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案子，律师心理压力肯定要大一些，要比平常的案子费更多精力。首先，案子的社会关注度比较高;其次，面对的控方通常是全国十佳公诉人，他们有强大的法律团队。”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韩嘉毅告诉本刊记者。
         2003年，韩嘉毅曾为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担任辩护人。
         亦有律师向本刊记者透露，尽管这种案子律师费不高，但几乎所有律师都愿意接，“压力大，风险大，一战成名的几率也大” 。

        秦城监狱的会见

         韩嘉毅第一次注意到李嘉廷的名字，是1999年在昆明举行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上，李嘉廷主持开幕式。“我当时还感慨这个省长口才不错，居然亲自主持开幕式。”
         四年后的2003年，韩嘉毅在秦城监狱见到了他的当事人那位“口才不错的省长”。
         在检察机关的指控中，李嘉廷从1994年上半年至2000年7月，利用职务之便，伙同李某或单独收受贿赂款人民币1038万元、港币649万元、美元9.1万元、日元20万元。2001年10月10日，李嘉廷被批准逮捕。
        在韩嘉毅的记忆中，李嘉廷案可算是他近10年来最为和谐的一次辩护经历。
        和这一级别的大部分官员一样，李嘉廷被“双规”一段时间后，转往北京秦城监狱。
        原本“会见难”是律师办理刑事案件中的常见问题，但在这次辩护中，这种情况始终没有发生。
        韩嘉毅记得，在侦查阶段，他每次提出会见要求，最高检察院反贪总局的承办人都会很快予以安排。“有时候承办人出差，不在办公室，他的同事代接了电话。我放下电话不到10分钟，承办人就回电话，一方面进行解释，另一方面跟我商量能不能等他回京后再见面。”
        第一次会见，韩嘉毅和李嘉廷之间只隔着一张桌子。李可以向监管人员要水喝，也可以自由地借用纸笔。在旁负责安全的监管人员通常在看《知音》、《法制日报》等报刊，不会限制律师和当事人的谈话。
        在韩嘉毅的印象中，这样的会见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还很常见，当时，由于场地所限，会面经常是在看守所的院子里，律师可以和犯罪嫌疑人在长廊中溜达着说话。那之后，大部分会见便只能隔着玻璃和栏杆了。
        有律师向本刊记者透露，秦城监狱是一个较为特殊的所在，绿树掩映，山岭叠翠，若不是周围有高大的围墙和持枪峙立的武警，几乎要误以为自己进了别 墅区。亦有律师称，有官员进了秦城监狱后，仍保留着旧有的作风，“他会跟监管人员说，‘你去给我们弄个火锅，今天要改改伙食’;或者是‘小鬼，把门关上， 你想冻死我啊’”。

        开庭时，忘了带被告

        李嘉廷案从阅卷到开庭的过程也颇为“和谐”。
        开庭前，韩嘉毅与控方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方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一系列程序上的交流。
        “法庭提前了解了辩护人有无重要的影响定性、量刑的证据，还了解了被告人的身体状况，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韩嘉毅回忆。
        庭审当天，李嘉廷一身西装、衣着笔挺地出现在被告席上，头发梳得油亮。
        这样的场景并不罕见，2008年3月25日，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案开庭时，陈亦身着一身藏蓝色西装。
        有着丰富刑辩经验的韩嘉毅见惯了大场面，发挥尚算正常。倒是法官，在中途休息20分钟后再开庭时，居然忘记带被告上来。
        “在这种场合下，紧张是很正常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告诉本刊记者，有时上级机构会把最先进的设备安装到一个大法庭和一个小法庭，比如摄像、监控等。这种情况下，法官特别担心自己发挥失常。如果是没见过世面的小律师则根本驾驭不了，甚至会紧张到说不出话。
        韩嘉毅记得，李嘉廷站在被告席上，语气平和，他说自己在庭上所作的一些辩解、一些抗争，并非想要改变判决结果。
        这场“要案”风平浪静后，韩嘉毅总结道，“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没有剑拔弩张的架势，控方的举证非常充分，公诉人对被告人的发问也非常文明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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