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6年9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座谈会纪要虽非司法解释，但其所承载的司法共识对一线办案具有极强的参照效力。就污染环境罪部分而言，《纪要》第七条至第十六条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规范群，涵盖了非法排放、倾倒、处置行为的认定、非法处置危险废物行为的界定、危险废物共同犯罪的成立范围、危险废物多次流转中的认定规则等多项内容。这些条文并非对既有法律规范的简单重复，而是在关键节点上作出了具有规范意义的调整和补充。

　　本文围绕《纪要》中污染环境罪部分的条文展开分析，核心在于《纪要》在此领域究竟引入了哪些新的规范要素，这些要素又将如何改变司法实践中污染环境罪的认定逻辑，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一、处置行为的实质要件重申

　　传统污染环境罪的司法认定长期以排放行为为中心。排放行为的特点是污染物直接进入外环境，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链条清晰可辨，取证难度相对较低。倾倒行为虽涉及运载工具的转移，但其直接排入外环境的本质与排放并无二致。两者共享一个前提，即污染物与外环境的接触是即时和显性的。

　　处置行为的规范逻辑则不同。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在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时，删去了罪状中排放、倾倒、处置行为的对象，即土地、水体、大气的限定。立法说明明确，这一删除属于文字修改，使条文更简练，但排放、倾倒、处置行为的对象在通常情况下仍然是土地、水体、大气。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即，将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但实质上尚未把有害物质置于外环境的行为解释为污染环境罪意义上的处置行为，进而认定为处置型污染环境罪。这种倾向的实质是将处置从与排放、倾倒在法益侵害上具有相当性的行为，不当扩张为一种独立于外环境接触的管控行为。

　　《纪要》第七条和第八条正是在这一背景中展开的。《纪要》第七条规定：“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危险废物等行为是否构成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应当从行为方式是否违反国家规定或行业操作规范、污染物是否与外环境接触或者其中的有毒有害成分大量扬散、流失、渗漏、挥发等而与外环境接触、是否造成环境污染的危险或者危害等方面综合分析判断。”《纪要》第八条则进一步界定了“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内涵，将其表述为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用改变危险废物的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的方法对其进行处理，并具有将处理后的危险废物或者产生的其他污染物直接向外环境排放、倾倒，或者虽未直接向外环境排放、倾倒，但处理后的危险废物或者产生的其他污染物中的有毒有害成分大量扬散、流失、渗漏、挥发等而与外环境接触的情形。

　　这两条规定在规范策略上具有一致的逻辑。它们都重申了“与外环境接触”这一实质要件，条文通过列举大量扬散、流失、渗漏、挥发等接触方式，将外环境接触的判断从显性的直接排放拓展到隐性的渗漏和扩散，使处置行为与纯粹的贮存行为、运输行为区分开来。纯粹的贮存和运输不改变危险废物的物质属性，通常也不会使污染物与外环境接触，其行为的不法性主要体现为对管理秩序的违反，不具有与排放、倾倒相当的污染环境风险。据此，笔者认为，外环境接触应作为处置行为认定的核心要素。若收集、贮存、运输、利用行为并未使污染物与外环境接触，亦未造成污染危险，则不应纳入非法排放、倾倒、处置的范畴。另外，资源化利用与非法处置的界限也需严格把握。无证以营利为目的提取物质，只有同时具有超标排放、非法倾倒或其他违法造成环境污染情形，才认定非法处置。若只有无证经营，没有污染环境情形，宜主张仅构成行政违法，一般不宜扩张适用非法经营罪，不能径行认定为污染环境罪。

　　进一步看，《纪要》第八条重申了名为资源化利用，实为污染环境行为的行为性质。当排放和倾倒行为面临日趋严格的监管和打击时，非法产业链的参与者开始将污染环节前移或后移，利用危险废物的资源化利用外观来掩盖实质性的污染行为。无证经营者从危险废物中提取物质作为原材料或燃料，表面上是资源回收，实质上可能伴随着严重的二次污染。《纪要》第八条第二款将以营利为目的从危险废物中提取物质作为原材料或者燃料并具有超标排放污染物、非法倾倒污染物或者其他违法造成环境污染的情形明确纳入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范畴，正是对这一形态变化的规范回应。这一规定与202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26解释》”）第十八条形成印证，但在《纪要》中获得了更为清晰的类型化表述。

　　二、危险废物多次流转交易性质的认定转向

　　危险废物多次流转交易是污染环境罪案件中常见的复杂情形。产生者将危险废物交给倒卖者，倒卖者转手给运输者，运输者最终交给无证处置者。在这一链条中，最终处置行为是否造成了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往往因为危险废物去向不明或最终处理方式没有查清而难以证明。司法实践中曾出现一种简便但存在争议的做法，即，只要行为人向无证者提供了危险废物，就直接推定最终处置造成了严重污染环境。这种推定的实质是将严重污染环境这一结果要件虚化为一个可以省略的证明环节。

