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为，正义的实现，不仅靠看得见的大动作，还有赖对具体问题的解决，对细节的落实。这里就“八孩母”案简单谈两个具体问题，也是拐卖类案件中的常见问题：监护及追诉时效，前者事关对弱者的切实保护，后者关乎对侵害行为的合法评价。

　　就此案来看，能够为杨某提供帮助的有几方力量：一方来自社会，主要是网络上有良知、愿发声的人，有的还曾到现场提供帮助，现在已经很难了。另一方是权力部门，正全力查办案件，回应社会关注，当然，还要考虑如何维护稳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还有一方，就是这位妇女的亲属(以及所在村子里的宗族)，事件曝光后，其亲属只流露出两个诉求：她的长子不希望外界干扰，他的丈夫不断要钱（现在没有机会了）而杨某本人，已得到初步的救治、看护。

　　如杨某这一类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即使经过治疗有所好转，大概率还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她不仅需要生存和健康保障，还需要得到全面的权益维护，包括对其个人财物、私人用品的保管，制订今后避免遭受侵害的方案，提出相关的诉求（赔偿等）等等，这些都是监护人的职责。她应该获得一位合格的、具有明确法律地位的监护人。

　　按照法定监护人的顺序，第一位顺序是“配偶”，就是她的丈夫董某，作为涉嫌侵害她的犯罪嫌疑人，应撤销其监护人资格。第二顺序为“父母、子女”，从已发布的信息看，其父母早亡多年，八个子女多是未成年人，其长子为成年人，似乎缺乏相应的监护能力。第三位顺序监护人为“其他亲属”，从杨某多年的境遇看，丈夫董某一方的亲属不合适，据报，已找到的杨某亲属远在外地，失联几十年，在客观条件和个人意愿方面，恐难履行监护职责。按法律规定，第四顺序监护人由有监护意愿的个人或者组织担任，目前看很难选择，而且法律规定，要经过当地居委会、村委会或者民政部门的同意。

　　那么有无其他救济途径？《民法典》还设有公职监护人制度，规定在监护人缺位的情况下，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的居委会、村委会担任。现在政府有关部门在履行一定的临时监护职责，看来如无合适的人选，未来只能由当地民政部、村委会担任公职监护人了。

　　目前关于杨某的子女、家中老人已有监护的方案，杨某在健康、安全上获得一定保障，但如何让保障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她所遭受的巨大损失能否获得赔偿，其人格尊严、自由如何获得终身维护，怎样避免不法侵害，获得专业人士的帮助，除依靠政府、公众，还有赖于有能力、有担当的个人或相应的社会组织到位，充分行使监护权，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就侵害行为看，很多观点把解决的入手点放在加重刑罚上，这多出于犯罪预防的考虑，对于尚未立案、尚未办结的拐卖类案件，更需要从执法角度解决，当然，执法不单是法律问题。拐卖类案件普遍取证困难，在执法中如何做到避免干预，全力查明案情，对涉嫌行为调查到何时、何地、何人，是否考虑回避（包括整体回避），在审查中如何确定嫌疑人范围，选取罪名，避免漏罪等等，远比立法修改要难。又如对追诉时效的审查，是拐卖类案件执法的一个关键环节，不少犯罪嫌疑人因追诉时效已过未被刑事追责。

　　对看似已过追诉时效的行为，不宜简单放弃，应考虑追诉时效中断的各种情形。以本案为例，官方通报显示，目前对董某选择的立案涉嫌罪名为非法拘禁罪，另两位嫌疑人的涉嫌罪名是拐卖妇女罪。按通报介绍，杨某被带到江苏是在1986年，这有可能是她被拐卖的最早时间，他被董某带走的具体时间通报里没有明确，有关报道称，杨、董二人的长子有二十三岁，表明她被董某带走的时间应在2000年之前的两三年。如果董某确有收买被拐卖妇女行为，其涉嫌行为发生在二十几年前，公案机关从未就此立案，也无人控告，不存在追诉时效延长的情形。

　　杨某是被董某买走，还是“捡”来的，尚在核实，如杨某当时已患有精神障碍，没有相应的辨别、自制和自卫能力，那么无论是“买”、还是“捡”，董某将其带回、长期限制其人身自由，就涉嫌构成非法拘禁罪，非法拘禁为持续状态，杨某依法脱离被拘禁状态之日，才是该罪追诉时效起算日。因非法拘禁行为发生在收买被拐卖妇女行为的追诉期限内，那么收买被拐卖妇女罪此前的时效期间符合中断条件，应重新计算。董某的涉嫌行为刚被以非法拘禁立案，所以，收买被拐卖妇女行为的追诉期限还未到期。

　　至于类似本案中涉嫌强奸的行为，现场证据已灭失，如有亲子鉴定结果及孩子年龄证明，可以确定行为发生的时间，由此不难对追诉时效作出判断。对于超过追诉时效的涉嫌强奸行为，要考虑前后涉嫌犯罪行为间可能存在的连续、牵连关系来判断。更大的难点在于对被害妇女患有精神障碍疾病的调查，需查证其发病时间，如确认发生性行为时妇女为精神病人，推定其不具有性的自我决定权，未征得女性同意，罪名即成立。

　　对拐卖类案件中涉嫌构成故意伤害罪、虐待罪行为，以及其他涉嫌行为，同样需要从行为关系、犯罪形态等角度来考虑追诉时效问题。

　　拐卖类案件从来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但就个案而言，还是要“用足法律”，希望在个案中不忘对弱者的关怀，保障其法定权利得以充分行使，对作恶者的追究、惩处，也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这才是具体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