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影简介

　　

　　2002年9月21日，广东省台平市发生一起恶性入室抢劫、强奸、杀人案件，被害者是一名女中学生，因案件影响重大，故该案交由屡立功绩的三大队负责。三大队队长程兵，团队成员分别为：张青良、马振坤、蔡彬、廖健成、徐一舟。在勘察案发现场时，程兵通过被害人扣子上的指纹，很快锁定犯罪嫌疑人王大勇、王二勇兄弟，并立即展开了抓捕行动，不久三大队抓获了被群众殴打的王大勇。在审讯王大勇期间，程兵等人得知张青良因被王二勇撞击而突发脑溢血死亡，三大队成员为尽快从王大勇口中获取王二勇的线索，采取了刑讯逼供的方式致王大勇死亡，三大队五名成员也因此被判入狱。

　　二、关于理想

　　程兵出狱后，出于职业的责任心、被害者及其家人的遭遇、师父的牺牲等因素，毅然决然踏上追凶之路，此时的三大队成员都已“放下”过去，开启了新的生活，但受程兵精神的感召，加之本身未曾真正放下，他们再次组成了新的三大队。对于曾经的三大队而言，将每个案件侦破、每个凶手绳之以法是一种“理想”，他们有过一个又一个的理想，也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理想。但那些曾经的理想相较于“将王二勇绳之以法”的理想而言，似乎没有那么的刻骨铭心、悲壮慷慨，因为这个理想是经过岁月磨砺、现实摧残后依旧保持不变的。

　　三、未竟之理想

　　在程兵将王二勇抓捕归案之前，三大队成员心中都有一个未竟之理想，这是值得被关注的地方，也是容易被忽视的地方。按照时间线的顺序来梳理，我们可以作以下展开：

　　首先，对于张青良而言，其已经临近退休，身体机能早已退化，正是其在办理案件中的突发脑溢血死亡，激化了三大队与王大勇的矛盾，也为三大队的刑讯逼供和程兵的坚持追凶提供了合理依据。同时，将王二勇绳之以法也成了张青良再无法继续的理想，这也间接放大了新三大队的理想。

　　其次，对于马振坤而言，其亏欠妻子太多，这是一辈子也还不清的人情债。妻子在马振坤入狱期间不离不弃，不仅独自一人照顾病重的婆婆，还要拉扯年幼的孩子。出于愧疚及对妻子的爱，马振坤选择了放弃。

　　再次，对于廖健而言，其同样对儿子充满愧疚之情。电影给过廖健儿子要钱的特写，这说明在入狱前儿子是以廖健为依靠的，等到廖健出狱后，则要跟着儿子做保险推销员来维持生活，此时的儿子已经成了他的依靠。出于亲情及为了给儿子提供经济帮助，廖健也放弃了追凶。复次，对于徐一舟而言，他是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加入三大队的，当时的他一心想着办大案要案，而忽视了案件背后被害者家庭的支离破碎。在其追凶的过程，从罪犯手中解救了一名人质，并与其迅速坠入爱河。后为了爱情，徐一舟也放弃了追凶。

　　最后，对于蔡斌而言，虽是将“我执，是一切痛苦的根源”作为口头禅，但这种自我的麻痹并未起到多大的作用，他是陪伴程兵最久的成员，最后因胃癌也选择放弃，而那段河里道别的戏，既是开导程兵放下执念、放过自己，也是在开导自己。

　　从上面我们不难发现，人们会因为亲情、爱情、健康等原因放弃理想，即便这个理想对于我们来说是刻骨铭心、魂牵梦绕的，但拘泥于现实而又不得不放弃。放弃，对于平凡的我们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其实，程兵也曾想过放弃理想、放下执念、放过自己，在新三大队成员逐一放弃、自己辛苦多年一无所获后，那种身心俱疲的感觉，让我们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窒息。但程兵又未能真正做到，这正是他的不平凡之处。这种不平凡的精神，让大多数人在观影时都会产生一个困惑，如果王二勇真的消失不见、程兵直到生命的尽头也未找到王二勇，那么程兵这后半生的意义又是什么？他抛弃了妻子与女儿，放弃了新的生活，这种付出到底值不值得？这个问题不禁让人想到了《西西弗的神话》，面对日复一日的推石工作，即便是如此之荒谬，加缪却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