　　《纪要》第十一条明确否定了这种推定：“危险废物经过多次流转交易的，对危险废物的最终处理行为是否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不能仅依据行为人向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他人提供或者委托他人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而直接推定。危险废物去向不明或者最终处理方式没有查清的，应当综合审查危险废物的理化及生物特性、利用价值、交易价格、处理成本、是否存在利益链条等因素，结合全案证据认定。”

　　这一规定在认定规则上的意义值得展开分析。它区分了两个层次的证明问题。第一个层次是行为人是否实施了向无证者提供危险废物的行为。这个层次的证明通常是容易的，有交易记录、运输凭证、通讯记录等证据即可完成。第二个层次是危险废物的最终处置是否造成了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这个层次的证明取决于最终处置行为的查明程度。《纪要》要求在这两个层次之间建立实质性的证据关联，而不能以第一个层次的证明替代第二个层次的证明。当最终处置环节的证据缺失时，司法机关需要转向间接证据的综合审查。危险废物的理化及生物特性决定了其潜在的生态环境危害程度，利用价值和处理成本的关系可以揭示交易链条中各环节的获利逻辑，是否存在利益链条则有助于判断最终处置者是否具有非法处置的动机。这些因素的结合，使得在最终处置证据缺失的情况下，司法机关仍然有可能对是否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风险作出有根据的判断，但这种判断必须建立在具体证据之上，而非抽象的推定。

　　笔者认为，《纪要》第十一条在证明规则上具有明显的限缩意义。它将严重污染环境的证明要求具体化，否定了仅凭提供行为直接推定的做法。司法机关若无法查清最终处置环节，则结果要件的证明不能成立。交易价格是否明显异常，处理成本是否低于市场，利益链条是否查清，都影响结果归责。如果存在证据不足的情形，辩护律师应当积极主张疑罪从无。该立场与此前笔者所主张的应当以污染物是否接触外环境作为处置行为认定的核心要件、反对以管理秩序违反替代法益侵害判断的观点，在方向上是一致的。

　　三、共同犯罪中明知内容的重新界定

　　《纪要》第十条对危险废物共同犯罪的认定作出了重要调整。它规定，明知他人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危险废物产生者、倒卖者、居间介绍者等仍向他人提供或者委托他人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以共同犯罪论处。依照前款规定以共同犯罪论处的行为人，应当明知他人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以及向他人提供或者委托他人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是危险废物。行为人是否明知他人后续实施了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及结果，不影响以共同犯罪论处。

　　这一规定中最值得关注的变化在于明知内容的界定。《2026解释》第八条规定，明知他人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向其提供或者委托其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以共同犯罪论处。这一表述在文义上并未明确行为人是否需要明知他人后续的严重污染环境行为。司法实践中对此存在不同理解。一种理解是共同犯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对最终的法益侵害结果具有认识，即行为人需要知道或者至少应当知道他人可能实施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另一种理解是只要行为人明知他人无证且明知提供或委托的是危险废物，共同犯罪的主观要件即已具备。

　　《纪要》第十条选择了后一种理解。它明确将是否明知他人后续实施了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及结果从共同犯罪的主观要件中剔除。这意味着共同犯罪故意的判断聚焦于两个事实性认识，即他人无证和物质属于危险废物。至于他人拿到危险废物之后会如何处理、是否会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属于行为人认识之外的事项。从刑法共同犯罪的一般理论看，这一规定实际上降低了共同犯罪故意中的结果认识要求，即，危险废物的产生者、倒卖者和居间介绍者在将危险废物交给无证经营者时，不能以“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处理”为由主张缺乏共同犯罪故意。这一观点与危险废物非法产业链的运作特征密切相关。在典型的非法产业链中，产生者、倒卖者、居间介绍者与最终处置者之间往往存在多个中间环节，产生者可能确实不知道最终处置者的具体处置方式和处置后果。如果要求产生者对最终污染结果具有明知，则产业链条越长，产生者的刑事责任越难追究，这与全链条打击的政策目标相悖。《纪要》第十条的立场是，产生者选择将危险废物交给无证者的那一刻，就已经将自己置于一个非法的风险共同体之中，后续的污染后果应当在这个共同体内部进行分配。

　　该条对明知内容的界定具有双重效果。一方面降低了结果认识要求，另一方面将明知限定为两个事实性认识。若缺乏对他人无证或物质属危险废物的明知，共同犯罪的主观要件难以成立。对产生者、倒卖者、居间介绍者，需要根据角色加以区分。居间介绍者仅介绍交易，未参与处置，获利微薄，辩护律师可主张构成从犯或争取不起诉处理。第十条第二款对出租出借许可证、参与运输人员仍应按照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一般规定认定，不能自动套用第一款，应审查参与程度、主观明知、获利情况。运输人员若仅按正常运费运输，对危险废物性质不存在明知，辩护律师可主张不构成共同犯罪。出租出借许可证的行为人若并未参与污染行为，辩护律师可主张构成从犯。共同犯罪成立仍以严重污染环境为前提。若最终的处置结果未查清，则共犯基础也不牢固。

