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辜负这个时代》庆贺文集，专为恭贺田文昌老师八十大寿而作。纸页之间，既是亲朋挚友、学界同人、刑辩同道、门生后辈对田老师的诚挚祝福，亦是对一位法治追光者半生耕耘的回望与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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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大民正在编辑一本祝贺田文昌先生80寿辰的新书，取名为《没有辜负这个时代》。大民律师邀请我为这本新书写一个序言。我告诉大民，我和田文昌律师并不熟悉，并不是写这篇序言的最佳人选。杨大民坚持说，他需要一位对中国律师制度历史有过研究的学者写一篇序言。他认为，我曾经参加过中国律师的纪录片创作，多少还有一点国际视野，适合为此书的出版略发感慨。杨大民律师的一片诚意，使我深受感动。
我其实和田文昌律师有过一面之交。记得是在2009年，那是一个秋天。我接受中央电视台一个摄制组的委托，为系列专题片《法律的故事》撰写解说词，其中有一集名字叫《律师法的故事》。摄制组在讨论被采访人的名单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人的名字——著名的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大律师田文昌先生。
记得田文昌先生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神闲气定、思路清晰、谈吐不凡。他开始说道：“同全世界各国相比较,中国律师制度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短暂到什么程度呢？如果说从清朝末年开始算，大概是100年左右。”
田文昌先生很细心地回忆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律师都在政府设立的法律顾问处工作。这些律师性质上属于司法干警的一部分，有的人身上还配枪呢！我在政法大学教书的时候，在街头巷尾去给老百姓咨询法律问题，有人远远的观望我们，有些人趁人不备的时候，拉着我们的衣服，把我拽到小胡同里跟我们偷偷摸摸的咨询法律问题。为什么呢？那时候在人们的观念当中，谁要谈法律问题，肯定不是好人，或者没有好事；所以都偷偷摸摸去咨询。这是非常悲凉的一种感觉。到现在，再也没有人把法律问题当成一种丑事了，这是很大的进步。”
听着田文昌先生的侃侃而谈，在场的纪录片摄制人员都忍不住笑了，田先生也笑了，像一个天真的孩子似的，笑得很开心。这部专题纪录片，2009年10月初在中央电视台顺利播出。
在中国数千年漫长的历史中，我们没有寻找到律师这个独特群体的记录。在中国古代的典籍和传说中，我们只能看到一些时隐时现的讼师的背影。没有律师群体，所谓的律师法律制度自然无从谈起。
古罗马的时候就有律师制度的雏形，中国历史上却从来没有。中国古代社会时隐时现的讼师只是能给人写状子，讼师和律师的区别是律师可以在法庭上发言，讼师在法庭上没有地位。而且中国历代统治者都严禁讼师活动，认为讼师是“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是非无度”、“挑词架讼、搬弄是非”之徒。不仅对讼师控制司法诉讼的状况感到不安，更在法律上设专条予以打击，如《唐律》将“教唆词讼”明文定为犯罪，使百姓不知讼、不会讼，以达到息讼目的。《大清律例》规定了“教唆词讼”罪，且对于撰造刻印传授诉讼的书，“照淫词小说例,杖一百、流三千里”。通常，杖五十，可以毙命。所以罪犯的亲友常常要去贿赂那些行刑者，让他们尽可能手下留情，不要真的往死里打。
古代讼师和现代律师的差别绝非名称上的差异。人们考察现代法治社会时便不难发现，只有在比较健全的市场经济和趋向民主的法治环境下，律师业才得以蓬勃发展。
在中国法学界，一直有人试图论证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某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并赋予美名，比如把中国古代的法家商鞅、韩非等人称之为中国法治的代表人物，或者把一个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试图挑唆两造相互狡黠博弈的人（邓析，后被郑国的子产所杀）奉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律师”。也人煞费苦心地研究“清明上河图”里的图景，发现在此图中的一处角落，一个人伏案在写字。他们十分惊喜地认为，这个人十有八九是个正在受当事人委托撰写诉状的律师了。他们总是一厢情愿地相信，世界上的大多数事物，例如像火药、指南针，还有律师、足球和乒乓球等，都来自我们老祖宗的首创，但是后来被西方人偷了去才发扬光大，今天我们只不过是再把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再拿回来而已。
