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益是衡量罪与非罪的核心及重要抓手,只有在明确《刑法》分则具体条文保护的法益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运用法解释学的方法阐明各构成要件,进而对行为作出恰当的刑法评价。

　　从规范形式上看,我国《刑法》中的环境犯罪规范主要见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的第六节,即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中。按照体系解释,环境犯罪的法益应当包括国家对于环境资源的管理秩序。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公私财产损失”的范围进行了界定,认定其包括实施《刑法》第338条、第339条规定的行为直接造成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为防止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合理措施所产生的费用,以及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监测费用。从该司法解释可知,在没有产生其他后果的情况下,对政府公共管理资源的消耗也能够符合相应罪量要素,说明环境犯罪法益包括生态环境管理秩序。

　　从发展趋向上看,环境犯罪的刑法条文及实践变迁,其保护法益呈现出由经济法益观向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由生态中心主义法益观向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转变的过程。这一变迁过程体现着国家对生态环境的不断重视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思考的不断深化。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体现出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是在保护和利用的复杂框架下,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制度因素激烈互动的产物”。一方面,其关注到生态环境损害的严重性、累积性以及保护的紧迫性,强调适度提前刑法的介入,认为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可以独立成为环境犯罪的入罪标准;另一方面,其坚持人的切实生活利益是环境犯罪侵害的核心法益,从公共安全和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角度切入,体现了平衡生态环境保护与人的发展的理念。从这个层面上说,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是“生态环境法益与人类中心法益的二元保护”,其内部逻辑在于,生态环境法益更像是“前置防线”,其存在的意义是通过守护生态系统的功能完整性,避免将生态损害转化为对人类利益的威胁。

　　总而言之,环境犯罪已经形成了一个以生态环境利益为核心,以公共安全与自然资源的生态环境管理秩序为中间屏障,并最终保障“全人类的长远生存和永续发展”的法益保护系统。在司法实践中,这种具有复合属性的法益观将有助于更准确地评价行为的危害性。

　　典型案例一江某铭污染环境案

　　（一）案情介绍

　　2014年1月上旬,经营广西北流市清湾镇新发建筑材料厂的被告人曾某、黄某、柯某(以上3人均已判刑)商量后,黄某通过电话联系吴某,商定好由吴某派油罐车到广西北流市清湾镇其厂内,将其厂生产沥青过程中所产生的含有废水的废油(经中国广州分析检测中心检测,其属于液体易燃性危险物)拉回茂名信诺汽车维修厂,排放开废水后再找买主,运费(含处理费)为每吨70元。2014年1月9日9时许,吴某打电话指示被告人江某铭及莫某、汪某汉、罗某(以上3人均已判刑)分别驾驶两辆油罐车前往广西北流市清湾镇新发建筑材料厂装运废油回茂名。在装运现场黄某指挥其厂内工人甘某等人协助将废油分别装入两辆油罐车。当日21时许,莫某和汪某汉,罗某和江某铭分别驾驶两辆油罐车,先后运油回到信诺汽车维修厂停车场内。22时许,吴某指挥莫某具体操作,在曾某、黄某、柯某在场监督的情况下,将油罐车内装载的有异常气味且有害有毒的废水和废油,通过该维修厂内偷埋的排污管,非法倾倒进入白沙河内。23时许,位于信诺汽车维修厂下风位置的茂名市第五中学、公馆镇第一中学共96名学生吸入不明气体导致身体不适,出现头晕、头痛、呕吐等反应,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经有关部门确认,上述学生身体不适是由于当晚吴某等人在信诺汽车维修厂非法排放危险废物所致。

　　（二）裁判经过

　　经审查,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江某铭无视国法,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毒物质,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江某铭犯污染环境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江某铭在学校、居民区等人口集中地区及其附近,违反国家规定排放有毒物质,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其酌情从重处罚。江某铭在污染环境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江某铭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综上,法院判决:被告人江某铭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拘役5个月10天,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三）焦点问题

　　根据案情,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在被告人江某铭等人的行为可能造成不特定多数人身体健康受损的情况下,以污染环境罪评价是否合理?

　　（四）案例分析

　　2023年《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含有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污染物,同时构成污染环境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投放危险物质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在本案中,法院并没有对被告人是否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进行细致的说理,而根据案情可知,被告人江某铭和他人一起运输并将有异常气味且有害有毒的废水和废油排入河水内的行为属于排放含有毒害性物质的污染物行为,且最终造成96名学生被紧急送医的后果。自2009年江苏盐城水污染案起,排放污染物便在实践中与投放危险物质罪联系起来,司法解释也明确建立起污染环境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关联。不过,对于二者的适用仍存在不少混乱。司法实践中,往往以有无危害公共安全的间接故意为依据判断是否适用投放危险物质罪,但这不仅有主观归罪之嫌,也容易导致法官的恣意量刑、轻罪重判。

　　需要明确的是,想象竞合理论是在一行为侵犯数个法益且无法被一罪评价时适用的,在此之前需要明确是否存在一个罪名能够完整评价该行为。根据《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中关于“情节严重”的规定,致使30人以上中毒的以及致使1人以上重伤、严重疾病或者3人以上轻伤的属于“情节严重”。由此可知,污染环境罪保护的法益也包括与环境相关的人身安全,及涉及不特定多数个体的公共安全。某种程度上说,污染环境罪可以被视为投放危险物质罪在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领域的特别法条。因此,除非明确行为人存在危害公共安全的直接故意,即意欲以污染环境为手段,侵害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否则不宜直接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定罪处刑。以此为标准,才能够兼顾被侵害的环境法益和公共安全法益,实现刑法评价的完整性。

