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法发〔2026〕10号，以下简称《意见》），全文五部分二十四条。[1]这份文件直接写明刑事的只有两处，一处在基本原则里提到宽严相济，另一处在第二十条列了几个罪名。但不容忽视的是，民事裁判规则对于刑事边界认定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民事不侵权的情况下，自然不构成刑事犯罪。以下用问答形式进行逐条解读：
第一条、第二条：刑事打击的对象是利用AI犯罪的人，而不是AI技术本身
这两条规定了指导思想和三个基本原则，即坚持以人为本、支持创新发展、筑牢安全底线。管的是利用AI侵害别人权益的行为，放的是正常的技术探索和产业创新。这话的意思就是，刑事打击的对象是利用AI犯罪的人，而不是AI技术本身。
第三条：AI民事侵权责任认定
第三条再次明确，使用AI在民事法律适用上并无特殊性，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过错推定责任的，按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一款的过错责任原则认定。但是，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谨慎认定AI使用者是否过错及过错大小。意见列举的大量考量因素对刑事责任的认定具有借鉴意义。一个民事上认定为无过错的使用者、研发者，刑事上同样难以追究刑事犯罪的责任。
第四条：AI换脸拟声侵犯了人格权，赔多少钱能了事
赔钱只是其中一种承担侵权责任后果的方式。该条规定，未经同意利用AI处理姓名、肖像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人格权益的侵害。人格权益不仅有姓名、肖像权，同时还包括声音权益、名誉权等。这些行为一旦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就有可能构成《刑法》第246条侮辱罪、诽谤罪，并非仅仅是赔钱了事。
第五条：利用AI搞网络开盒、人肉搜索，法律怎么定性
该条对利用AI获取私密信息，公开信息侵扰私人生活安宁的，明确构成侵害他人隐私，因此AI作为手段并不免除民事侵权责任，如果使用者获取的信息数量较大并非法提供、买卖的，也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第六条：用网上公开的信息训练AI模型，会不会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一般不会，第六条规定，为AI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内处理个人自行公开的或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未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害个人信息权益。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应当依法取得个人同意。认定合理范围时，要综合考量处理目的与模型功能的必要性和适当性、所涉个人信息的类型敏感程度及对个人权益的潜在影响、个人公开信息时的场景及可合理预期的使用范围等因素。但何为合理范围？超出合理范围是否仍有刑事风险？目前尚未可知，但是根据意见在运营过程中保留并收集材料证明范围的合理性则可以作为风险防范的思路。
第七条：AI生成了侵害他人的内容，AI服务提供者是否可以免责
该条规定，网络用户通过输入侵权提示词等方式恶意诱导生成侵权内容的，网络用户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服务提供者经通知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承担相应责任。最高法在答记者问中解释，生成式AI服务虽然与传统网络服务存在差别，但运行机理类似，服务提供者难以事先预知所有用户输入的内容，无法要求其对生成内容逐一审查拦截，但经通知后有条件采取必要措施，因此具有参照适用避风港规则的正当性。[2]这条规定对刑事辩护的启发在于，发生侵害后果后不能一味追究提供AI服务者的责任，应当区分清楚用户与服务提供者的主观故意，再根据主观方面的内容认定责任承担者和责任大小。
第九条：AI产品出了质量问题致人损害，生产者要承担什么责任
第九条将AI产品限定为以实物为载体的产品，适用产品质量法的产品责任规则。使用AI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并不免责，但在认定AI产品是否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时，则需要进行综合考量，因为这可能会涉及到AI创新的积极性。最高法在答记者问中就明确，要将没有实物载体的AI服务排除在产品责任之外，对有实物载体和无实物载体的AI服务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处理措施。这也是为了针对性地表明，承担侵权责任的是使用AI的人，而不是AI服务本身。从这一点可以看出，AI产品在认定存在危及人身财产不合理危险时的审慎标准，也可以成为将来涉AI产品的伪劣产品、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辩护思路。如要综合考量AI产品的性质与用途、自主学习能力、升级更新情况、用户对系统的控制程度，以及是否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因素，重点审查生产者、销售者是否就AI产品的适用场景、固有局限及可预见的风险进行了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
第十一条：自动驾驶领域的刑事风险有哪些
交通肇事罪的适用不会因为车辆具有辅助驾驶功能而改变。如果生产者虚假宣传自动化等级导致消费者过度依赖系统，刑事上是否承担责任，是一个开放问题。第二十条第二款专门提到一种新型危害行为，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后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导致道路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比如驾驶员在方向盘上安装配重块骗过脱手检测，然后睡觉导致车祸。这类行为在定性上存在争议，是按交通肇事罪还是危险驾驶罪处理，抑或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意见》把罪名选择留给了个案裁判。
