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智能合约与自动化脚本技术的普及，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上游犯罪的赃款洗白环节呈现出“智能化、链条化、跨境化”的新样态：AI客服批量生成话术诱导被害人购买USDT等稳定币，智能撮合程序自动匹配“卡农”“U商”完成资金对冲，跑分平台借助算法实现赃款的秒级拆分、归集与跨链转移。虚拟货币因其去中心化、匿名性与跨境流通便利，已成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下称“掩隐罪”）的主要媒介。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自洗钱”入罪后，虚拟货币洗钱行为可能同时触及洗钱罪（第一百九十一条）与掩隐罪（第三百一十二条），两罪的界分与竞合处理直接影响定性量刑。2024年8月2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4〕10号，下称《洗钱解释》）提供了明确的规范依据。2025年8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5〕13号，下称《掩隐2025解释》），并同步发布6起依法惩治掩隐犯罪典型案例。2026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下称《贪贿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对违法所得的退赃认定与追缴规则作出了迄今最为细化的规定。虽然该解释直接适用于贪污贿赂案件，但其确立的追缴法理——追缴对象的特定化、转化财物的追踪、混合财产的份额化追缴、等值追缴的严格条件——与《刑法》第六十四条及《2025解释》一脉相承，在掩隐罪、洗钱罪案件的财产辩护中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在AI技术深度赋能犯罪的背景下，如何准确认定掩隐罪，成为司法实务中的热点与难点。本文结合最新司法解释与裁判案例，围绕定罪要点尤其是与洗钱罪的竞合处理、证据审查、涉案财产处置、虚拟货币变价处置的程序风险与次生罪名防范四个维度展开，供办案与辩护参考。
一、定罪要点与洗钱罪的竞合处理
（一）《掩隐2025解释》相关要点
掩隐罪的规范依据为《刑法》第312条，《2025解释》对该罪的构成要件作出了系统性重塑，与虚拟货币案件直接相关的要点包括：
“犯罪所得”的界定（第一条）：指通过犯罪得到的赃款、赃物或其他财产性利益；“犯罪所得收益”指通过犯罪所得获取的孳息等财产性利益。被害人被骗后购买并交付的虚拟货币，以及赃款兑换的USDT，均属此列。
“其他方法”的开放式列举（第一条）：包括“任何足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手段”，如居间介绍买卖、提供资金账户、将财产转换为现金或有价证券、通过转账或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跨境转移资产等。虚拟货币兑换、OTC场外交易、跑分洗钱均可被该条款涵摄。
“明知”的认定规则（第二条）：明知包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应当根据行为人所接触、接收的信息，经手犯罪所得的情况，犯罪所得的种类、数额、转移转换方式，交易行为、资金账户的异常情况，结合行为人的职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的关系及其供述辩解等综合审查判断。
“情节严重”的数额与情节双标准（第五条）：上游犯罪为一般犯罪的，掩饰、隐瞒数额达到五十万元以上且具有多次实施、拒不配合追缴等情形之一，或者造成损失二十五万元以上的，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
上游犯罪查证规则（第十条）：认定本罪以上游犯罪事实存在为前提；上游犯罪事实经查证属实，但行为人尚未到案，或者因死亡、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等原因不予追究的，不影响本罪认定。在同步发布的6起惩治掩隐罪典型案例中，朱某、刘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明确了上游犯罪尚未依法裁判不影响本罪处理的原则。
（二）实务认定规则
1.犯罪对象的认定：虚拟货币可成为掩隐罪的行为对象
（1）掩隐罪的行为对象是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
