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一年多以前重庆王立军刚出事时，在一个会上我讲了一个观点——我感觉中国法治的春天可能要提前到来，当时有些人质疑，能否提前到来。我的理由是王薄事件会引起法治环境的反弹，王立军立了“头功”，薄熙来立了“大功”。为什么？新中国的法治是怎么来的？是十年动乱带来的。痛定思痛，老干部被整得太苦，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法治破坏殆尽，这样才提出依法治国。结果三十多年过去，“好了伤疤忘了疼”，特别是有些年轻人不知道文革灾难的惨痛教训，这时候“王薄事件”敲了很响亮的一记警钟：再不反思，“文化大革命”就要“复辟”了！现在看来这个愿望有可能实现了，至少春风已经吹过来了。我提这个故事是想说明中国下一步要想发展，不讲法治、不讲民主、不讲真话、不办实事很难往下走，走不出去了。现在十八大的春风吹过来了，有很多可以研究的、可以引起我们兴奋的一些提法，确实可以审慎地乐观。
我注意到十八大上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一句话，我特别注意这句话，在十八大三中全会《决定》里也用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大家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句话这么重视，主要是因为我的体会太深了。前面说司法倒退，我的感受很深，十年前那时候，大家看到了很多改革的希望，后来出现倒退，大踏步地倒退，在某个掌握权力者的控制下大倒退。那些年我最明显的感受受到很多人的劝告，包括很多高层领导，“说老田你干嘛对个案那么较真？老是揪住个案不放？怎么就不能够讲政治、顾大局呢？”我经常受到这种质疑和劝告。大家想想，没有个案公正哪来的司法公正？所谓“讲政治、顾大局、识大体”中的“顾”是什么？表面上说是为了国家维稳、国家政权的需要，实际是个别权力人的利益需求。所以我认为习近平讲这句话不是简单一句话，反映了观念的转变，价值观的重塑。
由此我想到一件事。文化大革命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大河没水小河干，大河有水小河满”，号召大家有集体主义精神，往大河里填水，别只顾自己家的小河。我也跟着喊了十几年。后来我越琢磨越不对：大河和小河什么关系？小河组成大河还是大河组成小河？整个逻辑颠倒了。我们不顾个案公正来顾所谓“大局”，这跟大河、小河的关系一样，这是四人帮的口号，我们喊了十几年震天响，后来才明白不对。但现在现实中这样的错误比比皆是，比如“三个至上”，如何至上？逻辑关系就不对嘛，但因没有思考没有琢磨就这么做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所以习近平这一句话和后面的《决定》确实反映了观念的转变，这是很好的一件事。
接下来谈谈独立司法问题。司法独立和独立司法还不一样，现在只是讲独立司法，没有讲司法独立，我围绕独立司法来讲。昨天晚上《民主法制》和东方卫视两个电话采访我，司法体制原来是地方自管，现在弄到省管，这是一个大进步，但只进了半步。为什么没到中央直管？本来中央应该插到底，但有阻力，就提到省里，毕竟提高了一点层次，还是有进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可以进一步发展下去，最后能够争取过渡到中央直管会更好。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办案提成”。公检法机关办案从赃款中可以提留很大一部分作为经费，这是非常可怕、非常严重的问题，可以推动办案机关去“制造案件”。我不知道《决定》是否包括办案经费怎么解决的问题，我认为必须把案款提留制度彻底废除，办案机关怎么能从赃款中提留钱做经费呢？这个问题希望能得到解决。
