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以下简称《解释（二）》），《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以收受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形式，构成犯罪的，受贿数额按照案发时实际获利认定；案发时尚未实际获利的，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案发时涉案资产的市场价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认定。”
《解释（二）》首次明确了预期收益型受贿的数额计算规则，但在具体案件中，如果只注意“市场价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忽略条文中“以预期收益作为贿赂形式”“构成犯罪的”两个前提，很容易产生一种倒置的认定方法：先用案发时的资产评估结果计算股权增值，再根据增值金额较大，反推行为人多年前的投资属于低价入股，进而认定双方存在权钱交易。
一、预期收益型受贿的规范沿革与实质界定
（一）从干股、合作投资到预期收益，司法规则逐步回应利益输送方式的变化
以股权和投资收益输送利益，并非近年来才出现的现象。早在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7〕22号），就已经对收受干股、以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以委托理财名义收受贿赂等行为作出规定。
该意见所处理的典型情形，是国家工作人员虽然投入一定资金，但取得的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这些行为虽然具有股权、投资或者理财的形式，行为人取得的收益却并不来源于正常的资本投入和风险承担，而是来源于请托人的特别安排。投资形式只是财产利益的载体，职务行为才是取得利益的实质原因。
《解释（二）》第十一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纳入明确的数额认定规则。其所回应的主要是另一类更加隐蔽的利益输送：行受贿双方不再立即交付现金或者分配利润，而是由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亲属取得即将增值的股票、股权，待企业上市、融资、并购或者回购后再实现收益。职务行为可能发生在当下，财产利益则经过数年才兑现，传统的“收钱办事”由此转化为“入股、办事、增值、退出”的长期安排。
这种行为需要专门规制，源于利益实现方式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受贿罪的本质和保护法益发生改变。预期收益型受贿仍然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仍然要求请托人通过给予财产利益交换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
（二）利益捆绑与权钱交易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实质界限
国家工作人员与企业经营者共同投资后，双方自然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利益关联。企业经营良好，双方共同受益；企业经营失败，双方也可能共同亏损。这种关系可能引发利益冲突，也可能违反党员干部经商办企业、廉洁从政等纪律要求，但利益关联本身还不是受贿罪中的利益输送。
例如，某企业处于创业初期，经营者邀请包括国家工作人员亲属在内的数人共同投资。各投资人均按照相同价格出资，享有相同比例的股东权利，也承担公司亏损、清算和投资无法收回的风险。此后，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职过程中为该企业提供过一定帮助。这里可能存在应当回避而未回避、违规经商或者利益冲突问题，但如果不能证明经营者在投资安排中专门给予了国家工作人员一方特殊财产利益，就不能仅因双方形成利益共同体而认定受贿。
受贿罪中的权钱交易具有明确的利益流向：请托人将本应由自己保留或者由市场决定的财产利益，专门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换取职务上的帮助。利益捆绑则可能只是双方共同投入资本、共同承担经营风险。前者存在利益输送和对价交换，后者主要表现为共同投资形成的经济关联。