第十二条：AI生成内容侵犯著作权，开发者要自证清白
该条要求AI开发者提出不侵权抗辩的，应当提供训练数据来源、训练过程记录、模型运行模式以及科学理论依据等予以佐证。权利人主张AI提供者侵害其著作权的，应当提供相关证据。这意味着此类案件中双方都有举证义务，但AI开发者的举证思路也可以用在刑事案件中进行辩护。保留足够的数据来源和训练过程记录是基本合规操作。最高法在答记者问中解释，由于AI技术具有复杂性和不透明性，有关证据非他人可以获取，因此开发者提出不侵权抗辩的，应当就模型的训练数据来源、训练过程、运行模式等事实举证。[3]
第十三条：开源软件导致侵权，开发者要承担责任吗
国内有一些比较知名的大模型均是开源的。开发开源大模型，在未来极有可能出现很多新的产品，如果有人使用此类大模型，采用越狱的方式生成违法违规内容，该条意见已经明确开发者和提供者具有适当的豁免权。因此，一旦发生犯罪结果，不能一味地追究开发者和提供者的责任，而应当认真仔细调查清楚开发者和提供该模型本身在被创建之初所遵循的开源许可协议，以及权限限制的具体内容。
第十五条：AI技术开发方没能按期交付，是违约还是诈骗
这条回应的是AI技术合同领域一个常见的刑民交叉问题，技术开发方未能按期交付或交付成果不符合约定，是民事违约还是合同诈骗。区分的关键在于主观目的。合同诈骗要求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如果开发方确实投入了研发资源，只是因为技术难度或市场变化导致交付失败，属于民事违约。如果开发方从一开始就没有履约能力或履约意愿，以虚假的技术方案骗取合同款，就可能构成合同诈骗。第十五条要求法院充分考量AI技术研发特点和开发方是否尽到合理努力，这实际上是在民事裁判中引入了对开发方主观状态的审查，这个审查逻辑对刑事判断同样有参考。
第十七条：涉AI案件技术性强，法官怎么查明事实
该条规定，对于涉及AI技术原理、运行机制等专业问题的，法院应当依法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鉴定人、专家辅助人以及技术调查官的作用，辅助查明案件事实。在民事案件当中，需要发挥鉴定人、专家辅助人、技术调查官的作用。那么，对于证明标准更加严苛的刑事案件，辩方无论是申请鉴定人出庭，还是专家辅助人出庭质证，也都理所应当应当得到法庭的支持。
第十九条：用AI编造案例提交法庭，后果有多严重
这条直接对接《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的虚假诉讼罪。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最高法已经发现多起AI生成虚假案例的情况，法院案例库也有入库案例。用AI编造案例，不是技术失误，是犯罪。
第十九条延伸：律师用AI写法律文书，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第十九条还要求，诉讼参与人提交诉讼文书、案例检索报告等材料如系使用AI生成，在提交法庭前应当认真核实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案例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在提交法庭时对使用AI辅助情况作出说明，并对有关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依法承担责任。最高法在答记者问中特别提到，域外司法同样高度关注这个问题，有的国家专门发布指南，强调代理人对提交法庭的材料负有确保准确的责任。[2]律师同行尤其要警惕，AI生成的内容可能有幻觉，直接交上去出了错，责任还是律师的。
第二十条：利用AI实施犯罪，具体会涉及哪些罪名
该条列举了利用AI实施诈骗、侮辱、诽谤、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份清单反映的是最高法对当前AI刑事案件分布的类型化观察。每一个罪名背后都有真实的案件形态。最高法2026年发布的电信诈骗典型案例中，被告人吴某涛配合上线利用AI拟声技术冒充被害人亲属实施诈骗，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一个月。[6]
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四条：这份文件对企业和律师的实际意义是什么
对于企业而言，《意见》传递的信号是，AI领域的合规应当同时考虑民事和刑事两个维度，民事上的免责事由往往也是刑事上的出罪事由。第三条过错责任原则列举的考量因素、第六条合理使用已公开信息的条件、第七条避风港规则的适用要求、第十二条开发者的举证内容，这些民事规则反过来就是企业合规的清单。按照这些标准留存证据、规范流程，民事上可以自证清白，刑事上可以阻断故意。对于律师而言，《意见》提供的民事裁判规则，可以作为刑事辩护中判断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参照。最高法把这份文件定位为方向性指引，意味着涉AI案件的裁判规则还将在个案中继续演化。刑事司法应当保持的克制，在这份文件里体现得很清楚，管该管的，放该放的。
注释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法发〔2026〕10号，2026年9月7日发布。
[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相关部门负责人就〈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答记者问》，2026年9月7日。
[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法发〔2023〕14号，2023年9月20日发布。
[4]最高人民法院：《利用网络、信息技术侵害人格权典型案例》，2025年6月11日发布。
[5]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5〕5号，2025年4月23日发布，自2025年4月26日起施行。
[6]最高人民法院：《5件依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等侵犯财产犯罪典型案例》，2026年2月26日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