被害人直接被骗取购买的虚拟货币（如虚假投资平台诱导购买的USDT），属于“通过犯罪得到的财产性利益”，本身就是犯罪所得。在袁某案（2025）湘06刑终217号中，被害人被诱导购买虚假USDT，行为人收取被害人交付的现金并转移，法院认定涉案资金系诈骗所得。
（2）以虚拟货币作为转移工具的，不改变本罪定性。
行为人以赃款兑换USDT再转至境外指定钱包地址，实质是“将财产转换”与“跨境转移资产”，属于《2025解释》第一条规定的“其他方法”。在王某艳、王某波案中，案号：（2026）辽03刑终10号，二人收取电诈被害人现金119万元并转入指定USDT钱包地址，法院明确指出被害人交付的现金最终被转化为上游犯罪分子非法占有的USDT，符合“犯罪所得”的定义。
2.主观”明知”的认定：综合推定规则的适用
主观明知是虚拟货币涉掩隐罪案件的最大争点，也是辩护的主要抓手。《2025解释》第二条确立了“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综合审查判断模式。结合典型裁判，以下客观要素是推定明知的主要依据：
（1）交易价格显著异常
以明显高于市场价收购虚拟货币或收取远高于正常水平的“手续费”“佣金”。如行为人以高于市场价0.2元的价格收购泰达币、由对方报销差旅费，法院认定符合“收取明显高于市场价格”这一审查规则推定明知。
（2）交易方式明显规避监管
使用境外加密通讯软件（Telegram、“飞机”等）联络、线下现金交接、频繁更换钱包地址、避开监控、删除聊天记录、拒收连号新钞等。前述王某艳、王某波案中，上线要求避开监控、删除记录、拒收连号新钞等异常行为，成为认定明知的关键依据。
（3）报酬与劳动明显不成比例
简单跑腿、取现、兑换操作即获得高额分成（如4%分成），远超正常劳务对价。这点也会成为认定明知的考量因素。
（4）职业经历与认知能力
长期从事虚拟货币交易的“U商”、熟悉交易平台的从业者，对资金异常具有高于普通人的识别能力。如李某案，案号：（2024）京02刑终141号，行为人长期从事货币交易，银行账户被冻结后仍继续交易USDT，法院据此推定其明知。
（5）事后掩盖行为
同伙被抓获后指使他人打探消息、统一口径、删除聊天记录等也会成为认定明知的依据。在杨某案：案号（2025）浙11刑终143号中，杨某在转移资金后指使同案犯统一口径、删除聊天记录以逃避调查，该事后掩盖行为成为印证其主观明知的重要情节。
需要强调的是，推定必须建立在基础事实查证属实的基础上，且允许行为人提出反证。明知的内容是“概括性明知”即可——行为人无需确切知道上游犯罪的具体罪名、被害人身份，只要认识到资金“可能系违法犯罪所得及收益”仍予以转移即可；但明知必须形成于行为之时，且应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防止客观归罪。
3.客观行为方式的类型化认定
AI赋能下的虚拟货币洗钱已形成分工精细的产业链条，对应到掩隐罪的客观行为，主要包括以下类型：
（1）提供账户并转移型
提供银行卡接收赃款后取现，再将现金兑换为USDT转出，是当前最高发的形态。在朱某国案〔（2025）冀04刑终467号〕中，行为人出借本人银行卡接收20万元诈骗资金并取现，又安排侄子联络他人提供银行卡接收60万元，随后按指示购买U币转出，被认定构成掩隐罪。
在马某1案〔（2025）宁01刑终55号〕中，被告人马某1受其弟弟马某2的指示和委托，多次在广州和往返香港等地通过兑换港币、美元以及usdt虚拟币，再将usdt虚拟币转入上家罗某1提供指定的usdt虚拟币账户内，并从中赚取手续费。最终被法院认定明知现金存款来源系犯罪所得仍帮助上游犯罪分子将诈骗所得的款项予以转移和洗白，构成故意犯罪。
（2）线下收现交付型（“现金换U”）
线上与上家联系、线下从被害人取款并交给上家。在汤某平、符某富案〔（2025）赣01刑终205号〕中，行为人通过APP与境外电诈团伙联系，以线下现金交易“数字货币”为名，从被害人处取走现金14万元交付上线。
（3）跑分平台型
利用跑分平台、AI自动撮合系统拆分转移资金。在蒲某、陆某案〔（2026）云0103刑初10号〕中，二人使用多个银行账户“跑分”，接收诈骗资金20万余元后取现转移。
（4）跨境对冲型
境内收取现金、境外释放USDT的“对敲”模式，属于“跨境转移资产”。在吴某平、陈某财案〔（2025）鄂08刑终41号〕中，行为人使用假车牌、车膜、口罩等隐蔽手段跨省接收、取现涉诈资金123.8855万元，再由上线通过USDT完成资金转移。
4.此罪与彼罪：掩隐罪与帮信罪等的界分
（1）与帮信罪的界分
关键看行为介入的时点与主观明知的内容。帮信罪针对的是上游犯罪实施过程中的帮助（提供支付结算工具等），明知内容是对“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概括认识；掩隐罪针对的是犯罪既遂后对赃款的处置，明知内容是资金系“犯罪所得”。提供银行卡供上游“过账”并配合刷脸、取现、兑换虚拟货币的，实践中多按掩隐罪处理。
