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股东欠缴出资，公司破产，董事是否要为股东的“欠账”买单？这个问题在斯曼特微显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下称斯曼特公司）与胡秋生等六名董事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中，经历了从“不担责”到“全额连带赔偿”再到"过错范围内担责”的反转。

　　2019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判令六名董事对股东欠缴的近500万美元出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一判决在公司治理领域引发持续争议——如果董事未催缴出资就要为股东“背锅”，董事的勤勉义务边界在哪里？202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以“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为由提出抗诉。2025年1月，最高法作出第二次再审判决，改判三名董事在公司损失的10%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其余三名董事免责。

　　2024年7月1日施行的新《公司法》第五十一条以立法形式回应了这一争议：董事未尽催缴义务的，承担“赔偿责任”而非“连带责任”。本文结合斯曼特案再审改判与新公司法第五十一条至第五十四条，分析董事催缴出资义务的责任性质、责任范围与因果关系认定规则。

　　一、基本案情

　　斯曼特公司系外国法人独资企业，股东为开曼斯曼特公司，认缴注册资本1600万美元。章程约定，成立后90天内股东应缴付300万美元，第一次出资后一年内应缴付1300万美元。

　　2005年3月至11月，股东分多次出资后仍欠缴5000020美元。2006年全球彩电市场从显像管向平板技术转型，斯曼特公司面临严峻经营困境，股东决定不再继续投入。2011年8月，经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法院裁定追加开曼斯曼特公司为被执行人，因无其他可供执行财产，执行程序于2012年3月终结。

　　2013年6月，深圳中院裁定受理斯曼特公司破产清算。破产管理人发现股东尚欠缴出资4912376.06美元，遂于2015年1月提起诉讼，主张胡秋生等六名董事未尽催缴出资的勤勉义务，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六名董事中，胡秋生、薄连明、史文为第一届董事会成员（出资期限届满时在任），贺成明、王红波、李海滨为第二届董事会成员（2006年12月30日后上任，此时股东已决定不再出资）。这一任职时间差，成为再审改判区分责任的关键事实。

　　二、诉讼历程

　　

　　从“无责任”到“全额连带”，再到“过错范围内担责”，司法对董事勤勉义务边界的认识逐步清晰。

　　三、裁判要旨及法理分析

　　（一）第一次再审：连带责任的证成逻辑与困境

　　2019年最高法第一次再审判决的核心逻辑是：催缴出资属于董事勤勉义务；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第四款虽针对增资阶段，但在认缴制下可参照适用于设立阶段；六名董事同时担任股东公司的董事，具备监督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便利条件，却以消极不作为方式违反勤勉义务；股东欠缴出资与董事消极不作为共同造成损害，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上述论证在事实认定层面有其合理性，但法律适用层面存在两个问题：

　　其一，类推适用的正当性不足。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第四款明确适用于“增资”阶段，最高法将其参照适用于“设立”阶段，实质上进行了类推。设立阶段董事通常由股东委任，并非出资决策参与者；增资阶段董事可能直接参与增资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两个阶段董事的注意义务程度存在差异，类推适用需要更充分的论证。

　　其二，“相应责任”被扩张为“连带责任”。司法解释原文为“承担相应责任”，最高法直接判令六名董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于扩张性解释。连带责任的认定应当坚持法定或约定原则——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或当事人明确约定的情形下，方可设置连带责任。

　　（二）最高检抗诉：责任性质的重新审视

　　2021年3月，最高检举行公开听证会。办案组认为：董事的催缴义务与股东的出资义务性质不同，董事未尽催缴义务所承担的责任应与其义务性质相适应，不能等同于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责任；将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第四款从“增资阶段"扩张到“设立阶段”，并将“相应责任”扩张为“连带责任”，属于过度扩张；公司设立阶段董事未参与出资决策，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难以直接认定。

　　最高检办案组成员颜良伟的论述尤为精当：董事没有履行催缴出资的义务，“应该是一种违反注意义务的侵权责任，理应按照过错程度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论述将董事责任从“连带清偿”的框架中抽离出来，回归到侵权法上过错责任的逻辑。

　　（三）第二次再审：过错责任的回归

　　2025年1月6日，最高法作出第二次再审判决，采纳检察机关抗诉意见。核心规则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责任性质为过错赔偿责任，而非连带责任。董事的催缴义务与股东的出资义务性质不同，董事未尽催缴义务所承担的责任，不等同于股东违反出资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

