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共55条，涉及七个方面：完善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完善人身强制措施；完善涉案财物查封、扣押、冻结和处置程序；进一步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完善宪法关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规定的实施机制；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完善涉外刑事诉讼制度。

　　这是1979年刑事诉讼法制定以来的第四次修改。前三次各有主题：1996年确立控辩式庭审、律师提前介入；2012年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总则，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和羁押必要性审查；2018年衔接监察体制改革，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和缺席审判。这一次没有一个单一的主题，但仔细读下来，有一条线索贯穿始终：国家追诉权力每一次作用于人和财产，都要说明理由、接受审查、留下救济出口。

　　作为一名战斗在一线的刑辩律师，我更关心的不是草案“写了什么”，而是这些规定在看守所的会见室、检察官的办公室、法庭的质证环节能否真正落地。本系列共七篇，第一篇讲整体判断，中间五篇分专题展开，最后一篇谈落实。

　　一、这次修改回应的是什么问题

　　立法总是对实践问题的回应。把草案的各项修改放回刑事司法实践中看，至少能对应五个长期存在、却始终难以靠司法解释彻底解决的问题。

　　第一，“构罪即捕”“一押到底”。逮捕的三个条件中，证据条件和刑罚条件相对客观，社会危险性条件却常常被罪名轻重替代。一旦批捕，羁押往往持续到判决，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启动率和变更率长期不高。草案把强制措施的目的、必要性和相适应原则写入法律，要求批捕讯问、定期审查羁押必要性，直指这一问题。

　　第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异化。这一措施本是“减少羁押的替代措施”，实践中却在部分案件里成为比羁押更封闭的办案手段。草案明确监视居住的替代定位，取消对无固定住处者由公安机关指定处所执行的规定。

　　第三，涉企案件中的“查扣冻”过度。超范围、超标的查封冻结，异地办案中的趋利性执法，以及“人放了、钱不退”的现象，近年来已成为营商环境中突出的痛点。最高人民检察院2026年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3月至年底，检察机关监督解除、返还涉企违法“查扣冻”资金26亿余元。草案用一个专门板块规定涉案财物程序，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第四，认罪认罚案件中的“形式化具结”。认罪认罚从宽适用率已经很高，但具结书签署过程是否真正自愿、值班律师是否真正提供了帮助、法院是否只是“照单全收”，一直存在争议。草案要求具结过程同步录音录像，并把法院采纳量刑建议的前提写清楚。

　　第五，庭审对卷宗的依赖。关键证人不出庭、笔录直接宣读、讯问录像调不出来，使“以审判为中心”在不少案件中停留在口号层面。草案扩大证人出庭和讯问录音录像的范围，并把违法收集的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纳入排除范围。

　　二、三条制度主线

　　把七个方面拆开看是零散的，归纳起来，可以看出三条主线。

　　（一）强制权要有目的、有边界、可复查

　　人身强制措施与财产强制措施在草案中同时成为修改重点，背后是同一个原则：比例原则。国家为了保障诉讼可以限制人身和财产，但限制的强度、范围和持续时间，不能超过诉讼目的所必需的限度。对人，看社会危险性；对物，看财产属性和与案件的关联程度。

　　（二）权利要从“宣示”走向“可操作”

　　草案的许多规定并不是创设新权利，而是把已有权利的“最后一公里”补齐：律师会见从看守所“安排”变为“保证四十八小时内见到”；值班律师从“提供法律帮助”变为有权了解案情、会见和阅卷；被害人代理律师获得阅卷权；未成年被害人获得法律援助。权利的价值不在于写在纸上，而在于权利人能够在具体程序节点上实际行使。

　　（三）关键决定要接受程序性审查

　　审查批捕要讯问、要听律师意见；认罪认罚要审查自愿性；涉案财物要进入法庭调查辩论；利害关系人可以提出异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检察机关申诉控告；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需要批准。这些规定的共同指向是：刑事程序中影响人身和财产的重要决定，不能只在办案机关内部审批完成，而要让受影响的人有陈述、异议的机会，并接受外部审查。

　　三、几点值得肯定的立法选择

　　其一，把成熟的制度经验上升为法律。羁押必要性审查、认罪认罚同步录音录像、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涉企查扣冻监督，此前分散在司法解释、部门规范和试点经验中。进入法律后，规范位阶提高，对公安机关同样具有拘束力，律师援引时也更有底气。