前述李某某案〔（2024）京02刑终141号〕中，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李某某本次犯罪前已经知悉倒卖U币可能涉及犯罪赃款，没有证据支持，违背证据裁判原则，应认定李某某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二审法院认为李某某和李某、刘某某分别作为将涉诈资金洗白的多个环节中的一环，均明知自己和对方的行为性质，与他人互相配合，共同完成将上游诈骗犯罪所得通过层层转移兑换为虚拟货币的行为，通过上述操作，涉案犯罪资金的来源和属性发生了改变，其行为并非简单的支付结算，而是掩饰、隐瞒资金来源、改变资金性质的行为，应构成掩隐罪而非帮信罪。在滕某、潘某案〔（2025）豫08刑终40号〕中，法院特别指出“上游犯罪在被害人交付现金时已既遂”，行为人此后线下收现并交付上游，属事后转移赃款，构成掩隐罪。而在王某案〔（2025）黔01刑终348号〕中，行为人虽辩称系办理贷款，但其在无真实贷款需求且无还款能力的情况下提供银行卡、在非正常办公场所配合转账并多次刷脸验证，法院认定其明知资金可能系犯罪所得，构成掩隐罪。
（2）与上游犯罪共犯的界分
《2025解释》第七条规定，事前与诈骗等行为人通谋的，以上游犯罪共犯论处。区分的核心在于通谋的时间点——事前通谋、事中加入诈骗分工的定共犯；事后承接赃款转移的定掩隐罪。
罪数处理：行为同时构成洗钱罪（上游为七类特定犯罪）或非法经营罪（未经许可从事虚拟货币兑换业务且情节严重）的，依《2025解释》第九条，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5.数额计算与“情节严重”的认定
（1）数额计算时点
《2025解释》第六条明确，掩饰、隐瞒数额以实施行为时为准；收购或代为销售财物的价格高于实际价值的，以收购或代售价格计算；多次实施未经行政处罚的，数额累计计算。虚拟货币价格波动大，实务中一般按兑换时点的市场价格折算人民币认定。
（2）“情节严重”的双门槛
上游为一般犯罪的，须同时满足“数额五十万元以上”与“多次实施/拒不配合追缴/造成损失二十五万元以上”等情节要件，避免唯数额论。在王某艳、王某波案中，法院依据掩饰金额119万元、多次实施、造成损失超25万元，认定构成“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在王某、危某案〔（2026）闽06刑终38号〕中，王某多次以“U币转账取现”方式转移诈骗资金累计76.8万元，被认定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按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同时第五条要求“注意与上游犯罪保持量刑均衡”，防止下游量刑倒挂。
（3）未遂的认定
部分资金因被冻结、止付而未实际转移成功的，可认定为未遂。在上述马某1案中，涉案6万元因被公安机关冻结而未得逞，被认定为犯罪未遂并依法从轻；吴某平、陈某财案中亦有7.9万元被银行止付未转移，按未遂处理。
（4）宽缓化处理
依《2025解释》第四条，认罪认罚、积极配合追缴，具有法定从宽情节或系初犯偶犯等情节轻微情形的，可以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在谢某案〔（2025）琼01刑终87号〕中，行为人提供银行卡、支付密码并18次刷脸协助转移诈骗资金11万余元，因系从犯且自动到案，获减轻处罚。
6.上游犯罪查证与本罪的独立性
《2025解释》第十条明确，本罪以上游犯罪事实存在为前提，但上游行为人未到案、死亡或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不影响本罪认定。这对虚拟货币案件意义重大——上游电诈团伙多在境外、难以到案，只要被害人报案、资金流向等证据能够查证上游犯罪事实属实，即可先行认定掩隐罪。前述王某艳、王某波案即引用该规则，认定被害人遭受电信诈骗并损失财物的事实已查证属实，足以支撑本罪成立。
（三）与洗钱罪的竞合：虚拟货币洗钱的罪名选择与辩护空间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自洗钱”入罪后，虚拟货币洗钱行为可能同时触及洗钱罪（第一百九十一条）与掩隐罪（第三百一十二条），两罪的界分与竞合处理直接影响定性量刑。2024年8月2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4〕10号，下称《洗钱解释》）提供了明确的规范依据。
1.虚拟货币已被明列为洗钱行为方式