　　回到本案,本案的被告人江某铭等出于营利目的协助他人处理废水及废油,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与他人的排污行为有危害下风向不特定多数学生身体健康的故意,故法院判决被告人构成污染环境罪是较为合理的。笔者认为,司法解释强调排放、倾倒、处置相应污染物同时构成污染环境罪、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是新发展形势下加强环境犯罪惩处力度的需要。在肯定环犯罪法益包括与环境直接相关的公共安全的基础上,为实现处罚目的,可以适当调整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配置,使之与投放危险物质罪相协调。按照此种路径,能够使法官在处理类似案件中不再掣肘于行为人主观心态论证,进而解决类案判决混乱的问题。

　　典型案例二王某等污染环境案

　　（一）案情介绍

　　被告人王某系重庆某化工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被告人胡某系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被告人白某系公司设备能源部部长,被告人邓某系公司基建部工人。为减少企业污染治理成本,王某指使白某等人修建暗管,设置阀门连接至应急池、观察井,并与长江直接连接。2015年4月至8月14日,该化工公司在未通过环境影响评价的情况下生产对硝基苯乙酮,将产生的废液通过事先埋放的暗管排放到公司应急池,并多次在黑夜或下雨时打开应急池阀门,将池中废液直排长江。

　　2015年8月14日晚,邓某打开应急池阀门排放废液时,被公安机关查获。经监测,当日排放废液中含有毒物质硝基苯类、总氰化物、锰分别超标1690倍、30倍、58.5倍。案发后,该化工公司立即停止生产,办理生产对酮手续,编制污染治理方案,对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王某等4人购买价值18.6万元的苗木捐赠给公司所在地村委会。另查明,2013年8月15日,该化工公司因有以不正当的方式排放污染物的行为被行政处罚: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罚款51500元;2014年6月30日,该化工公司因有以不正当的方式排放污染物的行为被行政处罚: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罚款50000元;因本案,该化工公司于2015年11月6日被行政处罚: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罚款16800元。该化工公司已缴纳上述罚款。

　　（二）裁判经过

　　经审查,人民法院认为,公司决策机构成员均知道生产对酮产生的废液无防治设施处理,王某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胡某作为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白某作为公司设备能源部部长,邓某作为实施排放污水行为的员工,为了使公司减少治污成本,在王某的安排下,私设暗管将含有有毒物质的污水直接排入长江,体现的是公司的意志,所谋取的不正当利益归属于单位而非王某、胡某、白某、邓某个人,故本案应认定为单位犯罪。本案中,四被告人均系初犯,具有自首情节;案发后该化工公司立即停止生产,大力投入,积极整改,使排污设备改造升级,有效解决了排污问题。被告人王某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年近70岁,案发后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并自愿购买苗木,修复生态,弥补损失,悔罪表现较好;被告人胡某、白某、邓某受单位领导指派实施犯罪行为,案发后也积极参与整改,并自愿购买苗木,修复生态,弥补损失,悔罪表现较好。综上,对四被告人依法予以从轻处罚。

　　综上,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王某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100000元;二、被告人胡某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50000元;三、被告人白某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50000元;四、被告人邓某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

　　（三）焦点问题

　　根据案情,本案的焦点问题是:(1)被告人王某等的排污行为是否属于“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2)针对环境法益侵害,因被告人事后整改和修复而对其从轻处罚的正当性依据为何?

　　（四）案例分析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第338条中“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将第338条第二档法定刑前面的“后果特别严重”修改为“情节严重”,都展示了刑法在环境犯罪领域提前介入的态度,即构成污染环境罪不再要求必须造成重大损害,依据行为本身的恶劣程度即可构成本罪。这也进一步说明,环境法益已然成为污染环境罪保护法益中的独立一环。同时,这也与环境法益的特点存在密切关联。

　　一方面,生态环境本身具有脆弱性,而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又具有渐进性和整体性。在出现严重损害后果之后刑法再介入就很难有效地实现对生态环境法益的保护,且在识别损害后果严重程度等方面也存在着技术上的难题。《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详细列举了10类“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其中除“违法所得或者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和“致使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属于从后果层面对“严重污染环境”的界定,其余8类皆属于从行为性质层面对“严重污染环境”的界定。之所以如此,正是希望通过刑法的提前介入强化对环境法益的保护。在本案中,被告人王某等人打开应急池阀门偷排废液,后续经监测,当日排放废液中仅锰就超标58.5倍,符合司法解释中规定的“排放、倾倒、处置含镍、铜、锌、银、钒、锰、钴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十倍以上的”这一情况,属于“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依法应当构成污染环境罪。环境自身具有一定的承载和自净能力,严重环境损害后果往往是长期累积的过程。本案中行为人排放废液的行为虽然还未演变出具体的环境损害结果,但根据其超标情况能够预想到其将在该区域污染的累积中产生巨大的作用,有科处刑罚的必要。

　　另一方面,在肯定环境法益的独立性的基础上,对于环境的潜在损害有值得科处刑罚的必要,在排污后修复环境的努力也应当得到回应。值得关注的是,本案被告人王某等在案发后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并购买相应苗木进行种植以恢复生态,法院在判决中也考虑到其在案发后的积极补救措施,认定为悔罪表现良好,可以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这主要是考虑到环境法益及环境侵害的特殊性,如果行为人能够自发地承担起修复生态环境、弥补环境损失的责任,将能够更为直接地提升环境修复的效率。同时,行为人在被查处后积极落实绿色生产,改进相应排污技术,从长远看将产生可观的环境效益。由此,在刑法提前介入这一立法背景下,应将环境法益的修复纳入到犯罪处遇措施之中,并对积极修复者给予从宽处罚。这不仅能够在实质上促进区域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和总量恢复,也能增强行为人保护环境的积极性,以进一步提升环境犯罪治理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