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6年新一轮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经展开。与以往不同，当前打击重点正在转向利用网络平台、“软暴力”手段实施等新型黑恶犯罪。黑恶犯罪从“网下”走向“网上”，从“显性”走向“隐性”，从“硬暴力”走向“软暴力”。犯罪形态变了，但司法认定的底线不能变：无论黑恶势力如何变形，认定时都必须坚持行为特征的暴力性，否则就可能不当扩大打击面；同时，也要穿透伪装，提升对新型黑恶犯罪的发现、打击和惩处能力。
在这一背景下，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认定，既要有形式规范性，也要进行实质性审查。它不是一个“贴标签”的问题，而是一个层层筛查、逐级限缩的司法判断过程。结合《反有组织犯罪法》第二条和两高两部关于恶势力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以及人民法院入库典型案例所体现的裁判规则，可以把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认定概括为“八层限缩审查”：客观方面审查行为是否达标，主体方面审查组织是否成型，主观方面审查目的是否适格，最终落脚于“为非作恶、欺压百姓”这一核心实质判断。
第一章客观方面审查
客观方面是恶势力认定的第一道门槛。根据《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恶势力须“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这句话可以拆成行为方式、犯罪次数、危害结果和因果关系四个审查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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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方式：
暴力性不可退让，软暴力须有暴力后盾
规范层：《反有组织犯罪法》第二条规定，恶势力组织，是指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领域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群众，扰乱社会秩序、经济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但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组织。《意见》第四条表述为“为非作恶，欺压百姓”。关于行为方式，《意见》第八条明确，恶势力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主要为强迫交易、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七类，也包括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主要以暴力、威胁为手段的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开设赌场、组织卖淫、贩毒等，通常属于恶势力可能伴随实施的违法犯罪，不能仅以存在伴随行为就认定恶势力。对“软暴力”，应依据两高两部《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审查：须达到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的程度。一般欺骗、引诱、正常商业施压或民事协商，不属于恶势力行为方式。陈兴良教授从法理上论证了软暴力的依附性：“软暴力这个概念只有在对其以暴力论处的情况下，才具有实质意义。如果软暴力仍然是非暴力，而且刑法和司法解释都已经明确规定其他非暴力手段也可以构成黑恶犯罪的情况下，软暴力的概念就没有特殊意义”。这一表述在学理上强化了行为方式的暴力门槛。罗翔教授在《法治的细节︱使用“软暴力”就一定是黑社会吗？》中精辟地指出：“软暴力必须以暴力作为后盾，一种没有暴力后盾的软暴力无论如何也不是暴力，否则就是对词语的歪曲和玩弄。”这一论断为本系列的后续展开埋下了重要的伏笔——软暴力在司法实践中究竟有多少种表现形式？哪些属于有暴力后盾的“真软暴力”，哪些只是被贴上了软暴力标签的正常行为？这将是我们后续分章逐一剖析的核心议题。
案例层：陈某福、易某福等34人开设赌场案中，被告人没有采取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仅实施开设赌场罪。开设赌场罪不属于恶势力的主要犯罪活动，而是恶势力惯常作案中的伴随行为，法院认为不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处理。黄某灿等诈骗案中，被告人以虚构或夸大病情等方式骗取财物，但未使用暴力、威胁或软暴力；若被害人拒绝过度诊疗建议，被告人也会遵循其需求。法院认为其仅具备牟取不法经济利益的动机，没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不构成恶势力。