《洗钱解释》第五条第（六）项明确，通过“虚拟资产”交易、金融资产兑换方式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虚拟货币兑换由此从“事实上的洗钱通道”升格为“规范明列的洗钱手段”，同类行为在七类上游犯罪场景下将面临更重的洗钱罪评价。
2.界分的关键：上游犯罪是否属于七类法定范围
洗钱罪的上游犯罪限于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七类（《洗钱解释》第十二条）。
（1）上游系电信网络诈骗（普通诈骗罪）的，诈骗罪不属于七类上游犯罪，下游转移赃款只能定掩隐罪，不能定洗钱罪——这是当前虚拟货币掩隐案件数量远高于洗钱案件的根本原因。
（2）上游系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贪污贿赂犯罪的，下游通过虚拟货币转移赃款则可能构成洗钱罪。依《洗钱解释》第六条，同时构成洗钱罪与掩隐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洗钱罪）定罪处罚——即“特别法优先”，而非一律择一重。
（3）辩护中的罪名之辩：洗钱罪“情节严重”的门槛为洗钱数额500万元以上且有多次实施、拒不配合追缴等情形（《洗钱解释》第四条），而掩隐罪“情节严重”的数额门槛为50万元（《2025解释》第五条）。在涉案金额介于50万元至500万元之间、两罪均可能成立的案件中，若洗钱罪的基本档（五年以下）与掩隐罪的“情节严重”档（三年以上七年以下）形成量刑倒挂，罪名选择将实质影响刑期，辩护人应结合竞合规则与量刑均衡原则展开罪名之辩。
3.“明知”认定的规范同源与“确实不知道”的出罪条款
《洗钱解释》第三条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审查要素与《2025解释》第二条几乎完全同构（接触信息、经手情况、种类数额、转移转换方式、账户异常、职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关系、供述辩解），并特别规定“有证据证明行为人确实不知道的除外”以及“将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某一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认作该条规定的上游犯罪范围内的其他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不影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认定这两项规则。
这意味着：一方面，行为人只是在七类内部发生罪名认识错误，属于同一构成要件范围内的对象错误，不阻却故意，不否定“知道或应当知道”，如客观资金实际是贪污贿赂犯罪所得，行为人主观以为是金融诈骗犯罪所得，虽然认错具体上游罪名，但二者均属于191条上游，仍认定对“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具有明知，在其他证据链条完整情况下可成立洗钱罪。反之：若行为人误认为是七类以外犯罪所得（例如把金融诈骗赃款误以为普通盗窃赃款），属于跨构成要件认识错误，不能成立洗钱罪，符合条件仅可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另一方面，行为人确有证据证明确实不知道资金系犯罪所得的，应当出罪——辩护中应主动构建“确实不知道”的积极证据，而非仅消极否认。
4.自洗钱与上游犯罪未完成形态下的认定
（1）自洗钱入罪：《洗钱解释》第一条确认上游犯罪本犯实施洗钱行为的，以洗钱罪定罪处罚，与上游犯罪数罪并罚。贪污贿赂犯罪人本人将赃款兑换为虚拟货币转移至境外的，构成贪污罪与洗钱罪数罪。
（2）上游犯罪查证规则：《洗钱解释》第七条与《2025解释》第十条同构——上游犯罪尚未裁判但有证据证明确实存在的、行为人逃匿或死亡的、以其他罪名定罪的，均不影响洗钱罪认定。
（3）宽缓条款：《洗钱解释》第十条规定，行为人如实供述、认罪悔罪并积极配合追缴的，可以从轻处罚；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与《贪贿解释二》第二十二条“亲友代为退赃视为积极退赃”、与《2025解释》第四条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下游洗钱类犯罪“退赃从宽”的规范群，辩护中应体系化援引。
5.贪污贿赂赃款经虚拟货币洗白场景的特别提示
