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论
2026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法释〔2026〕6号，即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该解释共二十四条，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21次会议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自同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继法释〔2016〕9号解释施行十年之后，两高对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的首次重大更新，也是迄今为止体量最大、覆盖罪名最广的一次系统性修订。两高在官方说明中明确指出，此次解释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包括新型隐性腐败、单位腐败、跨境腐败、非公人员腐败等，进行了一次系统性、全方位的升级与量化。
从解释的内容结构来看，解释二沿三条主线展开。其一，全面补齐长期缺失的罪名数额标准，尤其是单位受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等此前缺乏明确量化规则的罪名。其二，将非国家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全面向国有企业对标，实现同罪同罚。其三，构建以追缴违法所得为核心的全链条财产处置规则体系。这三条主线相互支撑，共同形成了反腐败刑事司法的新格局。
二、解释二的出台背景与规范定位
（一）旧解释的历史局限
2016年两高解释在当时有其历史合理性，重点解决了贪污罪、受贿罪核心数额标准的问题，但同时留下了若干显著的规范空白。就此前实务中普遍反映的困难而言，至少有三类问题长期未能解决。
第一，单位受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等罪名缺乏独立的量化标准，司法机关在审理此类案件时长期参照个人犯罪标准类推适用，裁量标准不统一，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在不同地区之间相当普遍。
第二，民营企业人员职务犯罪的入罪门槛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形成实质上的双轨制格局。以职务侵占罪为例，因缺乏独立的数额规定，司法实践中数额较大的认定标准普遍偏高，导致对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的威慑力严重不足。
第三，赃款赃物追缴的规则体系粗糙，对于财物转化、混合、善意取得等情形缺乏细化规定，导致在财产权益处置环节存在大量争议，既影响追赃效果，也对被告人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不当侵害。
（二）立法衔接的现实需求
解释二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近年来刑事实体法的重大修订。刑法修正案（十一）于2021年施行，在职务侵占罪中增设了三档刑期结构，但配套数额标准长期缺位。刑法修正案（十二）于2024年施行，进一步扩大了贪腐类犯罪的追诉范围，并新增了若干涉企犯罪的规制手段。与此同时，监察法体系的完善也对刑事司法提出了新的衔接要求。在上述立法背景之下，解释二的出台是配套性司法解释在时间上迟滞已久的必要补足。
（三）规范体系的三个定位
综合官方说明及解释文本，解释二在规范定位上可概括为三个维度。一是打击新型隐性腐败，通过细化预期收益型受贿数额认定规则、明确斡旋受贿的认定标准，将此前难以追诉的腐败形态纳入刑法规制射程。二是实现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同等保护，消除民企国企之间的量刑不平等。三是构建全链条追财机制，从制度上封堵通过财产转移、隐匿、混同等手段规避追缴的空间。
三、涉案财产处置规则的体系重构
财产处置与追缴问题，历来是贪腐类案件辩护工作中最具实务价值的环节之一。解释二在这一领域做出了迄今最为系统的规则建构，其核心集中于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两个条文。
（一）积极退赃认定规则的规范化
1.第二十二条的规范构造