两者的法律评价不能混同。纪律规范可以通过禁止特定人员经商、投资或者参与利益冲突事项，提前防范职务廉洁风险；刑法追究受贿罪，则必须证明国家工作人员实际收受了财产利益，并且该利益与职务行为之间存在对价关系。不能因为某种投资关系不符合廉洁纪律，就直接跨越到受贿犯罪。
（三）《解释（二）》第十一条解决的是数额计算问题，不能承担证明犯罪成立的功能
《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表述具有明确的逻辑顺序：先要证明行为人“以收受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形式”，并且该行为“构成犯罪”，此后才讨论实际获利和溢价如何计算。
因此，案发时股权价值较高，不等于行为人当初取得股权时就收受了贿赂；资产评估显示股权增值较大，也不能反过来证明双方曾经形成权钱交易合意。
假设行为人在公司成立时出资100万元，若干年后公司经营状况改善，其持有的股权经评估价值达到数百万元。这里首先需要查明的，不是增值了多少，而是行为人在出资时是否取得了普通投资者无法获得的特殊利益。其出资条件与其他股东相同，风险承担也完全一致，股权增值便可能来源于公司后续经营。仅凭多年后的评估价值，无法证明最初的100万元出资明显偏低，更无法证明当时的差价就是职务行为对价。
正确的认定顺序应当是先证明受贿合意和利益输送，再计算已经被证明属于贿赂的财产利益。先评估、后定性，实质上是以投资成功的结果倒推投资之初具有犯罪性质。
二、预期收益型受贿的成立边界：
从投资机会到职务对价
（一）认定受贿的首要前提，是双方已经将股权收益作为职务行为回报
任何股权投资都带有获利期待。投资人之所以购买股权，本身就是希望公司经营发展、股权升值。如果将一般意义上的投资期待都理解为《解释（二）》规定的“预期收益”，那么只要国家工作人员投资了与其职务存在关联的企业，未来取得的收益都有可能被认定为受贿。这样的理解会使正常投资、违规经商与受贿犯罪之间失去界限。
预期收益型受贿中的“预期”，不是投资者关于“公司以后可能发展”的一般愿望，而应当是行受贿双方已经将某项具有现实基础的未来收益纳入权钱交易安排。双方应当清楚，行为人获得股权并非单纯参与经营，而是为了取得某项即将实现或者可以控制实现的财产利益；请托人安排该项利益，也不是一般的商业合作，而是为了换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
例如，某公司已经进入上市辅导阶段，外部投资机构完成入股，上市申报时间基本确定。企业经营者在此时以内部原始价格向国家工作人员提供普通投资者无法取得的股份，并明确表示上市后可以获得数倍收益。国家工作人员明知自己取得这一机会源于对方的请托，仍接受股份安排并利用职务提供帮助。此时，所谓预期收益已经具有明确的形成机制和实现路径，股权安排也具有明显的职务对价性质。
如果公司只是刚刚成立，没有稳定业务，没有外部融资，也没有上市、并购或者回购计划，行为人按照与其他股东相同的条件投入资金，未来收益完全取决于企业能否经营成功，那么其取得的主要是一项商业机会。商业机会可能带来高额收益，也可能导致本金全部损失。缺少收益相对确定性和特殊利益安排时，不能将这种一般投资机会直接认定为贿赂。
（二）收益的相对确定性，是区分预期收益型受贿与一般商业机会的关键
2024年5月27日，《检察日报》理论版刊载的《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深入辨析“出资”行为本质》一文提出，非上市公司涉股权型受贿与获取商业机会的根本区别，在于期望收益是否具有相对确定性。这一判断对准确限定预期收益型受贿的范围具有重要意义。
收益的相对确定性并不要求利益已经完全兑现，否则也就不存在“预期收益”的问题。但是，预期利益至少应当具有可以识别的价值基础和较为明确的实现路径。公司已经进入实质性上市程序、确定完成下一轮融资、签订股权回购协议，或者长期具有稳定分红能力，都会使未来收益从一般商业可能转化为可以现实预见的财产利益。
相反，一家初创企业或者普通小微企业没有上市计划，没有稳定利润，也没有明确退出机制，其股权价值主要建立在未来经营的不确定性上。企业经营者当然希望公司未来发展，投资人也会期待股权升值，但这种期待与刑法意义上的预期收益存在明显差别。
如果数年后企业因管理改善、技术突破或者市场环境变化获得成功，办案机关不能利用后来出现的结果，证明双方在最初投资时已经预见到确定收益。受贿故意和贿赂合意应当形成于行为当时，不能由事后结果补充。
（三）上市不是形式上的构成要件，但明确的上市预期具有重要证明意义
预期收益型受贿最典型的载体，是即将上市公司的原始股。其原因并非只有上市公司股权才能构成贿赂，而是公司进入上市实质阶段后，股权价值增长通常具有更加清晰的实现路径。