随着《贪贿解释二》将“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致使无法追缴”列为单位受贿等罪名的升档情节，贪污贿赂案件中赃款经虚拟货币转移的查证力度将持续加大。此类案件中须注意：为贪贿被告人提供虚拟货币兑换通道的“U商”，若明知系贪污贿赂犯罪所得，将以洗钱罪（而非掩隐罪）论处，量刑明显加重；反之，若办案机关仅能证明其知道资金“来路不正”而不能证明其认识到系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则应回归掩隐罪评价——上游犯罪性质的明知程度，是洗钱罪与掩隐罪辩护的分水岭。
二、证据审查要点：以“三性”为框架
虚拟货币涉掩隐罪案件的证据形态高度电子化，且大量数据留存在境外平台。辩护与审查均应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逐层展开。
（一）真实性的审查
1.电子数据的完整性与同一性
重点审查提取的手机、电脑是否封存、是否计算完整性校验值（哈希值）；恢复的聊天记录（如马某1案中恢复的聊天记录直接证实其知晓USDT交易）应审查恢复工具的可靠性、恢复过程是否同步录像、数据是否被污染或选择性恢复。对“恢复数据”尤其要警惕：删除后恢复的数据碎片可能拼接错位，时间戳可能因时区设置错误而失真。
2.链上数据的真实性
区块链浏览器查询结果、链上溯源机构出具的资金流向分析报告，应审查分析主体资质、地址聚类算法的可靠性、原始交易哈希是否可复核。链上记录本身具有不可篡改性，但“地址归属人”的认定是推定而非确证，须结合交易所KYC信息、登录IP、设备指纹、私钥控制等综合印证，防止“地址归集错误”导致的张冠李戴。
3.AI生成内容的鉴别
上游犯罪中大量使用AI生成的话术剧本、深度伪造音视频，这些内容作为证明行为人认知状态的间接证据时，应鉴别其生成来源；同时办案机关与辩护人均应警惕在案证据本身被AI伪造或篡改的风险，必要时申请对音视频、图片做生成痕迹鉴定。
（二）合法性的审查
1.电子数据的取证程序
依据“两高一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应审查是否由二名以上侦查人员取证、是否制作提取笔录和清单、是否有见证人或同步录像、原始存储介质是否封存。远程勘验境外平台数据、网络在线提取的，应审查勘验笔录、访问路径记录是否完整。
2.技术侦查与数据调取的权限边界
调取交易所账户信息、通讯运营商数据是否符合审批程序；对手机进行技术破解、绕过锁屏提取数据的，应审查是否有合法授权，防止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流入卷宗。
同时也要注意：以侵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等非法方法获取的电子数据，可能构成非法证据甚至衍生新的违法犯罪，应依法申请排除。
（三）关联性的审查
1.资金链路与行为人的关联
银行流水、链上转账必须与行为人的行为时段、控制账户一一对应。要重点审查是否存在账户被他人盗用、冒用的合理可能；多层级跑分案件中，应逐笔核对行为人经手的具体金额，防止将全案流水不加区分地归责于末端行为人。
2.“明知”推定基础事实的关联性
用于推定明知的每一项基础事实（异常报价、聊天记录、躲避监控等）都必须与行为人本人直接关联，而非同案犯的认知转嫁。共同犯罪中部分人的明知不能当然及于全体。
3.被害人陈述与资金归属的关联
被害人交付资金与行为人接收资金之间应形成闭合链路，中间环节断裂的如现金交接无交接凭证的，不能推定行为人接收资金，因为不能排除资金被调包或数额虚增的合理怀疑。
（四）电子证据的专项审查
电子数据是此类案件的“证据之王”，建议按以下清单逐项核查：
1.提取环节：原始存储介质扣押、封存、启封记录是否完整；在线提取是否记录URL、访问时间、数字签名。
2.固定环节：是否计算并记录哈希校验值；笔录记载的文件数量、大小与实物是否一致。
3.检验环节：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资质；鉴定意见是否说明检验方法、工具和过程；链上分析报告属“鉴定意见”还是“检验报告”，其证据种类定位直接影响质证方式。
4.展示环节：庭审中能否当庭演示、可否复核原始数据；仅有截图而无原始数据支撑的，证明力存疑。
5.通讯软件数据：Telegram、“飞机”等境外加密软件的聊天记录，多系从扣押手机本地数据库提取，应审查账号与行为人的绑定关系（手机号、登录设备），防止账号共用、买卖导致的归属错误。
（五）境外证据的取证路径
虚拟货币案件的服务器、交易所、聊天平台多在境外，境外证据的取证路径主要有：
1.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2018年10月26日施行）及七部门《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司发通〔2024〕31号，2024年4月22日印发）确立了请求书制作、联系机关转递、协助调查取证的正式渠道，包括请求外国协助调取证据、查询冻结涉案资产等。依据双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或互惠原则提出请求，是最规范、证据资格争议最小的路径。