　　第二，责任范围与过错程度相匹配。第一届董事在股东出资期限届满时任职，明知股东欠缴出资却未催缴，存在主观过错。第二届董事在股东已作出不再出资的决策后才上任，即便积极催缴也难以产生实际效果，缺乏因果关系。

　　第三，赔偿比例为损失的10%。法院综合考虑第一届董事的过错程度、催缴义务的实际履行可能性以及因果关系等因素，判令其就公司损失的10%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既要督促董事履职，又不能让董事成为股东出资不实的“全额买单人”。

　　四、新公司法视角：立法的回应与超越

　　（一）第五十一条：催缴义务的法定化

　　新《公司法》第五十一条确立了董事会的出资核查和催缴义务：发现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的，应向该股东发出书面催缴书。未及时履行该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负有责任的董事应承担赔偿责任。

　　与旧法相比，第五十一条有三重进步：一是将催缴义务从司法解释提升至法律层面；二是将适用范围从“增资阶段”扩展至公司设立后的全程；三是明确责任类型为"赔偿责任”而非“连带责任”。

　　（二）第五十二条：失权制度的引入

　　新《公司法》第五十二条引入了股东失权制度：公司发出催缴书时可载明不少于六十日的宽限期，届满股东仍未出资的，公司经董事会决议可发出失权通知，该股东丧失其未缴纳出资的股权。失权制度使董事履行催缴义务有了法律抓手——斯曼特案中第一届董事即使发出催缴书，也缺乏强制股东出资的手段。新法下，董事可通过启动失权程序履行催缴义务并留存履职证据。

　　（三）第五十一条与第五十三条：责任类型的体系化区分

　　新《公司法》第五十三条关于股东抽逃出资的规定，明确了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与该股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将第五十一条（催缴不力，赔偿责任）与第五十三条（协助抽逃，连带责任）对比，可见立法者有意区分了两种情形：

　　催缴不力（消极不作为）：董事承担过错赔偿责任，与过错程度挂钩；

　　协助抽逃（积极作为）：董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与股东共同承担全部赔偿。

　　催缴不力是消极不作为，对损害结果影响力有限；协助抽逃是积极作为，直接促成损害结果。前者按过错担责，后者承担连带责任，与最高检抗诉意见和最高法第二次再审的裁判思路一致。

　　（四）第五十四条：出资加速到期

　　新《公司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司或已到期债权的债权人有权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该条与第五十一条形成衔接——公司出现债务清偿困难时，董事还应关注是否存在出资加速到期情形，及时向股东发出催缴通知。

　　五、类案观察：裁判规则的延续与演变

　　（一）新公司法施行后的最新案例

　　（2025）京02民终14225号案（北京二中院，2025年11月26日）

　　某科技公司主张某股份公司四名董事未向股东催缴出资，应就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北京二中院认为：第五十一条及《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四款均未明确规定出资加速到期属于“未按期足额缴纳”的情形，不能据此认定董事因未催缴而担责；且股东王某已于2024年5月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即使董事在新法施行之日即催缴，也无证据证明王某有能力实缴，故董事未催缴与债权人损失之间不具备因果关系，驳回诉请。

　　该案延续了斯曼特案第二次再审的裁判规则：坚持过错责任而非连带责任，强调因果关系审查——股东客观上无力出资时，董事未催缴与公司损失之间缺乏因果关系。

　　（二）同类案例的裁判倾向

　　（2021）浙0482民初2943号案（浙江平湖法院）——案情与斯曼特案高度相似（外商独资企业，股东为香港公司，欠缴出资后被香港高等法院判令强制清盘）。法院认为，“无论被告当时是否怠于向股东催缴出资，均无法改变该公司不能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客观事实”，董事与公司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驳回诉请。该案在斯曼特案第一次再审后作出，但法院并未跟随最高法裁判思路，而是坚持了因果关系审查的独立性，与后来抗诉意见和第二次再审方向一致。

　　（2020）沪0109民初9642号案（上海虹口法院）——执行董事明知增资款未实际缴纳却未催缴，法院认定其违反勤勉义务，但判令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而非连带责任，并明确纠正了原告主张的责任形式。

