行为人是上游共犯、帮信还是掩隐，这是辩护中必须寸土必争的节点。
（三）主观明知被推定泛化
主观明知是掩隐罪的核心要件，也是最难证明的要件。实务中司法机关往往依赖异常因素推定明知：交易价格明显偏离市场、使用Telegram等境外加密通讯工具、现金交易、删除聊天记录、获利异常、与固定对象大额频繁交易，等等。
刘晓、王涵寒分析的肖某案，把这个推定过程展示得非常完整：肖某通过Telegram搭识跑分集团负责人“大上海”，脱离正规交易平台进行场外现金交易，接头地点多为停车场、厕所，每笔交易先转100元对应的虚拟货币“测卡”，以高于市场实时价格出售USDT，最终获利6000余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11]
但问题在于，这些异常因素在币圈从业者的日常交易中可能并不异常。场外交易、使用加密通讯、追求价差、保护隐私，这些行为本身并不当然等于犯罪。一旦侦查机关形成“你参与了跑分或OTC换U”的初步判断，证明责任实际上就向被告人转移：被告人需要证明自己确实不知道资金是赃款，否则就被推定为明知。
《2025年掩隐解释》第二条对此作出了回应：“明知”包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应当根据行为人所接触、接收的信息，经手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犯罪所得的种类、数额，转移、转换方式，交易行为、资金账户的异常情况，结合行为人的职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的关系以及其供述和辩解等，综合审查判断。学理上进一步主张，技术推定必须配套反证机制：行为人能够证明其已尽合理审查义务、交易具有正常商业外观的，应当排除明知。[12]“两高”新闻发布会也坦承，实践中对明知“把握不准、存在拔高认定的情况”，要求“严格依法认定明知、慎用推定”“防止不当扩大刑事打击面”。[13]可见，明知推定的泛化不是辩护人的想象，而是规范制定者已经正视并着手纠正的现实。
（四）量刑与处置形成隐性激励
掩隐罪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下，情节严重的三到七年。这个刑期低于洗钱罪，也低于很多上游犯罪。但是，掩隐罪案件中的退赃、退赔压力往往很大。涉案虚拟币往往在判决前就被变现，处置程序不规范，反过来影响量刑协商。徐奕等人的研究指出，虚拟币犯罪案件的财产性判项存在笼统型、明确型、选择型、回避型等多种表述，直接影响执行效果。[14]
对于当事人来说，认罪认罚换取缓刑或较短实刑，往往是理性选择。但一旦认罪，定性错误就很难再被纠正。如果处置程序先于定罪，当事人为了获得轻判，很容易在事实层面作出妥协，程序安排在这里形成了隐性的入罪激励。
《2025年掩隐解释》在量刑端确立了三项新规则：其一，第五条设置“情节严重”的双轨数额标准：上游系非法采矿罪等定罪量刑标准较高的犯罪，数额500万元以上且具备法定情节的，才属“情节严重”；其他犯罪，50万元以上（或造成损失25万元以上）；并且首次明确，认定情节严重“应当注意与上游犯罪保持量刑均衡”。其二，第六条规定犯罪数额以实施行为时为准，多次实施、依法应当追诉的，数额累计计算。对价格波动剧烈的虚拟货币来说，“行为时”规则为数额认定提供了统一基准。其三，第四条新增从宽通道：配合司法机关追查上游犯罪起较大作用，认罪认罚并积极配合追缴、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这三条规则，下文讨论辩护策略时还会用到。
四、扩张适用的制度根源
第一，侦查资源不足与国际追赃困难，是无法回避的现实约束。上游犯罪跨境、主犯多在境外，侦查机关只能打击境内的末端环节，掩隐罪遂成为可追诉、可退赃、可结案的实用选择。
第二，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过窄，大量行为无法进入该罪的评价范围。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洗钱罪的上游犯罪限定为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七类。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这些高发犯罪不在其中。2024年8月20日施行的“两高”《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虽然明确将通过虚拟资产交易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列为洗钱方式之一（该解释第五条），但上游犯罪范围并没有扩大。这意味着，大量利用虚拟币清洗电诈、网赌赃款的行为，仍然难以适用洗钱罪，只能退回掩隐罪。
第三，非法经营罪长期沉睡，未能对支付结算型行为发挥分流作用。桑涛、夏立强明确提出，应当“唤醒非法经营罪的沉睡条款”：利用虚拟币非法支付结算，本质上是在收付款人之间提供货币资金转移服务，属于独立的支付结算业务，本应更多适用非法经营罪。但非法经营罪要求证明经营属性、支付结算功能等要素，证明门槛高、争议大，司法机关不愿用、不敢用，结果支付结算行为被装进了掩隐罪。[15]