2.警务合作与联合侦查
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双边警务合作机制（如中缅、中泰、中柬执法合作）获取上游团伙、窝点、服务器数据。
3.网络在线提取与远程勘验
对公开可访问的境外网站、链上公开数据（区块链浏览器可查的交易记录），可依电子数据规定在线提取；对需登录权限的境外账户数据，可依扣押的终端设备中已登录的会话依法提取，但应避免使用非法入侵手段。
4.商业渠道调取
部分境外交易所（如头部合规交易所）设有执法请求通道，办案机关可通过官方渠道申请调取KYC信息、登录日志、充提记录。辩护人亦可给当事人家属参考通过交易所合规部门申请调取账户数据用于举证。
5.境外证据的转化与认证
境外取得的证据材料，应审查是否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是否经司法协助程序确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所作的陈述，应审查取证主体、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未经合法程序转化的境外证据不得直接作为定案根据。
三、涉案财产的认定与处置辩护
随着财产辩护日益重要，辩护人对于财产处置的关注也是办理掩隐罪案件的“重要战场”，因为这既关系追赃挽损，也直接关系被告人及家属的合法财产权益，甚至潜藏次生刑事风险。
（一）涉案财产的范围界定：区分违法所得与合法财产
1.犯罪行为之前的财产
依据《刑法》第六十四条，追缴对象是“违法所得”——即因实施犯罪直接或间接获得的财物。行为人在犯罪行为实施之前即已合法拥有的存款、房产、虚拟货币等，不属于违法所得，不得追缴、没收。辩护要点在于构建财产形成时间的证据链：银行流水证明账户余额在案发前已存在、工资与经营收入证明、既往交易记录等，争取切断“财产—犯罪”的因果关联。
2.配偶及第三人的合法财产
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配偶的份额、配偶个人的婚前财产，不属于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办案机关查封、扣押、冻结时，应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及涉案财物管理相关规定，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及时解除查控。辩护中应及时提交婚姻关系证明、财产权属证明、出资凭证，主张分割共有财产、返还配偶份额；案外人财产被错误处置的，可依《刑事诉讼法》提出申诉、控告或在执行程序中提出案外人异议。
3.“善意取得”与合法对价交易
行为人辩称部分交易系真实民事买卖，这就关乎到善意取得是否适用的情形。应审查是否有真实贸易背景、对价是否合理，以合法对价、善意受让取得的资金，不应计入掩饰、隐瞒数额。
4.孳息与增值部分
犯罪所得购买的虚拟货币在案发后的价格波动——增值部分是否属“犯罪所得收益”（解释第一条所称“孳息等财产性利益”）存在争议。贬损时的损失分担亦影响追缴范围，辩护中应主张以行为时的实际价值为基准（与第六条数额计算规则保持一致）。
（二）违法所得追缴的细化规则：贪污贿赂解释（二）的借鉴适用
2026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下称《贪贿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对违法所得的退赃认定与追缴规则作出了迄今最为细化的规定。虽然该解释直接适用于贪污贿赂案件，但其确立的追缴法理——追缴对象的特定化、转化财物的追踪、混合财产的份额化追缴、等值追缴的严格条件——与《刑法》第六十四条及《2025解释》一脉相承，在掩隐罪、洗钱罪案件的财产辩护中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1.“积极退赃”的认定标准（第二十二条）
以下情形可认定为积极退赃——（1）全部退赃的；（2）积极配合办案机关追缴赃款赃物，且大部分赃款赃物已被查封、扣押、冻结的；（3）共同犯罪中对实际分取的赃款赃物已经全部退缴，并自愿继续退缴的。尤应注意的是第二款：应犯罪分子要求或者经其同意，亲友自愿代为退赃的，视为犯罪分子积极退赃。这一规则对掩隐罪案件意义重大——此类案件的被告人多为底层”卡农”“U商”，本人并无退赃能力，家属筹款代偿是常态；依据该规则，家属代为退赃应视为被告人本人积极退赃，从而激活《2025解释》第四条不起诉、免刑及第五条量刑均衡的适用空间。