　　四、污染环境罪中风险预防与司法审查的再平衡

　　《纪要》污染环境罪部分的条文变化并非孤立的技术性调整，而是反映了环境刑事司法中一个持续存在的张力，即风险预防的需求与司法审查的审慎之间如何取得平衡。危险废物的非法处置具有累积性和不可逆性的特点，一旦污染发生，修复成本极高，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无法完全修复。这种风险特征为前置性规制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当危险废物离开产生者的控制进入一个缺乏监管的处置链条时，风险已经从潜在转变为现实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看，《纪要》第十条降低共同犯罪故意中的结果认识要求，第七条和第八条深化处置行为的认定规则，都带有风险预防的逻辑基础。

　　但是，风险预防的逻辑不能无限延伸。《纪要》第十一条对推定的否定，第十条第二款对出租出借许可证和运输人员共犯认定的区别处理，体现了司法审查的审慎面向。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纪要》第七条在列举外环境接触的判断因素时，使用的表述是有毒有害成分大量扬散、流失、渗漏、挥发等而与外环境接触。其中“大量”这一限定词并非可有可无的随意点缀，这表明并非任何微量的渗漏或挥发都足以将收集、贮存行为转化为处置行为。只有当有毒有害成分以大量的方式与外环境接触，行为的法益侵害性才达到了与排放、倾倒相当的程度。这种对量的限定，是刑事司法审查在风险预防框架内保持刑法谦抑性的体现。第十一条禁止推定，第十条第二款区别处理等规定共同构成了对风险预防的司法审查边界。

　　在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关系层面，《纪要》污染环境罪部分也呈现出值得关注的变化。传统上，污染环境罪的认定在相当程度上依赖行政机关的前置判断，危险废物的属性、排放是否超标、是否造成环境污染等事项往往由生态环境部门出具认定意见。《纪要》第十六条列举的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七种情形，从许可证的申请、审批、吊销、撤销、撤回、注销到伪造、变造、租用、借用、盗用、冒用，以及改变经营方式或增加危险废物类别需重新申请未申请，几乎穷尽了许可证管理中的各种非正常状态。这一列举的意义在于，它将无证从一个需要行政机关个案认定的问题，转化为一个可以通过许可证状态检索和比对来完成的形式判断问题。司法机关在审查时不需要对行政机关的实体判断进行替代，只需要确认许可证的法律状态，从而降低了司法认定对行政认定的依赖程度。形式判断也意味着可检验。许可证是否被吊销、撤销、注销，是否过期未延续，是否超出经营范围，是否有申请记录，都可以通过证据质证。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纪要》第十二条关于排入公共污水处理管网的规定。它明确，行为人违反排污许可证、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的规定，或者未依法取得上述许可证，将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或者有毒物质排入公共污水处理管网，最终排放到外环境中的污水是否符合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有关排放标准，不影响对非法排放行为性质的认定。这一规定的核心在于将违法性的判断时点从最终排放前移至排入管网。公共污水处理管网在功能上是一个汇集和转运系统，其设计目的并非处理放射性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或高浓度有毒物质。将这些物质排入管网，即使经过污水处理设施的稀释后最终排放浓度达标，对管网设施本身的腐蚀性损害和对污水处理生物系统的毒性冲击仍然是现实存在的。《纪要》第十二条的规范意义在于，它承认了污染环境罪的法益保护不限于外环境本身的质量，还包括对环境治理基础设施的保护。在此类案件中，重点应放在物质属性、主观明知、许可证义务来源和实际危害后果上，避免在排放标准问题上作无效抗辩。

　　结语

　　《纪要》中污染环境罪部分的条文变化反映出环境刑事司法正在经历一个从结果中心向风险导向的缓慢移动。这一移动并非《纪要》所独创，《2026解释》将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单位的人员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排放污染物新增为入罪情形，同样体现了对监测数据真实性的前置保护。《纪要》的贡献在于，它在处置型污染环境罪这一具体领域，将风险预防的逻辑落实为可操作的认定规则，同时也设置了一个司法审查的边界。这个边界不是一条清晰的线，而是一个需要通过个案积累来逐渐明确的范围。《纪要》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与前文所述笔者的既有主张不谋而合。这一不谋而合，或许正说明《纪要》的起草者在处置型污染环境罪的规范构造上，已经充分吸收了学者和实务从业者对司法实践扩张倾向的反思，笔者也希望，这种反思在后续的个案裁判中能够顺利地转化为对构成要件和证据裁判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