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给罪犯花钱看病，为什么感觉不对？

　　2002年，美国一个两度被判有罪的31岁盗贼，由于病毒感染而导致心脏瓣膜受损。因病情危急被排在心脏移植手术名单的前列。心脏移植的器官供体十分紧缺并且昂贵，该罪犯大约100多万美元的手术费用都由纳税人承担。这件事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及质疑，有记者表示，这对像他父亲那样的守法公民一点也不公平，他父亲靠劳动生活，也患有心脏病，连医疗保险也被取消了，他甚至说父母应该想办法弄一个面具，去银行抢劫。[1]

　　上述案例之所以引起伦理争议，一个疑问来自病人“罪犯”的身份，而“罪犯”本身意味着法律和道德上的否定评价。既然如此，难道不是应该让他接受惩罚，为什么还要悉心照料他的健康？另外一个疑问，是他享受的医疗待遇，似乎比守法公民还好！这显然超出一般人朴素的公平观念。

　　二、基本理念：保障人权，“罪刑法定”

　　对于第一个疑问，现代法治原则“罪刑法定”是一个回答。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一般认为，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基础主要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或者说是民主与自由。”[2]国家作为一种保障自由的必要之恶，民众让渡出一部分权利，通过社会契约构建的公意代表；国家主权“不会超出、也不能超出公共约定的界限”，“法律乃是公意的行为”“法律只不过是我们自己意志的记录”[3]刑法是国民意志的体现，刑法的处罚是对一个公民自由、生命、财产、名誉等重大权益的合法剥夺；为了限制公权力滥用，防止“利维坦”吞噬一切，保障公民权利，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刑罚形式上遵守法律主义、禁止事后法、禁止类推解释、禁止不定期刑，实质上要求明确性和内容适当均衡。[4]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第2款规定：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在其发生时依国家法或国际法均不构成刑事罪者，不得被判为犯有刑事罪。刑罚不得重于犯罪时适用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罪犯已经被施加刑罚，刑罚之外的基本权利并没有减损，应和普通公民一致。而健康权是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之一。有学者总结了我国宪法上健康权的规范内涵：第一，公民健康不受侵犯。第二，公民在患病时有权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医疗照护、物质给付和其他服务。第三，国家应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体育事业、保护生活和生态环境，从而保护和促进公民健康。[5]同时，如果故意漠视罪犯的痛苦可能被认为不寻常的惩罚【Estelle v.Gamble,429 U.S.97(1976)】。

　　三、基本理念：预防犯罪，改过自新

　　对于第一个疑问，第二个回应的角度是社会防卫的刑事政策。

　　纵观人类古代社会，野蛮、残酷是其刑罚制度的鲜明特色，中外各国概莫能外。[6]究其原因，是报复主义和威吓主义的刑事政策。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重新发现了人的价值。刑事政策的变革也随之发生，被称为近代刑法学的开创者贝卡利亚提出：“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7]“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高明，这乃是一切优秀立法的主要目的。从全面计量生活的幸福和灾难来讲，立法是一门艺术，它引导人们去享受最大限度的幸福，或者说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们可能遭遇的不幸。”[8]为了反对报应主义，德国学者冯·李斯特刑罚目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其一句名言中:“矫正可以矫正的罪犯，不能矫正的不使其为害。”，通过教育改造，让其消除危险性，重新回归社会。社会防卫运动领军人物——法国学者安塞尔，将其自己学说概称为“人道主义的刑事政策运动”，“安塞尔坚决反对传统的报复性惩罚制度，积极主张刑法应注重保护个人权利，提高人类价值。他认为，犯罪人具有再社会化的权利，刑事政策的目标不是要把犯罪人排斥在社会之外，而是应当尽一切努力将犯罪人重新纳入社会，同时，对罪犯的再社会化过程只能通过增加刑法的人道化来实现，刑法必须在确保犯罪人作为一个人而享有的权利基础上，积极唤起犯罪人的一切积极因素，努力恢复犯罪人的自信和个人责任感。”[9]社会防卫理念体现了人道主义的思想，也体现了刑罚效益的考量。