我非常赞同知名律师田文昌先生在中国律师博物馆的一次论坛中提出的观点：中国的法家，特别是秦朝以来的所谓法律思想，并不是真正的法治，其实还是地地道道的人治。这些帝王将相充其量只是把法律作为统治国家和管控百姓的工具而已。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抵达广州。在禁烟文告中，他责令外国鸦片贩子三日内必须呈缴鸦片并签署保证书，若有再贩，“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当时很少人想到这个文告竟为日后中英冲突埋下隐患。从中国人的立场来看，林则徐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对，中国官人自古以来就是这种思维方式和一贯做法。但是，英国人却强烈抗议。英国人的逻辑是，一个人犯了法，必须经过法院的合法程序进行审判，而且应当准许律师参与辩护，根据其行为触犯法律的程度给予恰当的处罚。而“人即正法”，未经合法审判就被处死，显然有违英国人的程序正义的原则。可当时中国的“法院”和律师在哪里呢？
上个世纪初，“律师法律援助”的概念在“章太炎等苏报案”审理中首次君临中国大地。章太炎的辩护律师是租界工部局出面所聘请的，依据是为因贫困等原因请不起律师的人提供“律师法律援助”。租界当局的这种举动，特别是法律援助的概念，让清朝官员们百思不得其解：“诸逆律师系工部局代请，该局自谓泰西律法，从不冤人，凡有穷迫不能雇律师者，国家代雇等语。”“闻各犯律师系工部局代请，不知何心？”
由于清朝末年引进西方的制度和律师体系，在中国出现了最初的律师制度。辛亥革命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的二十几年间，律师制度基本成形，而且有了像章士钊、史良、施洋这样一些著名的律师。但是由于国家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不安定状态，导致律师制度根本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
毛泽东在年轻的时候其实也差点去学法律。1930年代末的一天，他在延安的窑洞里和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兴致勃勃地谈到：当年他在长沙求学时，曾一度失学；有一个同乡劝他去读法政学校，说这是一个将来容易做官挣钱的专业；毛一度动心，还交了一块大洋的报名费；最后，他还是决定去投考湖南长沙的一所师范学校。早在1927年，毛泽东在他的一篇著名的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到：“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在1960至1970年代，这篇文章曾经被亿万人反复诵读。不过，很少有人会仔细地体会到其中“法政学校”和“农会”之间的巨大鸿沟。
法律学科长期以来在中国是不被重视的。那些早期革命宣导者希冀以疾风暴雨式的变革来解决问题，拒绝接受同步渐进的制度演进和知识积累过程。因为依法治国本身是非暴力和和平渐进的思维模式。因此，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战争和动荡的年月中，中国的法律人成了历史这面镜子中最尴尬的一群人。
1949年后，特别是在1950-1980年，律师虽有过名义上短暂的存在，但是因为对民国时期所谓“黑律师”的打击，律师在当时基本上不是一个形象正面或对社会生活有影响的职业；在此期间，中国政治运动不断，土改、镇反、反右、文革期间出现千百万计的冤案，其中没有一桩案件是有律师参与的。所以，建国初始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里，中国律师制度大致形同虚设。中国律师经历的艰辛和苦涩，不由使人们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著名台词中体验到了某种不祥的宿命感：“如果我们必须解决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那就让我们首先干掉所有的律师吧！”
大时代铸就大事业，大格局承载大担当。山河巨变，岁月维新，改革开放数十年，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壮阔征程，亦是中国法治浴火重生、拨乱反正、固本开新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40年来，法治体系由疏至密，司法理念由旧趋新，权利保障由弱变强，职业生态由荒渐盛。这段波澜壮阔的法治演进史，绝非冰冷的制度迭代，而是一代代法律人以初心守望正义、以专业夯实根基、以坚守续写华章的奋斗史。
在1980年9月29日的全国人大五届十六次会议上，中央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开审判林江两案。就在一个月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刚刚获得通过，两案指导委员会审时度势，认为审判中应由律师参与。
第一个赞成律师辩护的是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彭真。在文革中被关押九年、刚刚复出工作的彭真这样说：把咱们关起来的时候，要是有人给咱们辩护该多好啊。
