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其中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期从五年提高到十年，这引发了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和议论。为此，法制日报社专门采访了北京公检法及律师界人士，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资深刑辩律师朱勇辉于2009年3月2日应邀接受采访，从修改背景、立法效果、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对该罪的修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朱律师谈到，之前群众和舆论对提高该罪刑期的呼声较高，一定程度上是民众认为部分“巨贪”因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而逃脱了贪污、受贿等重罪的处罚。此次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修改，从立法者的本意看，是为了加大政府反腐工作力度，其出发点是好的，国外对此情况也有类似的一些规定。从立法效果上看，此次修改将对“贪官”的侥幸心理产生较大的打击和震慑作用，对反腐倡廉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是，朱律师同时强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一般犯罪不同，其实行的是举证责任倒置，即在司法机关证明当事人存在财产差额的情况下，由当事人自证该差额合法，否则就构成此罪。朱律师认为，鉴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这种特殊性，立法时对其应作严格限定。一方面犯罪主体必须是仅限于国家工作人员，因为国家工作人员掌握公权，对这一特殊主体要求其对自己的财产进行说明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对普通公民不应有类似规定，即使普通公民存在超出收入的巨额财产，该公民也无说明的义务。另一方面，在刑罚上不应处以重刑，因为毕竟司法机关并没有证据证明其差额财产系非法，而只是因被告人无证据证明其合法而 “以非法所得论”，实际只是一种推定。因此，朱律师认为，尽管从反腐工作的需要或顺应民众呼声角度来看，提高该罪刑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对该罪处以较高刑罚是不合适的，十年有期徒刑应该是该罪处罚的极限。针对之前个别人甚至建议将该罪最高刑提高到“无期徒刑”的说法，朱律师认为是坚决不可取的。

    采访中，朱律师还就修正案（七）实施后司法实践中该罪可能出现的问题谈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一是由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不要求司法机关对嫌疑人财产来源的非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可能导致侦查机关将工作重点放在查证财产上，而有意无意放松了对嫌疑人可能存在的“贪污”、“受贿”等犯罪证据的侦查。二是差额财产非“此”（贪污、受贿等）即“彼”（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思维方式，在实践中也可能造成错案的发生。因为当事人的差额财产即使无法说明来源，从逻辑上讲，该差额财产还是有两种可能：一是非法所得，二是合法财产（但当事人基于主客观原因无法讲清来源，或讲清了来源但无法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朱律师指出，实践中关于“明”的标准是产生争议最大的，因为无论是97年刑法还是司法解释以及此次修正案，都没有对财产来源“明”与“不明”的标准进行规定，那么当事人要说明到什么程度才算“明”呢？另外，修正案要求的说明主体是“该国家工作人员”，从字面上理解，应仅限于本人说明，那么该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友能否代为说明？朱律师认为，应当允许亲友代为说明。

    针对以上问题，朱律师从律师角度提出了几点希望和建议：一是希望侦查机关仍然能够把更多的、主要的精力放在对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的调查取证工作上，而不仅仅局限于查证财产；二是希望司法机关谨慎适用此罪，尽管法律要求当事人自证财产合法，但还是应贯彻“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对当事人及其亲友的辩解及提供的线索要做更多的查实工作，只有真正排除了合法收入的可能性，才能定罪。在这个问题上，鉴于往往犯罪嫌疑人都被采取人身羁押措施，无法自行取证证明财产合法，朱律师建议，应当通过立法的形式赋予侦查机关更严格的查证义务；三是建议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财产数额计算方法，对“财产”和“支出”的范围作明确界定。

    最后，朱律师针对目前有人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贪官避风港”的说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朱律师认为，所谓“贪官避风港”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贪官避风港”说法的前提，是这个人已经是“贪官”，但是，实际情况是我们的司法机关并没有证据证明他是贪官，既然贪官都没有被证明存在，“贪官避风港”也就无从谈起了。朱律师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不但不是“避风港”，反而起到了“堵漏洞”的作用。因为鉴于侦查手段、侦查水平等原因，实际上我们不可能获得一切犯罪行为的证据，而定罪必须要有证据，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恰恰弥补了这一不足。当然，也正是因为该罪这一特殊性，决定了它的特定主体和轻刑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