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扫黑除恶常态化的背景下，涉黑案件辩护难度极大，组织成员地位认定、刑期裁量、财产刑处置均从严、从重把握。本案当事人王某（人名均为化名）在侦查阶段被认定为组织领导者，排名第二，全部财产均被查冻扣。危急之下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启明、合伙人许明律师介入，经律师团队辩护，最终从组织领导者降为积极参加者、从第二被告降为第六被告、从5个罪名减少到3个罪名，近亿元财产被解除查封冻结，获得全方位从宽处理。该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主编的人民法院案例库，成为涉黑案件精准量刑、规范认定、统一裁判尺度的典型案例。

　　一、案情简介

　　本案当事人王某系当地商人，长期依法依规开展经营活动，多年前偶然结识黑社会性质组织领导者方某。为化解经营过程中的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王某临时借助方某等人解决民事经营问题，双方仅为临时往来，王某未加入方某组织，未参与组织管理、利益分配，也未实施其他违法犯罪行为。

　　侦查阶段中，办案机关在整体查办方某涉黑系列案件过程中，对关联人员统一追责，对王某的地位作用、参与程度、主观认知进行了拔高认定，认为王某系该黑社会性质组织核心成员，以王某为第二被告、组织领导者的身份，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王某个人与家庭均陷入绝境。

　　二、辩护工作

　　接受委托后，律师团队认为，本案核心即为王某与涉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关系及其实际地位作用，随即以该要点切入开展辩护工作。

　　审查起诉阶段，首先，辩护律师多次会见当事人，厘清王某与方某的往来缘由、次数、性质，确认了王某未加入组织、未参与运营、未谋取利益的事实。其次，辩护律师结合相关事实，查询法律规范和学理依据，指出王某仅系“临时利用型”参与主体，而非正式组织成员。再次，辩护人细致审阅案卷材料，针对侦查机关拔高认定的问题，重点论证王某涉案行为的偶然性、被动性，对比组织核心成员的行为模式、分工体系、利益归属，主张王某并非组织领导者，亦不构成骨干成员。

　　综合上述观点，辩护律师与检察机关开展多轮拉锯。一开始检察机关延续侦查机关的认定，认为王某在组织中地位高、作用。随后辩护律师反复、多次、从多个方面和检察机关进行协商，充分反映了自己的观点，并提交了相关新证据，说服检察机关。在商议量刑的过程中，检察机关一开始给予王某高达十四年的量刑建议，辩护人在不利的量刑建议之下没有放弃，充分阐明本案疑点与定性偏差，逐一推翻拔高认定的不合理依据。经过多轮沟通，检察机关充分采纳辩护观点，修正对王某的身份定性与量刑认定，认为王某并非组织领导者，量刑建议从十四年大幅下调至八年至八年半，同时将王某排位从第二被告调整为第六被告。

　　审判阶段，辩护人继续巩固辩护成果。一方面进一步夯实检察机关对王某不是组织领导者作用地位的有利认定，同时强化其参与行为偶然、主观恶性较小、不属于骨干成员的辩护观点。另一方面针对涉案财产方面进行辩护，充分论证全额处置财产并不合理，并处罚金即可。最终，法院采纳八年有期徒刑的量刑，认定王某为积极参加者，同时摒弃全部财产处置的处理方式，仅判处王某罚金16万元，最大程度挽回了当事人的经济损失。

　　三、案件价值

　　人民法院案例库由最高人民法院主编，对同类案件的审判具有明确的指导作用，属于应当参考的范畴，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也为律师的辩护提供判例依据。近期，该案例成功入选人民法院案例库，为涉黑案件的组织特征认定、骨干成员界分、财产处置等作出指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该案办理过程中，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充分倾听律师意见，秉持客观公正办案的原则，主动修正了初始定性，严格区分组织领导者与积极参加者的层级界限，体现了办案机关的司法担当。人民法院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落实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准确界定当事人地位，否定王某骨干人员的认定，大幅优化财产刑处置结果，既依法惩治黑恶势力犯罪，又杜绝过度追责、超范围处置财产，充分彰显了司法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