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媒体报道统计，2013年以来，全国各地法院依法矫正重大冤假错案23起,如张氏叔侄强奸案、萧山五青年抢劫案、念斌投毒案、内蒙呼格冤杀案等。从公开的案情看，当初被告都是“有罪供认”；而从矫正的结果看，“所有冤假错案都与刑讯逼供有关”。冤假错案屡屡发生，刑讯逼供屡禁不止，有无有效的方法禁止刑讯逼供、减免冤假错案的发生？笔者作为律师，总结了自己和同事近几年成功预防冤假错案的案例、研究我国法律机构出台的预防冤假错案的法律规定，认为：严格实施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是预防刑讯逼供、预防冤假错案发生的重要措施。
同步录音录像，是发现非法审讯证据促成无罪判决的“利器”
同步录音录像，是指运用摄录设备对刑事侦查过程进行同步摄录，客观真实地记录刑事侦查过程的活动。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5年就颁布了“职务犯罪案件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2012年《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重大案件应当同步录音录像”。司法实践中，多数重大案件、职务犯罪案件的卷宗中，都有同步录音录像。
日前，笔者在办理苏州秦某单位行贿案中利用同步录音录像中发现的证据，向法院提起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法院面对录像中客观记录的非法审讯的视频片段，以非法证据排除了被告人28份有罪供述，否决了检察机关起诉的80万元行贿的指控。
被告人秦某是某建筑公司的老板，因当地纪委、检察院查办某副区长、房产局局长贪污案被卷进案件，被逼编造向领导行贿百余万元的犯罪事实。辩护人通过查阅40余盘审讯录像，发现了大量办案人员刑讯逼供、变相刑讯逼供的视频片段。如：审讯录像中有被告人“被蒙着头套、拖进审讯室”的片段；录像记载了办案人员对被告威逼利诱的话语；录像显示办案人员对被告连续夜审不让被告睡觉的“熬鹰式”审讯过程。面对这些有图有音的客观记录，公诉机关无言辩驳，法院对相关的被告有罪供述不予以认定，驳回了公诉机关的大部分犯罪指控。
笔者同事所做的某中级法院院长受贿案二审，审讯录像完整反映了办案人员“指供审讯”（即被告人在侦查人员指示下作符合侦查意图的供述）的事实，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最后检察院撤诉结案。
同步录音录像具有客观性、动态性的特征，如果辩护律师或法官从录音录像中发现“刑讯逼供、威胁利诱、记录不实”等非法审讯的记载，相关的被告供述、证人陈述就会被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相关的犯罪指控被否决，侦查机关或公诉机关也无可辩驳。
客观地讲，通过录音录像发现非法证据而导致无罪的案例极为少数。虽然我国法律机构对严禁刑讯逼供、审讯要同步录音录像早有规定，但是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不按规定同步录音录像、对被告人或证人非法审讯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又是为什么呢？
立法缺陷，导致同步录音录像规定成为“纸上法律”
早在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就颁布了《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颁布《排除非法证据规定》、《死刑案件证据规定》；
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
2013年8月，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规定，“除情况紧急必须现场讯问外，应当在规定的办案场所进行；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讯问应当在看守所讯问室进行并全程同步录音或者录像”。
上述法律、法律文件，对于录音录像制度逐步明确、规范和升级，都明确了“应当”录音录像的要求。但是，这些法律规定都缺失一个重要条款：法律责任和后果。即，对于违反规定、不录像或不按规定录像的行为和人员，应当承担什么责任，相应的法律后果是什么？“没有法律责任的规则没有强制力”，于是，司法实践中，关于录音录像的规定束之高阁，办案人员违反录音录像规定、刑讯逼供造冤案的现象屡屡发生。例如：
选择性录像：对于被告认罪的过程录像，而不认罪的部分不录像；或者对暴力逼供变相逼供的过程不录像，“被告被打服了认罪了再录像”；
剪辑处理录像：事后检查录像视频，对录像中存在的非法审讯片段进行剪辑、静音、打马赛克等技术处理；
不提供录像：侦查机关有录像但拒不随卷移送，公检法配合不让辩护人看录像，有录像法院拒绝当庭播放，等等。
