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6〕19号（以下简称《民刑交叉司法解释》）于2026年9月21日公布，自2026年9月22日起施行。该司法解释对“先刑后民”、同一事实的认定、涉刑合同的效力、如何衔接民事程序与刑事程序等进行了规定，亮点纷呈。根据相关统计，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占比60%以上，这些纠纷能否得到公正高效的处理，直接影响市场主体对营商环境的评价。故，依据司法解释的最新规定，结合具体的案例，就民刑交叉中的合同效力问题进行探究，并就案件代理思路进行分享。
一、涉及合同效力的三个民刑交叉入库案例
在《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已经有一些法律、法规或者司法解释对民刑交叉案件进行了规定，法院在司法裁判中也形成了一些裁判观点。在从威科先行中输入“合同效力”这一关键词，找到三个涉及民刑交叉的入库案例：
案例一：甘某诉李某某、刘某保证合同纠纷案（入库编号：2024-08-2-104-001），对刑民交叉案件中保证合同效力的认定问题做出了裁判，具体的裁判要旨为：
1.合同一方当事人刑事上构成诈骗罪，使另一方意思表示不真实；民事上构成欺诈，属于意思表示不真实一方享有撤销权的可撤销合同，并不必然导致相关联民事合同无效。被害人不行使撤销权，且不存在其他合同无效情形的，相关联民事合同有效，其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刑事与民事判决可以通过沟通和协调机制，借助网络信息科技有效解决执行过程中的重复受偿问题，即当被害人通过刑事判决责令退赔项所获得的款项，在民事判决执行中予以扣除，妥善解决刑事判决和民事判决的执行衔接。
案例二：赖某勇诉郭某宏、赣州康某食品实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入库编号：2025-16-2-103-004），对非法集资等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民刑交叉案件的认定和处理问题，法院的裁判要旨为：
1.对于集资诈骗等涉众型经济犯罪，受害人的民事权利保护应当通过刑事追赃、退赔的方式解决。受害人就同一事实以刑事被告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2.债权人以民间借贷纠纷案由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已作出裁判并执行完毕，或者债务人已偿还债务后，同一法律事实构成涉众型非法集资犯罪案发的，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原则上不再重新作出处理。
3.民间借贷经生效刑事判决认定属于集资诈骗犯罪一部分的，因集资诈骗犯罪违反法律关于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禁止经营等强制性规定，危害金融安全，借款合同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借款合同无效的，作为从合同的担保合同亦应当认定无效。受害人起诉不涉及集资诈骗犯罪的担保人，要求其承担担保合同无效情形下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并作出裁判。
案例三：四川某星投资有限公司诉成都某发置业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入库编号：2025-16-2-091-001），法院认为法定代表人在代表公司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为谋取个人利益构成犯罪，并不影响其在职权范围内代表公司签订的合同的效力，具体的裁判要旨为：
犯罪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谋取个人利益（偿还个人借款、赌债等），或者相互勾结侵害一方或各自公司利益的意思，不影响其在职权范围内代表公司签订的合同的效力。个人作为公司的代表，在职权范围内签订合同是履行职务的行为，公司应当履行合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个人侵害公司利益的，应当向公司承担责任。对犯罪行为人的刑事处罚不能替代公司的民事责任。
从上述案例中可以看到，司法裁判已经对民刑交叉中合同的效力做出了区别对待，并不因为合同涉及刑事犯罪而一概无效。
二、司法解释对涉刑合同效力的规定亮点纷呈
《民刑交叉司法解释》从实体到程序、证据规范、执行等对民刑交叉案件做出了规定，亮点纷呈。其中，对合同效力的规定，可以说是这部司法解释最突出的亮点，作者认为以下亮点值得关注：
（一）涉刑合同效力的认定回归到本源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对民事行为或者说合同效力的认定问题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因为这关涉到民事主体的意思表示在何种程度上受到公权力的干涉和评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从总体上明确了如何判断民事行为的效力。关于合同的效力，除了合同篇对其有明确规定外，也需要以本条规定作为裁判依据。
涉刑的合同比较复杂，对于合同本身就是违法犯罪，或以表面的合法合同掩盖犯罪行为的，需要认定无效。比如，以民间借贷掩盖赌博行为、以正常商品买卖掩盖禁止流通物买卖等。对于明知他人违法犯罪，仍向其提供借款的，应以违背公序良俗认定合同无效。但是，还有更多的合同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不应该认定为无效，该规则已经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民间借贷规定》第12条有所规定。
在本次的《民刑交叉司法解释》第十七条，明确规定：“行为人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犯罪的，有关合同的效力以及是否对被代理人等发生效力应当依照民法典的规定认定”。将合同效力的判断回归到法律的本源，回归到以民法典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及合同效力的规定为直接依据，能够充分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属于司法理念的重大转变，是本次规定的一个突出亮点。
（二）赋予受害方在恶意串通情况下的救济选择权
在司法实践中恶意串通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的利益；一种是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行为，前者在性质上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后者在性质上属于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因此，司法解释第十八条对不同情况做出了区分。也就是说参与恶意串通的一方无权主张合同无效，未参与的一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是主张合同无效还是追认合同的效力。