四十多年前，当代中国律师再次重返历史舞台的时候，在许许多多的中国普通人心目中，律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群人？他们存在的作用和意义何在？其实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
1980年的那个冬季，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林彪江青两案。或许不是个偶然的巧合，就在这一年，美国哈佛大学刑法学教授、纽约著名执业律师艾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来到北京。在和中国同行的座谈中，他不可思议地听到一个提问：“为什么政府要花钱为破坏社会主义法治的人辩护？”惊讶之余，他还是耐心而镇定地回答说：“司法正义，不管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或者其他种类的，都不仅仅是一种结果，而且是一种程序；为了使这一程序公正地实行，所有被指控的罪犯都必须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决定一个被告是否应被认定有罪并受到惩罚，政府必须提供证据，而被告应享有公平的辩护机会。”
提及律师，很多普通中国人往往会简单地认为，这是一些专门为罪犯说话的人。这是长期以来中国普通民众对律师业的极大误解。中国文化中长期弥漫着浓厚的“有罪推定”的法律传统，对于已经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常常被人们直观地视为罪不容赦的“坏人”。很多人之所以对律师的工作成果持不信任和批评的态度，往往与一种偏执的传统观念有关，因为这些人始终不能理解一个正常的司法抗辩制度中律师的基本职能。在田文昌先生本人的人生光环周围，也不乏来自社会舆论的疑问和争议。
40多年来，田文昌先生置身法治变革全程，亲历重建、见证革新、推动进步，以治学立本、以执业立身、以立言立世。这是一个破立交织、艰难拓新的法治时代。四十余载之前，中国律师制度重启新生，刑事辩护事业百废待兴。法治根基薄弱，制度框架粗疏，执业体系未全，社会认知有限。彼时刑辩之路，无成熟范式可依，无完备规则可循，无良好舆论环境相伴，多困顿、多争议、多误解、多考验。趋利者避之而行，畏难者望而却步，观望者随波浮沉。唯有真正心怀法治理想、肩担行业使命之人，方能逆流而上、迎难而上、久久为功。田文昌先生，便是这法治荒原中坚定的拓路者。
田文昌先生步于法治初萌之岁，扎根于司法变革之年，奋进于法治昌明之世。他见证中国刑事辩护从重建复苏到规范发展，从经验摸索到专业精进，从备受误解到获得尊重；他亲历司法体制从理念更新到制度逐步完善，从程序补缺到人权入章，从粗放紊乱运行到逐渐合规有序。个人半生求索，与国家法治进程同频，与行业兴衰荣辱共生。所谓不负时代，首先是不负时代所予的际遇，不负时代赋予的舞台。
40多年来，在法治领域里，我们开始看到一些中国人进步的脚印。比如，从某一年开始，野蛮的民间私刑被严格禁止；比如，从某一年开始，律师可以参与公开的法庭审判；比如，从某一年起，某个不合理的“城市暂住条例”被废止。一次又一次法庭公开审判，一场又一场的法庭辩论，一个又一个引发全民关注的案例，都在或众人喧哗或潜移默化地推动着这个国家的进步。有人开始注意到，与此类进步有关的，可能不一定是一次又一次血与火的革命和战争，可能不一定是一个接一个理论口号的诞生，也可能不一定是一轮又一轮轰轰烈烈的改朝换代。
无论如何,中国法治的发展,依旧在按照自己的逻辑前行,那些过于乐观的期待或过于悲观的猜想，也许都无法改变这个漫长渐进的过程。对此,中国的法律人似乎应当比其他领域的人具备更多的耐心。
中国人的民智水位已经在逐渐提升。虽然社会上有很多趋炎附势的投机分子和愚昧无知的巨婴，但根据我的观察，包括律师在内的中国的精英阶层，对改革开放拥有高度的共识，相当多的政府官员、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对中国的未来应该抱有乐观。
中庸之道并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选择，但是真理永远是处在两个极端之间。我期望的是，当新的变革的新窗口期到来时，不要再像某年那样，让左右激进主义之间出现恶性互动，让中国又将陷入一种可怕的六道轮回。由于中国国家主义体制的特点和社会两极分化的程度，出现这种恶性情况的概率很高。我希望中国律师界能以法治理性的精神。在其中发挥重要的平衡作用。我们同时注意到新一代优秀的年轻律师，正在迅速成长，他们比老一代更为自信而较少悲剧意识和历史包袱。能担负起改造未来中国的重任。
此刻此刻，中国依法治国的列车似乎已经启程，登上列车的人们时常难以确切做出判断——这辆列车是在前进、停滞，间或有时还是在倒退；唯有车厢的颠簸，还有车轮与轨道之间的锵锵磨合声，时时在提醒着他们，一切都还在运转之中。
中国律师们此时的心境，就像一个知名的诗人后来所写到的：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没有辜负这个时代》一书，就是记录一位法治先行者对职业、对岁月、对时代最真挚、最坦荡、最厚重的画卷。
是为序。
周大伟
2026年6月6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