　　上述两个理念被贯彻在国际公约和国内法律中。《联合国罪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纳尔逊·曼德拉规则）规则1：对待所有罪犯，均应尊重其作为人所固有的尊严和价值。任何罪犯均不应遭受——且所有罪犯均应得到保护以免遭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规则24:1.为罪犯提供医疗保健是国家的责任。罪犯应享有的医疗保健标准应与在社区中能够享有的相同，并应能够免费获得必要的医疗保健服务，不因其法律地位而受到歧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7条第1款：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

　　四、保障到什么程度是合适的？

　　通过以上分析，一个容易得出的结论是：罪犯在健康权利方面应该和一般公民别无二致。（以下称为“等同原则”）目前中国的制度安排也大体遵循这一原则。每个监狱都设有罪犯医院或卫生所，各省(区、市)监狱局都设有至少一所中心医院，所有监狱医疗机构都按照标准设置相应医疗科室，配备相应数量的专职医护人员和医疗设施、设备，并设有住院病床，为罪犯提供医疗救治服务。[10]并且目前社会医疗资源也逐步纳入罪犯医疗体系。[11]司法部《关于加强监狱生活卫生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司发通〔2014〕114号)规定：监狱应当参照当地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标准，保障罪犯的基本医疗。省（区、市）监狱管理局应当全额保障罪犯基本医疗经费。罪犯医疗经费不足，可以推行罪犯狱内大病统筹制度。具备条件的省份，可以试行罪犯加入城镇居民医保或新农合医保。对于监外执行的罪犯，暂予监外执行期间的生活、医疗和护理等费用自理。

　　根据等同原则，罪犯在健康权利方面低于或者高于一般公民都没有伦理基础。那么，对于案例情况的第二个疑问如何回应？这个疑问背后其实存在误解。作为一般公民，在需要紧急救治的情形下，能否支付费用也不是其获得治疗的前提条件。以中国为例，医师法规定“医师应当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对需要紧急救治的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对于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确或无力支付相应费用的患者，医疗机构对其紧急救治所发生的费用，可向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申请补助。[12]

　　再举一例。一个死刑犯在执行死刑路上突发心脏病，是否应该进行救治？那些觉得不必要的观点，实质是说“不合算”，一个经济上成本-收益的考量。然而应该考虑的是，随着行刑车辆的启动，罪犯的健康权就突然减弱或者干脆消失了吗？按照等同原则，行刑路上或者一周前、一个月前、一年前，时间并不影响他享有的权利。如果考虑经济账本，大量的权利必然也随之滑坡式减损。更不用说，按照法律，在执行前，如果发现可能有错误，应当暂停执行。

　　五、结语

　　基于人权思想演化出的罪刑法定原则和社会防卫的刑事政策，可以推导出罪犯和普通公民一样享有健康权。纳尔逊·曼德拉曾言：据说一个人只有被关进监狱后才能真正了解这个国家。评判一个国家的好坏不应看它如何对待自己最高等的公民，而要看它如何对待其最低等的公民。罪犯享有的健康权实现程度，一定意义上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文明程度和经济水平。

　　注释：

　　[1]新浪网.罪犯“依法”换心脏[EB/OL].2003年9月29日[2023年12月3日].https://news.sina.com.cn/o/2003-09-29/0707838971s.shtml
　　[2]张明楷.刑法学[M].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51.
　　[3]【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舞译,2003年3月修订第三版.北京:商务印刷馆,2005年4月:41-47.
　　[4]张明楷.刑法学[M].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53-61.
　　[5]焦洪昌.论作为基本权利的健康权[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0,(01):12-19+158.
　　[6]冯卫国.行刑社会化论纲[D].北京大学,2002.
　　[7]［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著.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2008年11月第1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49.
　　[8]［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著.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2008年11月第1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138.
　　[9]冯卫国.行刑社会化论纲[D].北京大学,2002.
　　[10]李豫黔.我国监狱罪犯生活与卫生工作新进展[J].犯罪与改造研究,2014,(01):57-59.
　　[11]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司法部对全国政协十三届第二次会议第0167号（政治法律类009号）提案答复的函[EB/OL].2019年11月25日[2023年12月4日].http://www.moj.gov.cn/pub/sfbgwapp/zwgk/zwgkjyta/202105/t20210517_396510.html.
　　[1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15号）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