启发层：对应规范层，辩护审查应先落在罪名和手段上。第一步查被指控行为是否属于《意见》第八条所列七类主要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是否属于具有暴力、威胁、相当强制性的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如果只是开设赌场、诈骗、组织卖淫、贩毒等伴随行为，不能仅因存在该行为就认定恶势力。第二步查行为手段是否达到暴力、威胁或与暴力相当的强制程度，尤其软暴力案件要对照《软暴力意见》第一条，看是否足以造成心理强制，是否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第三步查被害人是否还有自愿选择空间，行为是否仅属欺骗、引诱、正常商业施压或民事协商。第四步查软暴力背后有无暴力、威胁后盾或相当强制效果。这四项中任何一项不成立，行为方式即不符合恶势力要求，应据此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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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次数：多次性须规范评价，持续行为不可拆分凑数
规范层：《反有组织犯罪法》第二条和《意见》第四条均要求“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意见》第七条规定，“经常纠集在一起”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于二年之内，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且包括纠集者在内，至少应有二名相同成员多次参与。《意见》第九条规定，“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是指二年内实施三次以上违法犯罪活动，其中至少一次犯罪活动。应注意，“至少二名相同成员多次参与”是第七条对组织形态“经常纠集”的要求，不是第九条对“多次”的独立定义；实务中须同时审查次数条件和人员重合条件。
案例层：李某、王某等诈骗案中，辩护人将虚走流水、信用卡套现等行为整合为“开设赌场后的追债行为”，法院最终认定三名被告人不符合恶势力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要件。起某、崇某1、崇某2等敲诈勒索案中，被告人分散实施了三起犯罪，不符合“包括纠集者在内的二名相同被告人在二年内多次参与”的要求，法院认定不构成恶势力。
启发层：对应规范层，审查“多次”不能停留在自然意义上的反复收钱、反复追债，而要回到构成要件评价。首先查是否在二年内、三次以上、其中至少一次犯罪活动；其次查控方指控的次数是否被人为拆分，尤其注意继续犯、连续犯和同一犯罪故意支配下的整体行为，开设赌场持续经营、反复追债在自然意义上是多次，但在构成要件意义上可能只能评价为一次，不能为凑“多次”而重复计算；再次查包括纠集者在内是否至少2名相同成员多次参与，缺少人员重合条件，就不能认定“经常纠集”；最后查时间跨度是否合理，是否在二年内，间隔是否过久或过短。次数条件或人员重合条件任一不足，即可否定“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经常纠集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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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结果：
社会影响须外溢，法益侵害须具有社会性
规范层：《反有组织犯罪法》第二条和《意见》第四条均要求“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该危害结果要件是限缩认定的重要抓手：危害须外溢至被害人之外，达到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程度。行为对象越特定、影响范围越有限，越表明行为可能停留在具体纠纷层面，未形成区域性或行业性恶劣影响。
案例层：邢某礼故意伤害案中，行为均是在合同项下具有争议的区域内实施，仅限于涉案房产一二层内约1400平米，针对的是涉案房屋承租者，法院认定范围较小，不符合恶势力的危害性要求。反过来，陈某、吕某等寻衅滋事案中，被告人不仅对债务人实施暴力，还严重侵害不相关的非债务人基本人身权利，法院据此认定构成恶势力。
启发层：审查危害结果要围绕“社会影响是否外溢”展开。先查被害人是否特定，是否仅限于纠纷相对方、承租者、债务人等特定对象；再查影响范围是否局限于特定场所、特定交易、特定区域，是否仅发生在合同争议区域或具体民事纠纷内部；然后查有无对不特定公众、行业秩序、区域秩序造成实际影响，是否形成区域性或行业性恶劣影响。如果行为对象特定、影响范围有限，仅属私人纠纷、局部冲突，就不符合“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应排除恶势力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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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关系：事出有因排除无端欺压，私力救济须有边界
规范层：《意见》第五条规定，单纯为牟取不法经济利益而实施的“黄、赌、毒、盗、抢、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的，不应作为恶势力案件处理；因本人及近亲属的婚恋纠纷、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劳动纠纷、合法债务纠纷而引发以及其他确属事出有因的违法犯罪活动，不应作为恶势力案件处理。法理在于：起因中性甚至正当，天然缺乏“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土壤。