第四，帮信罪与掩隐罪的边界被人为打通，两罪之间的相互转化在实务中相当常见。帮信罪要求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行为多发生在上游犯罪过程中；掩隐罪只要求明知财物系犯罪所得，行为多发生在既遂之后。但实务中，两个罪的界限经常通过推定互相打通：行为人一旦被认为明知赃款，顺带就被认为明知上游犯罪；或者反过来，因为参与了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就被认为明知财物系犯罪所得。边界模糊之下，司法机关倾向选择证明门槛更低的罪名。有检察官说得很透：为了满足定罪量刑的证明标准，相比待证事项更多、证明难度更高的重罪，司法机关往往倾向于选择需要收集证据较少、证明难度相对较低的罪名。[16]这也提示辩护人：掩隐罪案件中主观明知的证明高度依赖电子数据取证，控方取证是否到位、关联性是否成立，正是辩护审查的着力点。
五、口袋化的实务风险
对当事人而言，最直接的后果是量刑落差：同种行为因为定性不同，量刑差异巨大：定帮信，三年以下；定掩隐，最高七年。
对司法公正而言，口袋化适用带来多重失衡：一是重罪轻判，本应定洗钱罪或非法经营罪的行为被降格处理；二是评价失衡，虚拟币支付结算的经营属性和金融危害性被忽略；三是程序倒流，以侦查便利和结案需要替代证明规则。财产性判项的混乱（笼统型、明确型、选择型、回避型并存）则让这种失衡进一步传导到执行阶段。[17]
对刑辩律师的执业而言，风险首先来自被卷入主体范围的扩大：OTC商家、普通炒币者、技术中立服务提供者都可能成为追诉对象。行业合规边界不清，刑事风险不可预期。辩护人不仅要对抗指控，还要对抗一种将虚拟币交易整体犯罪化的氛围。
六、辩护策略：把掩隐罪拉回本位
第一，切断明知推定链条，这是辩护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要逐一审查每一个推定因素在本案中是否确实成立：交易价格是否明显异常？使用加密通讯工具是否有合理解释？现金交易是否属于行业常态？获利是否超出正常范围？更重要的是，要区分“知道是赃款”和“知道交易可能有问题”：掩隐罪要求的是明知财物系犯罪所得，而不是明知交易有风险；司法推定不能从“可能知道有风险”，跳跃到“必然知道是赃款”。还要挑战综合认定中的循环论证：不能用交易异常推定明知，再用明知解释交易异常。《2025年掩隐解释》第二条的综合审查规则，既是控方的认定框架，也是辩护人要求控方逐项说明、逐项举证的规范依据。
第二，挑战行为时间节点，力争将行为评价前移至既遂之前。要论证行为发生在上游犯罪既遂之前，从而争取认定为帮信罪乃至无罪。要质疑失控说在本案中的具体适用：被害人是否真的失去控制？失去控制的时间点究竟是什么时候？资金进入行为人账户是否等同于被害人失控？还要善于引入区块链时间戳、交易记录、聊天记录等技术证据，还原真实时间线。在虚拟币案件中，链上数据往往比口供更可靠。事前通谋以共犯论、既遂后才谈掩隐，这是第七条的规范逻辑，也是辩护论证的起点。
第三，争取更准确的罪名评价，使行为属性与罪名相匹配。对具备经营属性的虚拟币兑换业务，要论证其属于正常经营或者仅系行政违法，不应作为掩隐罪处理；即使需要刑事评价，也应当依据行为的经营属性选择更准确的罪名，而不是笼统装入掩隐罪。另一方面，对控方升格指控洗钱罪的案件，辩护人应当审查上游犯罪是否属于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七类范围、行为人对上游犯罪性质是否具备明知；上游犯罪不在七类之列或者明知不足的，应当主张退回掩隐罪乃至更轻的评价。罪名变更的两个方向，本质上都是量刑辩护。在马某案中，桑涛、梁鹏程分析了非法经营罪、帮信罪、掩隐罪三种意见的争议焦点，法院最终以掩隐罪定罪[18]。这个案例恰恰说明，同一行为在实务中可能面临完全不同的定性。
第四，程序抗辩，即围绕涉案虚拟币的处置程序展开攻防。要审查先行处置是否合法、是否经过审批程序；要质疑价格认定与犯罪数额计算；要将财产处置程序问题与定罪证据不足、量刑过重关联起来。彭加子办理的孙某波等人案可以说明这类案件的复杂性：被告人通过USDT收购上游诈骗犯罪所得的黄金9千克并变卖，检察机关以掩隐罪提起公诉，案件涉及资金流向追踪、境外司法协助、涉案虚拟币冻结：办案机关最终通过香港警务处司法协助，由泰达公司（香港）冻结了60万个USDT。[19]处置程序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辩护审查的对象。
第五，反向运用穿透式分析，以控方的技术方法检验控方的证明。侦查机关可以穿透资金流向，辩护人也可以。陈禹橦等人提出构建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之间的“双向审查法”，即通过法定货币资金账户、虚拟货币服务提供商回证、区块链公链钱包地址数据，查明资金真实流转链路。[20]辩护人同样可以运用这种方法，但方向相反，即用它来检验控方对资金性质的认定是否存在漏洞：涉案账户并非全部用于违法犯罪，资金并非全部来自上游犯罪，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不符合掩隐罪的要求。
七、制度出路：让掩隐罪归位
需要澄清的是，本文并非主张掩隐罪不能适用。对于很多真正的事后掩饰、隐瞒行为，掩隐罪是必要的。但它不能成为“抓不到上游就抓下游”的工具。