　　其二，写明“禁止有罪推定”。现行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学界对其是否等同于无罪推定一直有讨论。草案增加“禁止有罪推定”的表述，虽然只有六个字，但在实践中有具体意义：侦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不是“罪犯”，媒体通报、单位处分、涉案财物处置都不应以有罪为前提。

　　其三，把被害人和案外人纳入程序视野。过去的刑事诉讼法基本是围绕“国家—被追诉人”两方展开的。草案增加被害人法律援助、代理律师阅卷、近亲属请求抗诉，增加涉案财物利害关系人的异议程序，承认了刑事诉讼中存在多元的、独立的利益主体。

　　四、也要看到的局限

　　肯定之外，也有几个问题需要在后续审议中关注。本系列各篇会结合具体制度展开，这里先提纲挈领。

　　第一，草案全文尚未公开，规范强度有待确认。截至本文写作时，草案全文尚未在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意见，目前公开的是新华社等媒体报道的主要内容。一项规定写的是“应当”还是“可以”，有没有“但书”，违反了有什么后果，决定了它能否真正改变实践。

　　第二，程序性后果仍显不足。刑事诉讼法的许多规定之所以落空，根源在于违反程序缺少不利后果。四十八小时没让律师见到人怎么办？该录像的没有录像，讯问笔录还能不能用？羁押必要性定期审查走过场，当事人有什么救济？如果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再好的规定也可能被“打折”执行。

　　第三，部分“类强制措施”仍在视野之外。限制出境、长期“挂案”、对企业负责人的反复传唤，并不属于刑事诉讼法上的五种强制措施，却对当事人的人身自由和企业经营影响极大。草案对强制措施的原则性要求能否延伸适用于这些措施，值得研究。

　　第四，配套资源能否跟上。扩大讯问录像范围、保障四十八小时会见、值班律师阅卷、证人出庭，每一项都需要审讯室、录像设备与存储、值班律师经费和法庭资源的支撑。立法的善意，最终要靠财政和编制兑现。

　　五、对律师和当事人意味着什么

　　对律师而言，工作重心会进一步前移到审前阶段。批捕前的意见、羁押必要性的定期申请、认罪认罚具结前的量刑协商、查扣冻之初的权属证明，都会成为决定案件走向的关键节点。草案提供了更多“抓手”，但抓手要靠律师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附具体的材料去用。

　　对当事人而言，修法不意味着“更容易取保”或者“认罪一定判得更轻”。它带来的是：重要的程序决定需要更充分的理由，当事人有更多参与和表达的机会。能否把制度上的变化转化为个案中的结果，仍然取决于是否及时委托律师、是否在关键节点提出申请、是否提供可以核验的事实材料。

　　下一篇，我们从最直接影响人身自由的制度——逮捕、羁押与监视居住谈起。

　　参考资料

　　[1]新华社：《我国拟修改刑事诉讼法推进刑事法治建设》，新华网，2026年11月2日，https://www.news.cn/legal/20261102/e3032a8ebd1a45829aebdda1df595e0b/c.html。

　　[2]新华社“新华视点”：《禁止有罪推定、完善人身强制措施……刑事诉讼法拟作这些修改》（标题中的省略号为原标题所有），新华网，2026年11月2日，https://www.news.cn/legal/20261102/fe0cadb0132047d9b4bb977063267b1d/c.html。

　　[3]《法治日报》：《55条、7部分主要内容，详解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2026年11月，澎湃新闻转载，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4397506。

　　[4]最高人民检察院：“扎实开展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典型案例及新闻发布会，2026年2月2日，中国新闻网转载，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6/02-02/10563597.shtml。

　　[5]中国日报网：《最高检：2025年3月至年底解除、返还涉企违法“查扣冻”资金26亿余元变更人身强制措施820余人》，2026年2月2日，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602/02/WS69800f22a310942cc499dbc1.html。

　　[6]《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第三次修正）。

　　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构成法律意见。截至本文写作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全文尚未公开，作者未见草案原文，文中对草案内容的介绍和分析，均依据新华社、《法治日报》等媒体已公开报道的内容。草案内容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正式公布的文本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