2.追缴对象：以原物为原则、以转化为追踪（第二十三条）
对违法所得一般应当追缴原物；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原物已经转化为其他财物的，追缴转化后的财物。虚拟货币案件中，赃款经“现金→USDT→跨链兑换→境外变现”多轮转换，辩护中应坚持“转化追踪须有确实、充分证据”——链上流转路径断裂、地址归属存疑的，不能直接认定特定虚拟货币系赃款转化物。
3.混合财产的份额化追缴
违法所得与其他合法财产共同转化为其他财物的，追缴与违法所得对应的份额及其收益，而非全额追缴。这对夫妻共同财产混同、经营账户公私混用情形下的辩护尤为关键——如涉案账户中既有赃款流入又有合法经营收入，应主张按比例份额追缴，不能将整个账户资产全部追缴。
4.等值追缴的严格限定
只有在”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涉案财物无法找到、被他人善意取得、价值灭失减损或者与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时，才可以追缴、没收其他等值财产。等值追缴是例外而非原则，辩护中应审查办案机关是否履行了原物查找义务、善意取得的排除查证是否充分，防止以”等值追缴”之名行扩大没收之实。
5.向行贿人、第三人追缴的规则
赃款赃物尚未交付受贿人或已退还行贿人的，向行贿人追缴；由第三人代为持有、保管的，向第三人追缴。类比至掩隐罪场景：赃款仍滞留于上游犯罪人处或已回流被害人的，不应再向下游掩隐行为人重复追缴；掩隐行为人已将资金交付上游的，其追缴责任应以实际截留、获利部分为限。
四、虚拟货币变价处置的程序风险与次生罪名防范
这是虚拟货币案件特有的高风险环节。涉案虚拟货币的变价（将USDT等出售提取为人民币）在我国缺乏合法的公开交易渠道，实践中部分办案机关委托第三方公司或个人“代处置”，处置环节稍有不慎即可能衍生新的刑事风险：
（一）可能的罪名风险
1.非法经营罪风险：未经许可以人民币与虚拟货币双向兑换为业，可能被认定为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
2.侵犯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风险：若变价过程中采用技术手段破解钱包、绕过交易所风控、入侵交易平台或利用爬虫批量操作，可能触及《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乃至第二百八十六条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协助处置的第三方乃至受托人员，均可能因此被追诉。
3.掩隐罪的次生风险：明知系涉案虚拟货币仍协助变现、收取高额“处置费”的第三方，理论上存在被评价为掩隐罪共犯的风险。
（二）实务建议
1.当事人协助办案机关处置涉案虚拟货币时，应坚持“指令书面化、操作留痕化”：所有转币、变价操作均应有办案机关出具的书面决定或笔录记载，避免口头指令下代为操作；
2.拒绝采用任何破解、入侵、绕过验证的技术手段提取钱包资产，私钥、助记词的交接应在笔录中完整记载并由当事人签字确认；
3.变价渠道应优先选择有司法拍卖或合规处置资质的平台，价格应参考处置时点的公开市场报价并留存询价记录，防止低价处置损害当事人及被害人权益，也防止处置人员被指控牟利；
4.对处置费用的扣除应要求明示依据与标准，防止以“处置费”名义变相扩大追缴范围；
5.若发现处置程序违法或涉嫌衍生犯罪，应及时通过羁押必要性审查、控告申诉等程序提出，并在量刑辩护中主张因配合处置而应从宽的情节。
五、结语
AI技术并未改变掩隐罪的构成要件，但深刻改变了其实施方式与证据形态。《2025解释》以开放式行为列举、综合化明知判断、双门槛情节严重标准和上游犯罪独立查证规则，为虚拟货币洗钱治理提供了更精准的规范工具；《洗钱解释》将虚拟资产交易明列为洗钱方式，《贪贿解释二》则细化了违法所得追缴与积极退赃的认定规则，三者共同构筑起“上游犯罪—洗钱通道—财产追缴”的全链条规制体系。司法认定中，定罪层面应坚持主客观相一致、防止明知推定的客观归罪；证据层面应以“三性”为框架严格审查电子数据，规范境外证据的取证与转化；财产层面应严格区分违法所得与合法财产、被告人财产与配偶财产，并警惕虚拟货币变价处置环节衍生的次生刑事风险。唯有定罪、证据、财产三条战线同时发力，方能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追赃挽损与产权保护之间取得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