公司已经完成规范化改制、引入外部投资人、接受上市辅导或者进入发行审核程序，原始股与公开发行价格之间可能形成较为明确的差额。行为人在这一阶段以特殊条件取得封闭的原始股份额，收益的可预见性、特殊性和财产价值都明显强于普通创业投资。
因此，是否存在真实、明确且接近实现的上市计划，是认定预期收益型受贿的重要事实。上市预期越具体，股权增值的相对确定性越强；公司距离上市越遥远，经营前景越不稳定，越需要谨慎判断所谓预期收益是否真实存在。
公司最终上市，不能自动证明早期投资属于受贿。公司最终没有上市，也不能机械地排除一切受贿可能。但不管怎么说，在没有上市、融资、回购或者稳定分红安排的情况下，指控方就需要提出更加充分的证据，说明双方当初所交换的究竟是哪一项确定财产利益。
（四）按照注册资本比例出资，应当作为价格公允的重要依据
非上市公司没有公开、连续的股权交易市场，尤其在公司设立或者早期增资阶段，通常不存在可以直接查询的每股市场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各股东按照注册资本比例确定出资金额，是有限责任公司最常见的出资方式。
假设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行为人支付100万元取得10%股权，其他股东也按照相同比例出资，各方承担相同的后续出资义务和经营风险。在没有同期外部融资、真实股权转让或者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这一价格就是各方在真实交易中形成的价格，应当作为认定出资公允的重要基础。
注册资本与市场价格在概念上确实不同。注册资本反映股东认缴或者实缴的出资，市场价格则可能受到公司资产、利润、负债和发展前景影响。但二者概念不同，并不意味着按照注册资本出资天然低于市场价格。
尤其不能因为非上市股权没有公开销售，就推定行为人低价入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本来就不在公开市场自由交易，非公开性是其正常属性。缺少公开报价只能说明没有现成的市场参照，不能转化为对被告人不利的推定。
如果控方认为按注册资本出资仍然明显偏低，就应当提出行为当时的反证。例如，同期确有独立第三方以更高价格取得权利内容相同的股权，公司已经完成外部融资并形成明确估值，或者行为人虽然按照注册资本支付资金，却无需承担其他股东承担的出资义务和经营风险。若同期其他股东均按照相同价格出资，行为人没有保本、优先分红和特殊退出安排，就难以证明其获得了请托人专门给予的价格优惠。
股权价值应当根据行为时的市场条件判断。公司多年以后经营成功、净资产增加，不能证明最初按照注册资本比例出资缺乏公允性。否则，任何成功的早期投资都可能因事后升值被重新评价为低价取得。
综上，预期收益型受贿的成立，至少需要权钱交易合意、特殊投资条件和收益相对确定性相互印证。任何一个环节缺乏证据，都不能直接进入受贿金额计算。
三、预期收益型受贿的数额认定：
没有实际获利的股权利益如何认定
（一）没有实际获利时，必须证明案发时存在可以实现的市场价格
《解释（二）》规定，案发时尚未实际获利的，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案发时涉案资产的市场价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认定。上市公司股票具有公开交易价格，计算相对容易；非上市公司股权缺少连续、公开的交易市场，如何理解“市场价格”则存在明显困难。
市场价格应当来源于真实或者高度可验证的交易条件。案发前后存在独立第三方购买相同股权，交易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股权比例、权利内容和付款条件基本一致的，该价格可以作为重要参照。公司刚刚完成外部融资，专业投资机构经过尽职调查后形成实际出资价格，也可能具有较高证明价值。
如果没有同期真实交易，所谓市场价格主要依靠资产评估形成，就必须区分“评估价值”与“可实现的交易价格”。资产评估是在特定基准日、特定假设和特定方法下形成的专业意见，其结果未必能够在现实市场中实现。刑事案件不能只因为评估报告使用了“市场价值”这一概念，就认定现实中确有买方愿意按照该价格受让股权。
《解释（二）》使用“市场价格”而没有直接使用“评估价格”，说明二者不能当然等同。非上市股权没有真实市场价格，评估结论又不能排除重大不确定性时，相关疑问不应转化为对被告人不利的数额推定。
（二）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乘以持股比例，不等于少数股权市场价格