案例层：陈某、吕某等寻衅滋事案中，被告人虽为追索合法债务进入被害人家中，但查明其长期以开办典当公司为名行高利放贷之实，辩护人证据不足以证明不是高利放贷，法院未采纳“事出有因”意见，认定构成恶势力。反过来，邢某礼、鞠某智等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案中，被告人是为了实现存在争议的房屋租赁权益，索债基础是合法有效合同，不存在“形成非法影响、谋求强势地位”的目的，法院认定不属于恶势力犯罪。
启发层：审查因果关系时可以逐项追溯被指控行为的触发事件，再判断起因是否属于《意见》第五条所列婚恋、家庭、邻里、劳动、合法债务等事出有因情形，或者是否仅属单纯牟取不法经济利益。查完起因还要查后续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是否形成非法影响、谋求强势地位，是否已经脱离私力救济边界。若名为合法债务、实为高利放贷或非法讨债，不能以“事出有因”出罪；反之，起因正当且后续行为未超合理边界，就应排除恶势力。
第二章主体方面审查
客观方面与主体方面在恶势力认定中承担不同的审查功能：前者旨在判断行为是否该当恶势力认定的不法构成要件，后者旨在判断组织体是否具备恶势力所要求之组织形态。恶势力在规范属性上属于犯罪组织，而非临时纠集、结构松散的一般共同犯罪团伙。组织与团伙虽仅一字之别，但其在构成要件该当性、共犯归责结构及刑罚裁量基准上，均具有实质迥异之法律评价，不可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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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形态：经常纠集须符合“2233”标准，临时纠集不等于组织
规范层：《意见》第七条规定，“经常纠集在一起”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于二年之内，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且包括纠集者在内，至少应有二名相同成员多次参与。可提炼为“2233”标准：二年内、二名相同成员、三次以上违法犯罪活动、要求3人以上稳定的犯罪组织。审查重点包括成员稳定性、聚集关联性、时间持续性、时间集中度。
案例层：邢某礼、鞠某智等案中，被告人多次分别纠集多名不同人员实施违法犯罪，各次被纠集者不存在密切联系，也无共同违法犯罪行为，有的是哥们义气、朋友帮忙，有的是临时雇佣，法院认为不符合“经常纠集在一起”。齐某某、刘某某案中，7名被告人是第三村民组村民，到现场是为了计工分钱，没有实施违法犯罪目的，属于被临时纠集利用，法院认为仅两名纠集者无法形成恶势力犯罪组织。赵某、李某案中，三起犯罪间隔均超过两年，法院认定不具有恶势力特征。夏冬田、付琪等案中，从故意杀人到抢劫前后仅10小时，中间贯穿连续逃匿，法院认为纠集时间明显过短。2025年最高检发布的闵某招等人案也显示，该团伙没有明确首要分子，多为家族血缘纽带，临时起意、各自纠集、随意指挥、结构松散，尚未达到犯罪集团程度。
启发层：审查组织形态应直接对照“2233”标准。先查是否在二年内、是否有二名相同成员、是否三次以上违法犯罪活动；再查每次参与人员是否基本固定，是否只是临时雇佣、朋友帮忙、围观、计工分；再查聚集原因是否正当，是因正常生活、娱乐、临时事项聚集，还是基于共同违法犯罪目的；最后查时间间隔是否合理，是否过久、过短或缺乏持续。若参与人员变化不定、聚集关联薄弱、时间条件不足，就不符合“经常纠集在一起”，应坚决打掉组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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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判断：
恶势力犯罪集团须符合犯罪集团法定条件
规范层：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根据《意见》第十一条，恶势力犯罪集团是指符合犯罪集团法定条件的恶势力犯罪组织，其特征表现为：有三名以上的组织成员，有明显的首要分子，重要成员较为固定，组织成员经常纠集在一起，共同故意实施三次以上恶势力惯常实施的犯罪活动或者其他犯罪活动。恶势力是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是恶势力的“升级版”，组织程度更高、结构更稳定、危害更严重。若只是临时纠集、各自为政、没有明确首要分子和层级，就不能升格认定为犯罪集团。
案例层：闵某招等人恶势力犯罪团伙案中，团伙没有明确首要分子，犯罪活动多为依托家族血缘纽带，临时起意、各自纠集、随意指挥、结构松散，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尚未达到构成犯罪集团的程度，不宜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这一案例体现了“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的法治标尺。类似地，陈某福、易某福等34人开设赌场案中，若组织仅为开设赌场经营，缺乏暴力压制和稳定层级，也不能仅因人数多就升格为恶势力犯罪集团。
启发层：区分“恶势力团伙”“恶势力犯罪集团”“黑社会性质组织”三个层次。审查集团程度要严格对照刑法第二十六条和《意见》第十一条。先查是否三人以上、是否较为固定、是否为了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再查有无明显首要分子，重要成员是否固定，有无层级分工、组织规约和稳定结构；再查经济收益是否用于养组织、养打手、铺地盘，是否以组织名义长期实施犯罪；最后查能否从恶势力团伙升格为恶势力犯罪集团，仅人数多、罪名多、开设赌场经营，不能替代犯罪集团的法定条件。缺首要分子、稳定层级或经济支撑的，不能认定恶势力犯罪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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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参与：