第二十二条对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积极退赃情形作了明确列举，规定了三类可认定为积极退赃的法定情形。
第一类是全部退赃。第二类是积极配合办案机关追缴赃款赃物，且大部分赃款赃物已被查封、扣押或冻结。第三类是共同犯罪中，犯罪分子对实际分取的赃款赃物已经全部退缴，并自愿继续退缴赃款赃物的情形。同时，条文明确规定，应犯罪分子要求或经其同意，由亲友代为退赃的，视同犯罪分子积极退赃。
2.规则适用中的核心争点
第二十二条第（二）项设定的配合追缴加大部分查控的组合条件，在实务中具有独立的量刑价值，其意义不容低估。与第（一）项的全部退赃不同，该项情形的认定并不以犯罪嫌疑人自行退出赃款为前提，而是将配合态度与客观追缴结果相结合，体现了立法对悔罪表现的独立评价。对于账户被冻结、赃款已无法自行退还的犯罪嫌疑人而言，积极配合追缴仍可争取量刑从宽，这一规则开辟了辩护工作中重要的量刑切入口。
共同犯罪退赃范围的界定，是第（三）项条文中另一个重要争点。条文明确以实际分取部分为退赃范围，而非全案数额。这意味着，在多被告人共同犯罪的案件中，各被告人的退赃责任范围应当相互独立，而非因他人未退赃而承担无限的连带义务。辩护工作中应当注意准确区分各被告人的实际分取金额，并在案件侦查阶段尽早取得证据固定。
亲友代退条件的严格解释同样值得关注。按照条文规定，亲友代退须以犯罪分子的要求或同意为前提。这意味着，在当事人未授权或不知情的情况下，亲友的单方退赃行为不能自动视为当事人的悔罪表现。辩护律师应当协助当事人留存授权证明、委托书或签字确认等书面材料，以防止在量刑阶段产生认定争议。
3.侦查阶段辩护启示
从实务操作角度而言，积极退赃规则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早期介入。侦查阶段通常是争取退赃从宽的最佳时间窗口，一旦进入起诉或审判阶段，部分财物已被追缴入库，退赃的主动性便难以得到有效体现。辩护律师应当在会见阶段即向当事人详细说明配合追缴的量刑价值，协助其主动说明赃款去向及转化情况，避免被认定为拒不配合。
（二）违法所得全链条追缴规则的制度突破
第二十三条是解释二中最具有技术密度的条款，也是对企业财产权益影响最为深远的规定。该条文建立了以原物追缴为基础、转化物追缴为延伸、等值财产追缴为兜底的三层递进架构，同时将追缴对象由受贿人延伸至行贿人及第三人。
1.原物追缴优先原则
条文确立了原物追缴的优先原则，并对此作出一项重要的特殊规定：行受贿双方形成贿赂房屋合意的，应当追缴房屋，而非购房款。这一规定旨在封堵此前司法实践中以房换钱、以追购房款替代追缴房屋的规避路径，直接影响到以不动产作为腐败载体的案件形态。
2.转化物追缴的举证标准
在第二层，条文规定，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原物已经转化为其他财物的，追缴转化后的财物。当违法所得与合法财产共同转化时，应当按比例追缴对应份额及其收益。这一规则对混合投资、证券操作、实业投入等常见资产转化形态均有直接适用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转化物追缴需要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这意味着，检察机关仅凭推断或间接证据链不足以支撑转化物追缴的主张，被告人有权就转化认定提出证据层面的异议。在辩护实践中，对转化物的同一性、转化比例的计算方式、合法财产与违法所得的混合边界，均可依法提出质疑。
3.等值追缴的兜底功能
第三层是等值财产追缴条款，即当原物或转化物无法找到、已被善意取得、价值灭失或与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时，可依法追缴等值的其他财产。这一兜底规则从制度上实现了对违法所得的无死角封锁，使通过隐匿、混同、分散转移等方式规避追缴的手段大幅失效。
需要指出的是，等值追缴并非无限制扩张。其前提依然是有证据证明存在应予追缴的违法所得，且该违法所得在满足特定情形时才能以其他等值财产替代。对于错误纳入等值追缴范围的合法财产，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有权依法提出书面异议，申请解除查封、扣押、冻结。辩护层面的关键工作在于及时提交财产合法来源的完整证明材料，构建清晰的财产隔离证据链。
4.追缴对象的链条延伸
条文第三款规定，赃款赃物尚未交付给受贿人或已经退还给行贿人的，应当向行贿人追缴；由第三人代为持有、保管的，向第三人追缴。这一规定将追缴触角延伸至行贿方及关联人，对民营企业而言意义尤为重大。