因为有些情况下，让恶意串通的相对人承担违约责任较之于仅让其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更为合适。当然，不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是否追认，均不影响其基于《民法典》第164条第2款的规定，请求恶意串通的法定代表人、代理人与相对人承担连带责任。这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的有关规定是一致的，即“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以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义订立合同，损害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法人、非法人组织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法人、非法人组织请求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代理人与相对人对因此受到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代理或代表行为涉罪的合同相对人有权提起民事诉讼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多代理人、代表人犯罪，合同相对方是否可以提起对被代理人的诉讼，主张承担赔偿义务，比如银行工作人员因职务行为侵占储户的存款，储户能否对银行提起民事赔偿；公司职员被认定为合同诈骗犯罪，追赃未果的情况下，被害人能否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民事权利；出借银行卡号的人虽然没有参与刑事诈骗，被害人能否向出借卡号的人提起民事诉讼等。
《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规定，明确合同的相对方有权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第十九条规定，行为人以单位名义非法占有或处置被害人的财产涉及刑事犯罪，相对人有权请求未构成犯罪的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承担民事责任第二十条规定，在法人、非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以法人、非法人组织名义订立合同，收取相对人财物被生效刑事裁判认定构成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犯罪，相对人主张该合同对法人、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并由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四）重构了担保人如何承担责任
实践中，债务人订立主合同的行为构成犯罪，债权人在刑事诉讼之外，对担保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形较为常见。为此，《规定》第二十一条对相关问题作出了明确，对此类案件，人民法院要依法审查主合同的效力；主合同有效，但担保合同存在可撤销情形，如债权人在与担保人订立担保合同时存在欺诈、胁迫，担保人在法定期限内请求撤销担保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规定，因担保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债权人请求担保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担保人的职业身份、认知能力、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等因素，认定担保人有无过错及过错程度，并依法确定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
三、从一起案件案谈谈涉刑民交叉案的代理思路
作者曾代理过一起中介合同纠纷案件，简单案情为：原告张三与被告一某房产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称“咨询公司”或被告一）签订了一份《房屋认购意向金协议》，约定原告认购一套房屋，房屋意向金为X元，在约定时间内如原告未能按被告要求与开发商签订售房协议，被告不再保留该房屋，并有权处理原告所交意向金，签约的话则意向金转为房款。在该意向金协议的抬头处有罪犯李四签名及咨询公司的印章，协议落款处有咨询公司印章。同日，原告与被告二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称“经纪公司”或被告二）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被告二就原告购买上述房屋提供中介服务。
后，张三按照被告一、被告二的要求将意向金转到罪犯李四名下账户，但是最终未与开发商签订售房合同。后经法院查明，罪犯李四是以采取签订购房意向金合同等方式骗取了包括张三在内的购房款，以合同诈骗罪判处李四有期徒刑。经过追缴程序后，张三未获得任何退赔。
现张三无法通过刑事追缴程序获得任何赔偿，是否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向咨询公司、经纪公司主张赔偿，主张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是什么？
该案发生在四年前，当时主流的司法理念认为，在民刑交叉案件中，既然已经涉嫌刑事犯罪，也经过了追缴程序，被害人张三未能获得赔偿就不能再提起民事诉讼。因此，代理该案第一步就遇到了立案难的问题。
如果提起民事诉讼，从哪个角度去代理呢？从形式上看，原告与被告一签订了意向金合同，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向其主张返还意向金。但是，从查明的事实来看，罪犯李四并不是被告一的员工、不是法定代表人，钱款也未支付到被告一的帐上，很难证明李四是在履行职务行为，也不能证明李四的行为获得了被告一的授权。且被告一并不是房产开发商，张三支付的款项也很难认定为是购房款，那么被告一在本案中的行为是什么性质，居间介绍房屋，还是其他行为？另外，在司法解释未出台之前，对涉及刑事犯罪的合同，法院一般直接认定为无效，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一承担责任的依据主要是缔约过失责任，也要考虑原告自身的过错。
可否向被告二主张权利？从现有的事实来看，被告二提供的房产中介服务，那么在提供房产中介过程中，需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62条规定履行义务，即“中介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中介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请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中介机构作为专业的中介机构，具有如实报告的义务。很明显，本案中被告二并未履行“如实报告”的义务，存在过错。
基于以上的分析，以及现有的证据能够确定被告一也是履行了中介服务。因此，代理人起诉要求被告一、被告二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请求权的基础就是被告一、被告二作为中介机构均存在严重的过错，没有履行“如实报告”的义务，导致原告被骗，遭受了严重的财产损失，应当承担赔偿义务。
最终该案经过一审支持了原告的诉请，二审予以维持，生效判决认为，本案系因张三在购买涉案房屋过程中被诈骗所引发的赔偿诉讼。虽生效刑事判决已判决追缴李四违法所得并发还包括张三在内的被害人，但该判决并不影响张三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向李四之外的其他民事主体主张权利。被告一、被告二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应根据一般侵权的构成要件予以认定。法院综合考量后，判决被告一、被告二各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义务，张三自行承担三分之一的责任。
《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已经正式开始实施，这是一部系统规定民刑交叉案件的司法解释。对代理律师来讲，系统的学习和理解相关规定，才能够为客户提供更专业的法律服务，保障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得到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