被利用者通常不是成员，须贯彻特殊保护
规范层：法律条文以“原则+例外”的方式确立规则。《关于依法严惩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意见》第（五）项规定“一般不认定为黑恶势力犯罪组织成员”，同时保留“按其所实施的具体犯罪行为定性”的例外空间。最高检扫黑办负责人强调，要结合未成年人身心发育特点、文化程度、成长经历、就学就业情况，以及结伙犯罪目的、动机、行为性质、手段、后果、组织成熟程度、经济来源和用途等综合认定，既不能不当拔高定性和扩大追诉，也不能一味从宽、片面从宽。
案例层：广东高院在詹某甲、詹某乙等案中明确指出：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成员的违法犯罪团伙，要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注重双向保护，严格把握恶势力适用条件，认定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时应当特别慎重。2026年专项斗争将“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列为打击重点，其保护方向恰恰印证：打击的是操纵者，不是把未成年参与者凑成恶势力成员。
启发层：审查未成年人参与应先把未成年人定位为“被利用对象”，而不是当然的组织成员。先查参与频率，是否属于偶尔参与；再查认知能力和意志状态，是否被胁迫、被操纵，对团伙性质和自身行为后果是否有认知；再查所起作用大小，按其所实施的具体犯罪行为定性；最后综合其身心发育特点、文化程度、成长经历、就学就业情况、经济来源和用途等判断，既不能不当拔高，也不能片面从宽。符合《意见》第（五）项的，一般不认定为黑恶势力犯罪组织成员。对于社会公众，这也是一种提醒：未成年人误入团伙，首先要看是不是被操纵、被利用，不能简单贴上恶势力标签。
第三章主观方面审查：目的最终适不适格
客观方面和主体审查之后，最后来到主观方面。它要回答：行为人到底在追求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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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目的与动机：
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是终极标准
规范层：《反有组织犯罪法》第二条使用“为非作恶，欺压群众”，《意见》第四条使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意见》第五条是恶势力认定中最重要的限缩条款：单纯为牟取不法经济利益，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的，不应作为恶势力案件处理；确属事出有因的，也不应作为恶势力案件处理。两者有细微差别：“单纯牟利型”从行为目的出发，以牟利为目的的犯罪同样可能具有欺压百姓特征；“事出有因型”从行为起因出发，起因中性甚至正当，天然排除“为非作恶”的土壤。主观目的要通过客观事实反推：有无“形成非法影响、谋求强势地位”的证据；违法所得去向是个人挥霍还是“养组织”“养打手”“铺地盘”；行为对象是特定交易方还是不特定公众。
案例层：黄某灿等诈骗案中，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或夸大病情等方式骗取财物，但未使用暴力、威胁或软暴力；若被害人拒绝过度诊疗建议，被告人也会遵循其需求。法院认定其仅具备牟取不法经济利益的动机，未实施暴力、未造成心理恐惧，不构成恶势力。陈某福、易某福等34人开设赌场案中，被告人仅存在谋财动机，行为危害仅涉及被害人，未对其外人民群众或行业产生影响，法院据此否定恶势力成立。吴强等敲诈勒索、抢劫、故意伤害案则启示：即使有牟财意图，若同时具备欺压百姓、形成非法影响等特征，仍可能进入恶势力评价。因此，主观审查必须结合全案客观事实进行综合性、实质性判断。
启发层：主观目的的审查应在客观方面和主体审查之后进行，只有客观方面和主体审查均无法排除恶势力认定时，才用主观目的作最终把关。审查时先查是否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这一终极特征；再查是否仅属单纯牟取不法经济利益，未形成非法影响、谋求强势地位；再查是否属于《意见》第五条事出有因情形；再通过资金流向、行为对象、经营模式、纠纷起因等客观证据反推主观目的，看违法所得是个人挥霍还是用于养组织、养打手、铺地盘，行为对象是特定交易方还是不特定公众。主观目的不适格，就应排除恶势力。
小结
恶势力认定影响重大，必须坚持事实、证据与规范的独立审查，对于刑事律师而言，八层限缩审查不是口号，而是一套可操作的辩护清单，唯有这样才能真正落实两高关于专项斗争：“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准确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确保准确定性，妥当处理”，“是什么就是什么，既不人为拔高，也不随意降格”政策核心要旨，在接下来系列文章中，我们将沿着这一审查框架，深入探讨软暴力的10种司法样态，逐项拆解犯罪构成特点，专题剖析辩护路径构建，以期为律师同行承办此类案件提供力所能及的有限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