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行贿方在赃款尚未交付的情形下通常不直接承担追缴义务。解释二的规定填补了这一漏洞，使得赃款处于行贿方持有状态时，不能以款项未实际交付为由逃脱追缴。对于作为行贿方的民营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其在参与贿赂交易的任何阶段，均面临直接被追缴的法律风险。
5.善意取得的保护限度
在追缴与善意取得的冲突问题上，条文确立的核心规则是，善意取得仅改变追缴对象，不阻断追缴本身。即当涉案财物已由第三人以善意取得方式获得时，司法机关不能向善意第三人追缴，但可以就等值财产对犯罪分子追缴。
这一规则对真正处于善意状态的交易相对方而言具有一定保护，但善意取得的认定标准颇为严格，须同时满足不知情、支付合理对价、存在权利公示等三项要件。在涉案财物已被公示或公告的情形下，第三人主张善意的空间大幅收窄。实务中，辩护工作的重点在于及时提交交易合同、完整的付款凭证及市场价格证明，并就不当追缴主张明确提出书面异议。
四、同罪同罚原则的全面落地与民企风险升级
（一）双轨制的历史终结
解释二第八条规定，刑法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定罪量刑标准，分别参照受贿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标准执行。这一条文以明确的司法解释形式，正式宣告了此前民营企业职务犯罪与国有单位职务犯罪之间量刑不平等的双轨制格局的终结。
此前，由于旧解释未设独立的数额标准，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等适用于民营企业的罪名在司法实践中普遍援引更为宽松的参照标准，入罪门槛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对应罪名，量刑幅度也相应偏轻。这一格局虽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对民营经济的保护，但实质上形成了对内部腐败行为威慑不足的制度缺陷。
（二）职务侵占罪数额标准的重大调整
以职务侵占罪为例，解释二通过参照贪污罪数额标准的方式，对各量刑档次的入罪门槛进行了实质性调整。数额较大的入罪门槛由过去普遍参照执行的六万元下调至三万元，数额巨大档次（三至十年有期徒刑对应档）的标准由一百万元降至二十万元，数额特别巨大档次（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对应档）则明确规定为三百万元以上。
这一调整的实践意义是多重的。首先，入罪门槛的大幅下降意味着民营企业内部腐败行为将更大比例地进入刑事追诉视野，内部管理的合规要求相应提升。其次，中间档量刑标准的降低使得此前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不多的三至十年量刑档将更为普遍适用。再次，与全链条追缴规则的叠加适用，意味着职务侵占行为的经济后果将远超以往。
（三）单位犯罪的穿透认定规则
解释二第十五条建立了单位与个人犯罪之间的穿透认定规则，明确规定以单位名义收受财物，但以个人非法占有为目的，或者收受的财物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这一规定对于家族式民营企业具有特殊的实务风险。在此类企业中，实际控制人与企业之间的财产边界本已模糊，若实际控制人通过企业名义收受商业利益后将资金流向个人账户或用于个人消费，便具备被穿透认定为个人受贿的条件。企业的单位意志与个人意志高度混同，是此类穿透认定的温床。
与第十五条对应的第十六条同时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若属于单位集体决定且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或属于单位实际控制人、主管人员决定且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以单位行贿罪定罪处罚；但若个人财产与单位财产高度混同，单位通过行贿获得不正当利益实际归个人所有的，则以个人行贿罪定罪处罚。
这两个条文构建了一套以利益归属为核心的穿透认定逻辑，其实质是通过识别资金的最终流向来确定罪名性质，而非简单地依据行为的形式主体。对民营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公司治理层面的公私分离不仅是合规要求，更是刑事风险防控的底线。
（四）单位受贿罪与单位行贿罪的数额规范化