第一，应当扩容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将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高发犯罪纳入其中，因为网络时代这些犯罪的社会危害已经及于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桑涛、夏立强对此有明确论证。[21]
第二，应当激活非法经营罪，明确虚拟币兑换业务在特定情形下的非法经营属性，让支付结算型行为回归更准确的评价。
第三，应当严格限制明知推定，建立可反驳的推定规则，禁止以单一因素或行业常态直接认定明知。《2025年掩隐解释》第二条的综合审查规则已经迈出一步，接下来需要司法实践把“允许反证”落到实处。
第四，应当规范涉案虚拟币处置程序，确保处置程序不反过来影响定罪，建立独立、透明的价格认定机制。
可以看到，规范层面已经开始回应：与新解释同步发布的6起典型案例中，首例“安某某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就是一起虚拟货币掩隐案[22]；新解释第二条的慎用推定、第五条的量刑均衡、第四条的从宽通道，都在为掩隐罪“归位”提供规范支撑。剩下的问题，是这些规范如何在个案中被真正激活，这正是辩护工作的空间。
附注说明：引用案例除两高典型案例外，均系相关期刊文章评析的实务案例，刊发时已匿名化、未附案号，转述时已注明来源。
注释
[1]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25年3月），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
[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25年8月25日新闻发布会发布材料，载最高人民法院官网“新闻”栏目，2025年8月25日发布。
[3]参见孙啸天：《虚拟货币犯罪涉外资产追赃的困境及出路——以中英刑事司法协助为视角》，载《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25年第6期，第71页。该数据系该文转引公安部第三研究所信息网络安全重点实验室及欧科云链研究院的统计。
[4]参见徐奕、罗兵、史晴：《虚拟币犯罪案件财产性判项的问题审视与规范路径——基于对143份刑事判决的考察》，载《人民司法（应用）》2024年第19期，第58页。
[5]参见金泽刚、朱品翰：《涉虚拟货币非法集资犯罪及其治理——以江浙沪92份裁判文书为实证样本》，载《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23年第5期，第39页。
[6]参见张涛：《涉虚拟货币犯罪的代际演变、发展态势及应对之策》，载《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23年第5期，第51页。
[7]参见郑士立、张清：《第三方机构处置刑事涉案虚拟货币的困境及优化路径》，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23年第5期，第14页。原文对该数据注明“据不完全统计”，引用时宜保留此限定。
[8]参见林健飞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虚拟货币资金流侦查研究》，载《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学报》2026年第5期，第46页。
[9]参见桑涛、夏立强：《利用虚拟币非法支付结算的刑法处置》，载《人民检察》2022年第8期，第59页。
[10]参见王超、李士学：《利用虚拟货币兑换帮助转移资金行为的定性》，载《中国检察官》2025年第12期，第28页。该案系该文评析的实务案例，刊发时已匿名化处理，未附案号。
[11]参见刘晓、王涵寒：《涉虚拟货币洗钱行为的司法认定》，载《中国检察官》2024年第2期，第55页。该案刊发时已匿名化，未附案号。
[12]参见杨旦等：《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规制困境与出路》，载《人民检察》2025年第24期，第73页。
[13]参见前注〔2〕，两高新闻发布会发布材料。
[14]参见前注〔4〕，徐奕、罗兵、史晴文。
[15]参见前注〔9〕，桑涛、夏立强文。
[16]参见陈禹橦、郭树正、贺娇：《涉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证明问题》，载《中国检察官》2024年第17期，第44页。
[17]参见前注〔4〕，徐奕、罗兵、史晴文。
[18]参见桑涛、梁鹏程：《利用虚拟货币交易转移非法资金的定性分歧与厘定》，载《中国检察官》2023年第10期，第68页。该案刊发时已匿名化，未附案号。
[19]参见彭加子：《虚拟货币洗钱犯罪跨境电子证据取证要点》，载《中国检察官》2026年第8期，第76页。
[20]参见前注〔16〕，陈禹橦、郭树正、贺娇文。
[21]参见前注〔9〕，桑涛、夏立强文。
[2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惩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典型案例》（2025年8月25日发布，共6起），首例即安某某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