现在提审判独立问题。怎么独立？目前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强调庭审中心主义。过去是庭审虚无，庭审是虚的，走过场，现在强调庭审中心主义是一个好事，是一个进步。但庭审中心主义怎么实现？第一，独立审判应当先做到法院独立，最后过渡到法官独立，对此我非常赞同，只有法官独立才能真正实现独立审判。但法官独立的同时要防止另外一个问题，比如庭审中心主义中法庭不能导致庭审集权，但法官集权思想越来越重，广西北海案、贵州小河案就暴露出一些问题。现在“辩审”关系日趋紧张，值得重视。不久前，我在最高法开座谈会时提到：辩审关系紧张必须引起重视，为什么？“控辩”关系冲突是正常现象，但我没有听说过哪个国家辩审关系有这么紧张的。出现这种现象说明是一种病态，不应该发生。原因在哪儿？我毫不掩饰地、坦诚地讲，主要责任在法官。律师不是没有毛病，但主要责任在法官，为什么？地位决定的，法官是法庭的主宰，律师只有通过法官的认可才能实现他的目标，哪有律师主动找法官毛病的？如果说个别律师脑子进水了可以，那么多律师都进水了？如果说律师找法官闹事无疑是耗子找猫闹事在逻辑上说不通。所以这个问题必须由法官反思，这个观点最高法院领导表示认可。但十来年养成的毛病一下子改不了，最近我听到一些地方开庭，又有法官把律师抬出法庭、不让律师发言，这种情况很严重，怎么办？
除了法官的态度，还有法官的观念。现在形成冤案的原因除了司法腐败外，正常情况下有三个主要原因：权力干预、非法取证、法官观念滞后，很多法官观念滞后到不可想象的程度。比如前些年南京彭宇案“做好事帮人”被冤判，这种事十年多前我就遇到过，也是在南京的法院。那时候中央电视台让我去现场评论，让我批评原告，幸好我慎重，跟我讲讲怎么回事？看了庭审录像，情况是，一个中年妇女自述她在街上碰到一个老太太倒在地上受伤，她把老太太扶起送到医院，而且垫付2000块钱住院费并安顿好。这时候老太太的子女来了，老太太和子女一起说是这个妇女撞的老太太。后来发生了纠纷，老太太要求负担所有费用。后来妇女把老太太告上法庭，诉求是还2000块钱。南京玄武区法院开庭，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让妇女举证证明她没有撞到老太太。妇女找了三个证人说不清楚，只说看到了老太太倒在地上，没说撞也没说没撞。这个事不可能说清楚，这个举证就像让你举证你没杀人一样，你本来没杀，怎么证明你没杀呢？反过来，让被告老太太举证，证明中年妇女撞倒了老太太，老太太找了三个人也说不清楚。最后以原告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原告的请求。中央台让我当场批评妇女觉悟不高、说这个妇女不对，法院判决是对的。我一听，这不是反了？谁主张谁举证，主张什么、举什么证？妇女举证说我给你两千块钱了，有没有？承不承认？你不承认，我举证，承认了，就不必举证了。老太太说你付的2000元钱不够，还需要，不仅不会还你，还得给我赔钱。为什么？因为你撞了我，这时候举证责任就到老太太那儿了。最后应该是被告老太太举证不能、证据不足，应该是老太太败诉才对。这个事在十年后又出现了，某次开年会又提到这个事，居然所有法官都说他们委屈。我说都是法院判决惹的祸，因为这种判决颠倒了举证责任导致了整个社会道德观念的扭曲，后果非常严重。
后来深圳定了一个原则：凡是这种事，要由被救助人承担举证责任。这一下深圳人敢做好事了。就这么点事，第一反映了水平问题，第二反映社会影响巨大导致整个社会道德观念的扭曲。民事案件尚且如此，刑事案件更不用说了，怎么办？我觉得法官独立是必须的，接下来是加强制约机制，舆论监督。可恰恰现在舆论监督越来越受到限制，这是一个大问题，前几年在美国开会，问了台湾法官：你们怎么解决司法腐败问题？他们的回答非常简单：第一待遇高，而且退休以后待遇再加一倍；第二，媒体监督，法官每一个判词向媒体、向全社会公开。可以随时评论、职责。一旦被查出问题，身败名裂。可中国大陆恰恰相反，媒体监督不足。我自己被媒体捧过也被媒体害过，“成也媒体败也媒体”。、但我认为对媒体不能控制，媒体就是要说话的，她说她的，你判你的，媒体说得是否正确，你身正不怕影子斜，为什么要害怕？所谓的“媒体审判、舆论杀人”？不对！责任在谁？在法院！媒体可能说错了，但只要不造谣诽谤，她的任何评价都是可以的，中国大陆现在做不到。所以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放开媒体，让媒体真正发挥监督作用。如果动辄禁言，后果不堪设想。
（本文为蓟门决策58期的发言修改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