解释二第一条对单位受贿罪建立了清晰的双档量刑标准。情节严重档适用于受贿数额二十万元以上的情形，或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且具有法定加重情节的情形。情节特别严重档适用于受贿数额二百万元以上的情形，或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且具有法定加重情节的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情节严重档的加重情节中明确列入了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致使无法追缴的情形。这意味着追缴配合情况不仅影响量刑幅度，还与是否进入加重量刑档直接挂钩，进一步凸显了财产处置在整个案件处理中的核心地位。
解释二第二条对对单位行贿罪同样建立了双档标准。个人行贿达二十万元以上、单位行贿达四十万元以上的，构成基本犯罪。加重情节方面，在数额减半即可适用的六类情形中，特别包括了在生态环境、财政金融、食品药品、医疗等重点领域行贿的情形，以及为谋取职务晋升而行贿的情形。这一安排表明，解释二在涉企犯罪领域延续了特定领域从严打击的政策导向。
（五）新型股权贿赂的认定规则
解释二第十一条对股票、股权预期收益型受贿的数额认定规则进行了明确，为长期以来困扰司法实践的新型贿赂形态提供了操作标准。条文规定，以收受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形式的，若案发时已实际获利，按实际获利认定受贿数额；若案发时尚未实际获利，则一般按案发时涉案资产的市场价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认定。
这一规则对民营企业与公职人员之间的股权合作安排提出了明确的法律预警。在股权转让、定向增发、代持代炒等安排中，价格的公允性直接关系到是否构成犯罪。企业在处理此类交易时，应当留存专业机构出具的定价报告，确保交易价格有独立、客观的市场依据，避免价格优惠幅度被认定为隐性利益输送。
（六）挪用资金罪的认定扩张
解释二第九条对挪用公款罪中以个人名义供其他单位使用的情形进行了扩充解释，规定个人通过虚构付款事由或将单位应收账款不按规定入账等方式逃避单位监管，将公款提供给其他单位使用的，应认定为以个人名义实施的挪用行为。这一规则对挪用资金罪同样具有参照适用的空间，覆盖了实务中常见的账外资金池、虚假对公转账、应收账款挂账不收等财务操作模式。
解释二第十条对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认定作出扩充，规定因客观原因在起诉前不能退还的，应当认定为不退还情形，但因办案机关依职权追回的除外。对挪用资金罪同样参照适用这一标准。这意味着，企业负责人通过挪用形成的资金缺口，一旦在起诉前无法补足，即便主观上有退还意愿，也将面临被认定为不退还的不利后果，进而适用更重的量刑幅度。
五、涉企刑事案件财产权益的辩护路径
在解释二的规则框架下，涉案财产的辩护工作已成为贪腐类案件的核心战场之一。以下从证据、范围、善意三个维度梳理主要辩护切入点，并结合实务操作提供具体建议。
（一）证据维度的辩护
追缴决定能否成立，根本上取决于证据基础是否充分。辩护工作的第一步是对涉案财物的来源证据进行彻底审查。具体而言，应当审查被追缴财物是否确有证据证明系来源于违法所得，而非合法收入、馈赠或其他合法渠道。对于转化物的认定，应严格审查同一性证据是否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尤其注意是否存在资金流向断层、时间错位或资产混同认定错误等问题。对于等值追缴的财产范围，应当重点审查是否存在将合法财产错误纳入追缴范围的情形，并及时提出书面异议。
在资金来源说明方面，建议辩护律师协助当事人提前委托专业财务机构进行财产来源审计，通过完整的资金链条证明合法财产与涉案财产的边界。这一工作应当尽量在侦查阶段启动，避免在审查起诉或审判阶段被动应对。
（二）范围维度的辩护
混合财产追缴的比例划分是追赃案件中最容易产生误差的环节。在涉及违法所得与合法资产共同投资或共同使用的情形中，追缴比例的计算方式直接影响实际被追缴的金额。辩护律师应当对办案机关主张的追缴比例进行独立核算，必要时申请委托专业财务机构进行复核，对计算依据有异议的应当在庭审前以书面形式固定。
第三人被认定为代为持有或保管的情形，在实务中常与正常商业交易相混淆。区分两者的关键在于审查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包括是否签订正式合同、交易对价是否公允、资金实际流向如何等。对于正当的商业交易相对方，应当及时提供完整的交易证明材料，防止因被误认为代持关系而遭受不当追缴。
（三）善意第三人维度的辩护