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冤假错案屡屡发生，除了“公检法办案一条龙”的司法痼疾和“有罪推定”的错误观念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难以发现或证明刑讯逼供。控辩审三方所见到的预审卷宗，均是记录被告陈述的结果、签字按手印的书面材料。这些材料是否是被告的真实供述、有无刑讯逼供非法审讯的问题，除了被告人知道，侦查机关不承认，律师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这一问题的产生，与侦讯过程中同步录音录像的缺失或不规范有直接的关系。而法律法规对于违反录音录像规定的行为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更谈不上追究责任问题，导致侦查机关并不在意录音录像的规定，刑讯逼供、制造冤案的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
解决上述问题，即如何使同步录音录像的法律制度不再是“纸上谈兵”，需要更加细致可行的配套制度，需要赋予法院对同步录音录像问题更大、更直接的裁判权，倒逼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在侦查、检察部门的落实。
未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对讯问过程同步录音录像取得的证据，不作为定罪依据
近几年出现的佘祥林、赵作海、呼格吉勒图等冤案的平反昭雪，挑战了人们对刑讯逼供、冤假错案的神经底线，引起了国家最高层面的关注。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法治中国”部分提出：“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表述“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再次决定“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
可以说，解决刑讯逼供、冤假错案的问题，上升到了保障公民人权、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法治国家的高度。为了落实严禁刑讯逼供、非法审讯的法律制度，使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则不再是“纸上法律”，最高人民法院等法律部门近期协商制定了《关于刑事审判中严格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关问题的决定》，目前已形成征求意见稿，即将颁布实施。
该《决定》（意见稿）在重申《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法律文件关于排除非法证据的原则规定基础上，对刑讯逼供、变相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作出了更广泛的界定，强调非法证据的法律后果，例如，将冻、饿、烤、晒、疲劳审讯、催眠、使用药物等变相刑讯逼供方式、威胁近亲属权益、未在规定场所审讯、未依法全程录像、均界定为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而对于同步录音录像问题，这份《决定》在五个条款中、以数以百计的文字作出规定，例如：
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对讯问过程录音录像；
侦查机关应当随案移送录音录像；
录音录像应当对每一次讯问全程同步进行，不得选择性录制，不得剪辑、删改；
录音录像应当自提押犯罪嫌疑人讯问时开始，到犯罪嫌疑人签字结束；
辩护律师自检察院审查起诉时起，可以查阅、复制录音录像。
而早在201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已明确规定，“未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对讯问过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取得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这样，同步录音录像问题，从司法规则的角度，已经形成了规范明确、后果明确的“立法”体系。对于违反规定，没有依法录音录像、没有全程录像、做过技术处理的录像所对应的供述，律师完全可以“有法可依”地提出排非申请，法院可以依法作出“有罪供述不予认定，相关指控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漫使鞭笞之讯，致多枉纵之狱”，刑讯逼供，制造冤案，冤枉无辜，放纵罪犯，蔑视司法原则，削弱司法权威，是一个侵犯公民人权、制造社会矛盾、影响国家法治发展的司法顽疾。而“预防刑讯逼供，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一个是律师在场制度”，某位法学专家说。如果说“律师在场制度”可能因为部分地区缺少律师等客观原因难以规范到位，但是各地侦查机关的“录音录像”条件已经不难实现。而随着“录音录像制度”法律责任的明确和执行，办案过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也会逐步落实。客观记录侦查审讯过程的同步录音录像，既有利于固定证据，查实和指控犯罪，也有利于保护办案人员的合法权益，避免被审讯人员事后诬陷，也能够很大程度上规范办案人员“胡作非为”，预防刑讯逼供或变相非法审讯，预防冤假错案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