　　四、被隐藏的问题

　　（一）“命案必破”的任务

　　在九十年代末，我国恶性刑事案件呈现出多发态势，地方公安机关为震慑犯罪分子、减少社会恐慌，率先提出了“命案必破”的口号，后各省市政府机关逐渐将此口号演变为地方性刑事政策。在2004年11月份，公安部在全国侦破命案工作会议上正式确立“命案必破”指导思想，地方各级机关也随之制定了更加完善的考核指标和奖惩机制。回首过去，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此政策下全国的破案率确实有了显著提高，办案人员的积极性也有了极大提升，但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较为“出名”的冤假错案，如“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王树红案”等也多发于这一时期。通过已公布的司法材料和相关研究报告我们可以发现，这一阶段的刑讯逼供的现象层出不穷，无罪判决的比例明显下降，重大恶性冤假错案激增，司法公信力大打折扣。因“精神病人刘卫中抵杀人犯案”的影响太为恶劣，河南省公安厅于2014年才痛定思痛，将“命案必破”的指导思正式转变为“命案不错”指导思想，其他省市的公安机关也陆续将案件侦破率转向到侦破质量上。不过，这次指导的思想转变大概发生在十年之后，期间第三次严打造成了多少冤假错案，也只有当事人才能知道！

　　（二）“零口供不能定罪”的思想

　　"零口供"是指当事人在被侦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中只作无罪辩解或者对办案人员的讯问保持沉默、缄口不言，拒绝作有罪供述的情况。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是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而没有被告人的供述，只要证据确实、充分，仍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并处以刑罚。但在早些年司法实践中，个别地方的司法机关往往会背离“重证据、重调查、轻口供”的原则，着重选择以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为突破口。举例而言，某地发生命案后，公安机关通过侦查锁定犯罪嫌疑人，再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确定相关犯罪事实，而后通过这些犯罪事实及口供去寻找相关的证据。当我们听到这种办案逻辑时，无论是否学过法律都会认为不可思议，但事实却是如此！为何会有个别公安机关愿意采取这种方式，一方面是“命案必破”的思想和业务考核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办案人员对自己业务能力的盲目自信。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如侦查手段或科技的落后、事件的巧合等。

　　（三）“刑讯逼供”的荼毒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的方法逼取口供的行为。作为野蛮法制的代名词，我国《刑法》是明文禁止刑讯逼供的，在刑法第247条明确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若从法学教育的意义而言，反对刑讯逼供的思想应该是刻在每一名法学生、每一名法律工作者骨子里的，但现实却与之相反，出于种种原因，直至今天我们仍能从公开渠道看到刑讯逼供案件的发生，而那些未被公开、未被发现的案件又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或许，对于那些已经公开的案件，我们应该“庆幸”，“庆幸”现在的刑讯逼供手段变得更加高超，由原来的拳打脚踢、手脚并铐、电疗针灸等变成了现在的精神摧残、熬鹰战术、有痛无伤、司法人质等。无论是采取过去的手段还是现在的手段，施暴者在施暴前都应该假想一下，当有一天自己变成受害者时，是否能经受住这种考验。

　　五、“理想的法治”

　　谈过了“理想”和“法治”，那么什么才是理想的法治？理想的法治应是与现实的人治对立的，它的根本目的在于驯化权力，把个体或团体的意志限定在法律的框架内，以此平等充分的保护每个个体的权益。这就要求公权力及行权者在既定法律确立的框架之内活动，绝对服从法律的规定，个体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以权利制衡权力。同时，理想的法治对法律本身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试想，法治有自己的生命，它是被发现而不是被发明，那么作为独立的个体，理想的法治又是什么？

　　从我们已经观察到的法治实践来看，首先，理想的法治在于法律，即被公开颁布的法律具有普适性，清晰明了且不自相矛盾，同时它还不得朝令夕改，不得溯及既往；其次，理想的法治在于公众，即法律要被公众所知悉，并对所有的公众平等开放，所有的公众都被给予充分的机会去遵守法律；再次，理想的法治在于司法者的适用，即司法者应独立自主、不偏不倚的适用法律；最后，理想的法治在于信仰，人们能够相信法治具有自己的生命并能不断成长完善，人们愿意去遵守法律、捍卫法治的尊严。