对于涉案财产已经通过商业交易进入第三方持有状态的情形，第三方保护的核心在于证明善意取得三要件的完整成立。第一，须证明受让时确实不知情。第二，须证明支付了合理对价，且对价的公允性可以得到独立的市场价格证明支撑。第三，须证明财产来源具有合法的权利公示基础，例如不动产的登记产权、股权的工商登记等。三个要件的证明须系统、完整，而非逐一零散提供。
此外，在企业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的情形下，应当及时评估查封范围是否超出与案件相关的合理限度，对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超范围查封提出书面解除申请，依法维护企业持续经营的基础。
六、民营企业应对新规的合规体系建设
解释二的施行，是推动民营企业刑事合规体系建设的重要制度契机。在此，本文从财务、商业往来、内部治理及应急处置四个层面提供系统性的合规建议。
（一）财务合规层面
财务层面的核心要求是实现公私财产的严格物理隔离。实际控制人的个人财产与公司资产应当通过独立账户、独立账目、独立审批流程予以区分，尤其需要杜绝用个人账户收取公司款项或支付公司费用的做法。账外资金池是挪用资金罪最典型的触发情形，建议企业建立全面覆盖所有资金流动的会计记录系统，并通过定期内部审计对账目进行独立复核。应收账款管理的规范化同样重要，解释二第九条将应收账款不入账列为以个人名义使用公款的认定情形之一，企业应当建立对应收账款台账的实时核对制度。
（二）商业往来合规层面
在商业往来的合规管控上，需要特别关注与公职人员及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之间的股权合作、赠与、价格优惠等安排。解释二第十一条明确了预期收益型受贿的数额认定规则，意味着不公允的股权交易定价在司法实践中面临被定性为贿赂的直接风险。建议企业在与上述群体进行股权合作时，委托独立机构出具价格公允性意见，并确保交易对价依据公开、透明的市场标准确定。
礼品、招待及差旅费用的管控同样不可忽视。此类费用若累计达到数额标准，可能构成对单位行贿罪或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客观要件。建议企业建立以书面审批为基础的费用管控制度，并明确单次及年度累计限额，避免长期积累带来的刑事风险。
（三）内部治理合规层面
内部治理合规的核心是建立有效的反舞弊监督机制。应当在制度层面设立内部举报渠道，并确保举报机制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和真实的保护力度。关键岗位的合规培训，尤其是对财务审批权、合同签署权、采购决策权等高风险岗位人员的培训，应当定期、系统地开展，并形成完整的培训记录。
此外，应当关注单位受贿罪加重情节中关于拒不配合追缴的规定。解释二第一条将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或拒不配合追缴工作致使无法追缴的情形，列为情节严重的法定情形。这意味着在案件已经发生的情形下，单位层面的配合态度将直接影响对相关责任人的量刑认定。
（四）应急合规层面
刑事风险一旦触发，能够有效减少损失的往往是前期准备充分的应急预案。建议民营企业在日常法律顾问工作中，将刑事风险应急处置纳入常规服务范围，与专业刑事律师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确保在风险发生的第一时间能够获得专业支持。应急预案应当至少涵盖以下内容：刑事案件发生后的内部响应流程，对外沟通与信息披露的授权安排，涉案财产的初步识别与保全应对，以及在企业运营不受干扰的前提下配合调查的基本原则。
七、结语
解释二的施行，标志着我国贪腐犯罪刑事司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财产处置层面，原物追缴、转化物追缴、等值财产追缴的三层递进机制，以及追缴对象向行贿方和第三人的链条延伸，共同构建了针对违法所得的全覆盖打击体系，从制度上封堵了腐败分子通过财产转移规避追缴的空间。在涉企犯罪层面，同罪同罚原则的全面落地，使民营企业既面临内部腐败刑事追诉压力的显著上升，也需要高度警惕作为行贿方时被关联追缴的双重风险。
对于民营企业而言，解释二提供的不仅仅是一套需要了解的新规则，更是一次全面审视企业刑事合规体系的契机。在财产追缴规则更加精密、定罪量刑标准向严趋紧的政策背景下，预防重于救济，合规先于辩护的原则具有比以往更为迫切的现实意义。唯有将刑事合规作为常态化的经营管理要素，而非仅在案发之后寻求补救，企业才能在日趋复杂的法律环境中实现可持续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