实务中常见的评估方式，是先评估公司全部股东权益价值，再按照涉案人员的持股比例进行数学切分。假设公司全部股东权益评估价值约为一亿元，行为人持有5%股权，办案机关便直接认定该部分股权价值为500万元。
这种计算忽略了评估对象的差异。公司全部股权包含完整的控制权，可以决定经营管理、利润分配、重大资产处置和公司退出。5%的少数股权通常不能控制公司，也无法单独决定是否分红、何时退出。其真实交易价格还会受到流动性、章程限制、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影响。
整体价值按照比例切分，只是一个数学结果。现实中是否有人愿意以500万元购买一项不能控制公司、不能自主决定分红、并且可能长期无法退出的少数股权，需要单独证明。
如果评估报告的对象只是公司全部股东权益，没有对涉案少数股权的具体权利、转让限制、分红能力和变现条件进行分析，直接按比例计算所得的结果，不能当然认定为《解释（二）》所称的市场价格。
（三）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资产价值，可能并不具有现实可实现性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非上市公司时，评估结果可能高度依赖应收账款、预付款、其他应收款和长期股权投资等项目。
例如，某公司账面存在数额较大的应收账款，已经根据逾期情况计提较高比例的坏账准备。评估机构认为大部分款项可以收回，大幅调减坏账准备，公司净资产因此明显增加。表面上看，股权价值获得了较高评估增值，实质上该增值主要建立在债权能够足额收回的假设上。
此时，真正需要审查的是应收账款是否经过逐笔函证，债务人是否确认债务，款项逾期多长时间，评估基准日前后是否发生实际回款，以及债务人是否具有清偿能力。如果评估报告没有充分披露这些基础事实，所谓评估增值仍然是一项尚未验证的会计判断。
预付款、其他应收款和长期股权投资同样如此。账面记载某项资产价值数百万元，不代表该资产能够按照账面金额立即变现。相关款项长期无法收回，投资项目已经停滞，或者被投资企业经营困难，都会直接影响股东权益的现实价值。
如果评估机构基本按照账面金额确认这些资产，却没有对其真实性、可收回性和变现能力进行充分核查，那么评估出的公司净资产也不能直接转化为少数股权的市场价格。
（四）收益法不能把不确定的未来经营成果提前认定为受贿所得
对于成长型企业，评估机构还可能采用收益法，根据未来若干年的收入、利润和现金流预测公司价值。收益法能够反映企业持续经营能力，但评估结果高度依赖预测数据。
一家尚未形成稳定业务的企业，未来收入增长率、利润率、订单规模和融资能力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管理层制定的商业计划和融资材料通常体现企业的发展目标，未必等同于能够实现的经营结果。如果根据这些预测计算公司未来收益，再折算为案发时股权价值，实际上是将尚未发生的经营成果提前计入犯罪金额。
这会产生一个明显矛盾：在认定犯罪成立时，控方无法证明公司具有明确上市、融资或者稳定分红预期；在计算犯罪数额时，却又按照公司未来持续高速增长的假设评估股权价值。前者承认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后者却将不确定收益按照确定价值处理。
预期收益型受贿可以规制尚未完全兑现的特殊利益，但不能把一切可能实现的企业收益都作为犯罪所得。评估所依据的未来收入、订单和利润缺乏现实基础时，其结论不足以达到刑事诉讼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预期收益型受贿规制的是通过股票、股权未来增值完成的权钱交易。它不能被扩大为国家工作人员与企业之间的一切利益关联，也不能将违规经商、利益捆绑和正常投资收益全部纳入受贿罪。
行为人按照注册资本比例真实出资，与其他股东承担相同经营风险，公司当时没有明确的上市、融资、回购或者稳定分红预期，控方又不能证明其获得特殊价格和确定收益的，不能因为企业后来经营成功，便将事后增值倒推为受贿所得。
《解释（二）》第十一条解决的是已经构成预期收益型受贿以后如何计算金额的问题。非上市公司缺少公开市场价格，不能成为推定低价入股的理由；资产评估报告也不能将企业多年后的正常增值重新解释为最初收受的贿赂。
综上，不可否认预期收益当然可以成为受贿的载体，但不能因为一项投资最终获得成功，就反向赋予其最初的犯罪性质。面对披着投资外观的新型受贿，既要穿透形式识别权钱交易，也要守住刑法边界，避免以事后结果替代行为时判断，以估值结论替代犯罪证明。越是新型、隐蔽的利益形态，越需要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和证据裁判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