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18日下午，时值国际博物馆日，由北京律师法学研究会、北京知识产权研究会博物馆专业委员会与数字瀛和联合主办，中国律师博物馆与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协办的「法律文化与博物馆发展高端研讨会」圆满召开。

　　本次研讨会采用“线下+线上”相结合的形式，在疫情依然严峻的当下，中国律师博物馆（以下简称“律师博物馆”）联合法律界同仁、博物馆专家，发起一场线上研讨，十几位颇有建树的行业嘉宾结合自身专业，探讨法律文化与博物馆行业的融合与发展。六家平台同步直播与转播，吸引了万余人次实时观看，共同领略“博物馆的力量”。

　　以下为田文昌律师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刊发以飨大家。

　　“从对法治概念的认同走向对法治理念的认同，正是我们努力实现的目标和任务。”田文昌对律师博物馆的建立表示肯定，并强调了其在传承法律文化上的重要价值，“律师博物馆的建立恰逢其时，势在必行，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触和感慨，中国律师行业太需要这样的博物馆！中国律师的历史较为短暂，仅有一百余年，这在世界法治历史洪流中是绝无仅有的。正是由于这样的现实状况，直接导致了社会各界对我们律师群体的认识和评价都难免偏颇，律师博物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能够受邀参加今天的研讨会，我是深感欣慰，这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感触。因为我们中国律师博物馆的建立，恰逢其时，而且势在必行。首先，我要对参与创建中国律师博物馆的各位同行和领导们表示感谢。你们立了大功，功不可没。因为中国律师界太需要这样的律师博物馆了。

　　律师博物馆建立了几年，未来如何发展，如何壮大，如何宣传，如何更进一步的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包括我们律师法律文化的发展，应当好好的研讨和论证。

　　针对这个问题，我谈两点感触，跟大家分享。

　　第一点感触，我们律师博物馆的建立，太重要了，为什么这么讲？刚才前面几位都讲过了，我们的中国律师的历史太短，1912年才开始，整整110年以前，这在全世界律师和法治历史上是个奇葩。大家都知道在西方社会，古罗马时期就有律师制度的雏形，后来不断得到发展，封建社会的时候已经有了律师制度，而且已经有了律师学院了。到了资本主义时期，几百年高度发展。而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律师制度，在1912年以前所谓的讼师，那根本就不是律师，按照现在的话讲，就是支个桌子，立个牌子，在大街上给人家写状子的非法经营者，根本没有正当的法律地位，更没有法庭上发言的权利。所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律师制度发展到今天只有110年，这是全世界法治史上绝无仅有的一种现象。

　　接下来又几次中断，几次波折。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取消了律师制度。1954年学习苏联经验，又组建律师制度。张思之大律师就是当时受命组建律师制度的创始人之一，是我们的老前辈，结果后来到了1957年，中国仅有的2000多个律师，基本上都被打成右派，张思之老先生也不例外，首当其冲，也成了右派。从1957年到1979年二十二年，又是中断的。1979年到现在，40多年，我们的中国的律师制度，与其说恢复，不如说是重建。这四十几年算是以超常的速度快速发展的，从无到有，形成今天有60万之众的中国律师队伍，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成就。但是成就的背后反映了我们中国律师的历史实在太短。正由于这种历史过于短暂的状态，造成中国人对律师的了解太少。我们都深有感触，社会各界对我们律师的认识和评价，什么都有。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历史博物馆十分重要，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律师，理解律师，所以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也是我非常有感触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我说的第一点感触。

　　第二点感触，谈谈法律文化。

　　第一，律师博物馆的建立，对我们弘扬中国的法律文化同样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的法治历史也很短，虽然没有律师历史这么短，但是中国的法治历史依然很短，这个在全世界也是很少见的。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一直是人治社会，人治的理念根深蒂固。

　　第二，我们历史上曾经有过儒法之争，有些人有一种误解，说我们当时的法家就是法治。实际上儒法之争中的法家本质上也是人治，只不过是他强调了法律制度的重要性，用法律制度来管老百姓，而不是用法律来治理国家。

　　第三，新中国建国前30年依然是人治社会，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公开宣扬是人治社会，否定法治。

　　第四，1979年是一个划时代的时期，1979年改革开放，全国经过了一场人治与法治的大讨论，只有少数年龄大的人，至少65岁以上的人可能有过那种机会。我当时参与了那场讨论，在我刚读研的前期，79年80年的时候。大家可能不知道，那个时候的讨论有一两年的时间，讨论很激烈，全国上下，各种理论界和实务界，反对法治的声音占多数。他们认为，法是人定的，徒法不足以自行，没有人哪来的空泛的法治。经过了激烈的讨论、争论以后开始走向法制，但是只是向法治社会迈出了半步。为什么？当时其实是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做法，变成了法制，而不是法治，就是由人治走向法律制度的管理。实际上法制并没有真正突破人治的理念框架，法制的本质还是人治。

　　第五，直到本世纪初，终于实现了由法制向法治的转变。我记得我们学术界的法治三老，江平教授、李步云教授和郭道辉教授，和一些其他前辈法学家们呼吁了争取了20年，当然也包括实务界一些领导人，20年的时间，终于实现从法制向法治的转变。也就是说，直到本世纪初，才真正实现了法治。到今天为止，我们中国社会，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官到民，在全社会层面上已经认同了法治，也可以说，从本世纪初期已经认同了法治。但是认同了什么样的法治？这些年来很多现象表明，认同的是法治的概念，而并没有实现法治理念的真正转变。以至于我们现在社会上以法治之名，行人治之实的各种现象还到处可见，甚至司空见惯，这正是我们现在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所以说中国社会人治理念根深蒂固，法治的理念困惑重重。我认为严格意义上，从理念这个层面，中国社会还没有真正进入到法治社会。

　　分析了这些现象，回顾了这些历史之后，就可以更进一步认识到：弘扬法律文化，就是宣传法治，研究法治理念，深究法治理念与人治理念在本质上的差别和具体问题上的差别，剖析人们长期被人治理念束缚的深层原因，以此来推动中国社会从对法治概念的认同走向对法治理念的认同。

　　我们从人治到法治，经过几千年；实现对法治概念的认同，经过了40年；其中从法制到法治，经过了20年。那么从对法治概念的认同走向对法治理念的认同，从现在算起，还要经过多少年？如何加快这种转变的速度，这正是我们要实现的目标和任务，也应当是律师博物馆的使命和任务。

　　只有当人们由对法治概念的认同而走向了对法治理念的认同，只有当人们普遍接受了法治的理念，并且能够自觉地依照法治理念行事的时候，中国社会才能进入真正的法治社会。而实现这个目标，正是中国律师和所有法律人应当共同努力的方向和肩负的任务。

　　所以我希望并且相信，中国律师博物馆能够为实现这个目标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我本人也愿意为此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和贡献。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