　　六、案例简评

　　斯曼特案从第一次再审到第二次再审的转变，以及新公司法第五十一条的立法选择，从司法和立法两个层面回答了董事催缴出资义务的责任认定问题。

　　第一，厘清了董事勤勉义务与股东出资义务的边界。股东出资是法定义务，董事催缴是勤勉义务，两者性质不同，责任后果也不同。将股东出资不实的后果转嫁给董事承担连带责任，混淆了两种义务的性质。最高检抗诉和新公司法第五十一条共同确立了"催缴不力——过错赔偿"的责任路径。

　　第二，确立了因果关系审查的实质标准。斯曼特案第二次再审区分了“有能力催缴而未作为”与“无能力催缴的合理不作为”。前者因主观过错担责，后者因缺乏因果关系免责。北京二中院2025年判决进一步明确，股东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时，催缴与损失之间不具备因果关系。董事责任的认定不能仅看是否履行催缴形式，更要审查催缴是否实际影响了损害结果。

　　第三，新公司法提供了系统化的制度工具。第五十一条至第五十四条构建了完整的制度链条：核查催缴——失权程序——抽逃禁止——加速到期，董事履职和责任认定均有明确依据。

　　第四，连带责任的适用应回归审慎。连带责任是最严厉的责任形式，应当严格遵循“法定或约定”原则。法律未明确规定连带责任的情形下，不宜通过扩张解释加重董事责任。最高检在斯曼特案中的抗诉理由——“连带责任在实践中的司法适用需要慎重把握”——对同类案件亦有参考意义。

　　七、实务建议

　　（一）董事层面：建立催缴履职的闭环

　　1.定期核查，主动催缴。第五十一条明确了董事会的核查义务。建议建立定期出资核查机制（至少每季度一次），发现股东欠缴后及时发出书面催缴书并保留送达凭证。上海市律师协会2024年发布的《律师办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相关业务指引》建议董事会履行“核查——催缴——记录——报告”的完整流程，值得参考。

　　2.善用失权程序，留存履职证据。第五十二条引入的失权制度为董事提供了有力工具。股东经催缴并给予六十日宽限期后仍未出资的，董事会应启动失权程序，经决议发出失权通知。这一过程本身就是董事履行勤勉义务的有力证据。若股东客观上无力出资，董事也应记录催缴过程和股东回应，证明已尽合理注意义务。

　　3.区分催缴义务与追缴能力。斯曼特案和北京二中院2025年判决均表明，股东客观上无力出资时，董事未催缴与公司损失之间缺乏因果关系。但董事仍应履行形式上的催缴义务，以证明自身不存在过错。未催缴和催缴无效是两个概念，前者构成勤勉义务的违反，后者属于因果关系问题。

　　（二）公司层面：完善治理结构

　　4.将催缴义务纳入董事会议事规则。建议在公司章程或董事会议事规则中明确出资核查频次、催缴决策程序和失权启动条件，避免因章程未约定而引发责任争议。

　　5.优先向股东追索，慎将董事列为被告。追索出资时，应首先向欠缴出资的股东主张权利。只有在董事存在过错的情形下，才可另行追究其相应赔偿责任。将股东责任和董事责任混为一谈，既不符合法律逻辑，也难以获得法院支持。

　　（三）律师代理层面：精准把握诉讼策略

　　6.代理董事方：因果关系抗辩是核心。从斯曼特案到北京二中院2025年判决，因果关系审查始终是董事免责的关键抗辩点。代理律师应重点审查：股东在出资期限届满时是否具备出资能力？催缴是否可能改变损害结果？股东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或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因果关系抗辩具有较强说服力。

　　7.代理公司或债权人方：责任形式选择需精准。第五十一条明确为“赔偿责任”后，债权人不宜再主张连带责任。应聚焦证明董事存在主观过错——明知股东欠缴却不催缴、催缴后未跟进失权程序等——以“过错赔偿”为基础构建诉讼请求。

　　引用及注释

　　[1]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366号民事判决书（第一次再审）

　　[2]详见公众号“最高人民检察院”2025年6月4日《最高检抗诉！胡某生等6名董事与斯曼特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再审案获改判》一文；

　　[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5)京02民终14225号民事判决书；

　　[4]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2021)浙0482民初2943号民事判决书；

　　[5]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9民初9642号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